他们太平凡、太普通了，但他们困惑、辛酸、痛苦，甚至绝望的一言一行,像一种沉重的声音抑或一种沉闷的呻吟，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常常折磨着我，叫我不得安宁。强烈的记者责任感驱逐着我，迫使我提起笔反映他们的悲欢苦乐。这一现象并非个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千千万万乡村农民，是我省边远地区农民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我们不能回避，应该深思——

山村，你怎么了？
蓝天雄鹰

　　山村荒凉，出路在哪里？

　　春节刚过，未出过远门的妹妹丢下两个正在上学的外甥，与本组的一群男女南下打工去了。妹夫、妹妹都很勤劳，一家四口，三亩地，另向外出打工的农户租了五亩地，一年到头起早摸黑、泥一把水一把地干，结果除了平时开支没有分文积余。原以为是自己没有把地种好，一年比一年投入大，一年变更一种种植模式，谁知这地越种越亏。近几年，大人娃娃买不起一件衣服，娃娃捡大人的，老二捡老大的。妹妹说，这地没法种了，无论怎样也要出去闯闯。走之前，妹妹专程去向我80多岁的母亲辞行，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她怕她一时回不来，不能为母亲尽孝送终。离家那天妹妹哭得很伤心，两个外甥抱着妹妹的腿不让走。最后妹妹是趁两个外甥上学了走的。
　　妹夫家在铜仁市南部一个叫天堂的村寨上。名为“天堂”，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人口少、耕地宽、水源好，交通也不错。当年我母亲同意这门亲事就看在自然条件上。事实出乎人的预料，十多年来，全寨20来户人家没有丁点儿变化，房屋全是木房，老气横秋的，进寨的路还是生产队时期修的，外人都说这里没有一点生气，兴旺不起来。前些年，全寨人响应政府的号召，种过烤烟、栽过秸梗、养过桑蚕，不是亏本，就是没有赚头，村民种地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从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土里挖不出“金娃娃”，种田只能糊口，打工才能挣钱。于是，全寨人形成了统一的经营模式，农忙在家耕地，农闲进城打工。这一经营模式并没有给小山村带来什么，村民的日子仍然过得紧绷绷。
　　同寨的左邻右舍，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日子过得跟妹夫他们差不多。邻居大婶老莲70多岁，老伴去世几年，三个女儿都出嫁，侄儿过房赡养。她除了几亩薄地和一幢不值钱的木房外，什么也没有。去年冬天，老莲双目失明。侄儿见她无财产可继承，撕毁赡养协议，不肯承担赡养责任；三个女儿互相推卸责任，都不肯承担赡养义务。当地敬老院准备收养她，她舍不得老屋，怕背上“孤人和尚”的名声，生死不肯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同寨人看到老莲的处境，总是千方百计要生个男孩，有的丢了一个又一个女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他们撂荒了责任地，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多数家徒四壁。我与他们谈起溺死女婴的事时，有的说，我们不比你们城里人，没有男娃不行呀，现在不心狠，将来就与老莲一样，顾不得犯不犯法了。为了抚育子女，又拼命外出挣钱。现在天堂组的经济状况是，人越年轻越穷。
　　同寨王大爷60多岁，四个儿子、儿媳都外出打工，10多亩责任地的耕种任务全落在他的肩上。他说他就是日夜不睡也耕不出来，只好把远一点的土地丢掉，让它荒了。去年，天堂组的远田远土都荒芜。今年，寨上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外出打工去了，留在家的全是老小，荒芜的耕地会更多。这些外出的对家里人说，能耕多少就耕多少，耕不了的就荒掉，从外面带钱回来缴农业税。
　　今年，妹夫是打算与妹妹一起外出打工的，苦于租了别人的地，必须承担承包地的农业税任务，走不开。他拖着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娘，还要耕种八亩地。一人要想耕好那么多地，是不可能的，只有广种薄收，春天把种子种下去，秋天能收多少是多少。现在化肥、种子都涨价，投入比预计的要多得多。他说他今年的算盘又打错了，还是出去打工要稳妥些。如今他干活没有心思，盼一年的光阴快快过去，来年也好出去闯闯。
　　外出的能带回多少收入？妹夫告诉我，若出去运气好，两口子一年找五六千元不成问题，比在家耕地划算。但除去应缴的农业税、子女的书学费、双亲的口粮钱、外加人情开支，仍所剩无几。这样下去要想富裕是很难的。
　　妹夫、妹妹都快40岁的人了，现在走的路对不对头，他们说主要看运气，后悔的是迟迟没有走出去。

