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中国麻将

原作：安娜（法）

        安娜，一位法国记者对麻将行话的诗意大加赞赏，诸如“东南西北”、“红中”、“凤凰下蛋”、“八仙过海”之类。在四面埋伏的麻将桌上，作者突然领悟了麻将最深刻的本质：原来麻将不过是一种面对世界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反讽桌戏。不管等级高低贵贱，人人都可以上去搓一把。
总之，麻将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说它无聊，浮躁，玩起来却很潇洒，很庄重。原来这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啊！麻将的确就是中国。
        一个几乎天天在北京什刹海搓麻将的年轻人对安娜说：“会玩麻将，就等于您了解了中国文化的80%。”这个年轻人每天上午出去找工作，下午就到什刹海湖畔打麻将。据他说，在湖边玩麻将的人，通常只是小赌，输赢不过几毛钱；而那些在公园里或者私设的赌场里大赌的人，输赢就不是小数目了，高者几万元出手不在话下，但也有因此而倾家荡产的人。
        不管怎么说，麻将首先是中国人的一种娱乐。从皇帝到平民，谁都能玩。麻将不歧视任何人，尽管它有时嘲弄人的命运，或者使人堕落。但是只要坐到麻将桌前，在骰子的转动和神秘的目光之下，个人的身份也就降到次要地位。麻将使人的身份消隐，这是事实