　　挣脱贫穷，需要付出多大？

　　听说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阿成（化名）穷得人都变样了，今年春节，我专程到家乡铜仁市茶店镇去看望他。不到四十岁的人已像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头发花白，胡子啦喳，衣衫褴褛，精神委靡。他一见我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去年大年三十，阿成做了一桌在农村来说算得上丰盛的年夜饭。他是知道妻子不会回家团圆的，仍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妻子能奇迹般地出现。他等呀等，等到晚上11点过钟，直至深信妻子再也不会来了，才端起酒碗，倒了一碗又一碗，喝了个酩酊大醉。他告诉我，这一晚如果不喝醉不知怎样才能熬到天亮。
　　阿成是我远房的弟弟，今年38岁，与我一起放牛，一起长大，是童年的要好伙伴。他体力好，又勤劳，人也精灵、英俊，是我家乡顶棒的男人。他奶奶做媒，二十出头就与姑妈的小女儿成亲。血老婊从小青梅竹马，奶奶一牵线，又是老亲老戚，这门亲一提就成了。他们生育一男一女，男孩智力不够正常。
　　“还是穷在作怪，不穷怎么会有今天？”他一提到穷，就近乎愤怒起来。由于孩子的拖累和自然条件的恶劣，家里穷得叮当响。1995年，妻子阿香（化名）吵着出去打工，阿成看到两个孩子已经上学要些钱用，一年累死累活也没积蓄，心想她能出去找几个钱就好了，依了她。她出去半年找回近万元。“这钱是不是干净钱，我开始有些怀疑，问她，她说是在毛线厂打工挣的，问多了她就发火。此后她三五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带回来的钱不是一万就是八千，对我则格外温柔，她回家的日子胜似蜜月。我一看到有那么多钱，她对我又那么好，也就不再追问钱的来历。不到两年时间我们修起了一幢漂亮的楼房，一跃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一些风言风语也随之不断传来，但想到不是她出去挣钱，我哪能住上高楼大厦呢，于是把别人的话当成耳边风。”
　　房子修好了，阿香回来的次数少了，带回来的钱也少了，后来干脆人也不回，钱也不寄。阿成认为她已走上正轨，对她更不在意。“2002年底她提出离婚，理由是我没出息，不懂女人。我如听到晴天霹雳，死活不依，反而将她狠狠地打了一顿。她最后只留下一句，‘和你这样的男人生活太没意思了’，一去杳无音讯。”阿成听外出打工回来的同村人说，阿香一直在发廊当“鸡”。阿香人算不上漂亮，但嘴巴很甜，善解人意，逗人喜欢，后来被一老板看中包养起来，还给她专门修了一幢小别墅。
　　阿成失去了经济来源，一人负担两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平时，胡子不修，衣服十天半月不洗，俨然是一个乞丐。他说他已万念俱灰，只是顾及两个孩子，否则一死了之。

　　求学路上，铺垫的是些什么？

　　如今，来自茶店镇某村的大牛（化名）和小珍（化名）在铜仁市河西办事处坝地冈租了一间房，月租40元，靠挑撮箕卖水果维持上大学的女儿的书学费。我与小珍是小学同学，与大牛又是邻村人，可以算得上是老熟人。那天，我突然走进他们的住处，他们惊呆了。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放一铺床、一个燃煤炉、两挑撮箕，还有锅碗瓢盆，窄得只能侧着身子走路，床自然就成了坐凳。我们一见面，小珍觉得很不好意思，接连不断地说，这里太不像样了，不是人住的地方。她一边招呼我坐在床上，一边用眼睛暗示大牛“管住嘴巴”。大牛的想法却不同，认为都是老熟人，诉诉苦心里痛快些，或许记者能为他呼吁呼吁。心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地倒出来。
　　大牛和小珍都是种地能手，粮食吃不完，养猪又喂牛，一年到头虽无多少积蓄，但日子还过得去。1998年，老大女儿考上重高，一年的学费、生活费需要五六千元。这对他家来说是一笔非常沉重的负担，女儿读了一年半，他家就坚持不下去了。1999年冬季，夫妇俩转包了土地，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进城做小本生意。这样，女儿与他们一起生活，可节约生活费，他俩可通过做生意为女儿积攒书学费。
　　他们没有本钱，做不起像样的生意，从水果店里进水果，然后挑着穿街走巷叫卖。大牛说，从早到晚卖一挑，有二十来元收入，若没卖完烂掉就要蚀本，两口子一个月可以找四五百元，供女儿每年的书学费还勉强可以。这仍然比在家种地强些。
　　进城那年儿子才12岁，到私立小学读五年级，学习成绩还不错。但要负担两个学生，大牛夫妇实在无能为力。2000年秋季，为了筹集女儿的学费，已向亲戚借了千多元，再拿不出钱给儿子报名，万不得已让儿子休学一年。儿子很懂事，哭了两天，就再也没有说些什么。过了几天，他随另外一个小孩上街擦皮鞋。有一天，他擦得10元，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他也可以挣钱了，他要挣钱上重高、上大学。他把这10元交给他妈，要他妈把他的钱积起来，作为今后的学费。从此儿子成了一名擦鞋工，顶风冒雨，奔走在铜仁的大街小巷。2001年秋季，又是一年开学时，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报名费需要一万多元。为凑这笔学费，大牛、小珍求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加上儿子的两千来元擦鞋钱才勉强凑够。女儿去上学那天，姐弟俩哭成了泪人儿，大牛、小珍都心如刀绞。儿子上学的事又被搁了下来。从此，儿子失学了，再也没有圆他的上学梦。又擦了一年鞋，就跟着同村人干起了泥水工。今年，他才17岁。
　　小珍终于开口了：“这么多年来，吃菜是吃别人减价的腐烂菜，三两月不见点油荤，四五年没有缝制一套衣服。日子过得太苦啦！”这两年有了儿子的帮衬，女儿的学费不成问题，一家人的日子比前几年稍好些。
　　在采访中，大牛、小珍反复说他们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愧对了儿子。

　　机遇来了，为何梦难圆？

　　铜仁市茶店镇横山小院子村民组的山坡上，白云石资源丰富，质地优良，开发潜力大。该组几代人都想把它开发出来，开辟一条生财之道，苦于不通公路，只好望石兴叹。
    小院子的条件很差，山高缺水，靠天吃饭，除了种粮外无其它经济来源，村民经济十分困难。村民明明知道开发白云石是一条脱贫致富途径，但要真正行动起来并坚持下去，实在太难。为了修这条路，村民曾经多次动工，结果不是因缺资金，就是因占地无法协调而中途停工厂。2002年冬季，机遇终于来了，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一万多元的修路物资，村民只要投工投劳，就能圆多年的梦想。该组把开发白云石作为该组发展集体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村民对此信心十足，立即风风火火地干起来。　
　　这年冬季，全组所有劳力苦战一冬，劈山凿石，硬把一条长达5公里的盘山公路从家门口修到山坡上。一时间，山上的白云石变成了争相开发的宝贝，山东的开发老板来了，铜仁的客商来了，村民的眼睛也红了。村民组要联系外地老板开发，部分村民见有利可图要自己开采碑石。村、组干部召集村民开了几天会，意见分歧很大，对究竟怎么搞始终无法统一，只好听其自然，村民组搞村民组的，部分村民搞部分村民的。去年3月，该组办起了一家石材加工厂、两家石料开采场、两家石碑开采场，甚是红火。
　　好景不长，矛盾不断产生。村民组长是靠抽签当上的，一年一届，上届不管下届事。公路占地问题得不到解决，责任山被开挖破坏得不到补偿，修公路的用工得不到合理计酬，岩山的出让意见得不到统一。村民开始对岩石的开采进行刁难，甚至破坏公路，阻止开采。看到局面难以收场，村民组长甩手不管，整个村民组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不到一年时间，这些开采场全部停产。
　　每次在解决问题开会时，村民之间总是吵架，强势的压弱势的，弱势的又不服，意见无法统一。几任村民组长也无法，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曾经组织修路的村会计杨发喜说：“主要是无相应的法规来约束，无法把村民凝聚起来。山是村民的，田土是村民的，且一包30年不变，村民不支持集体，你把他无法。”去年秋征时，被占田占土的村民以耕地被占为由，不肯完成农业税，至今还有十多户尾欠着。
　　几任村民组长说，在现在这种体制下，村民组这一级要想办企业发展集体经济，实在太难。村民只认亲缘关系，不认组长，哪房人多势众，哪房人说的就算数。组长无权，一年报酬几十元，人人都不愿意当，只好轮流“坐桩”。组长在任，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应付差事了。一些村民干脆地说，地是各种各的，税是各上各的，谁将就谁？
　　小院子人普遍认为，公路修通了，却不能成为致富路，太令人失望。当问到这个村寨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时，他们默然。

　　写作时间：200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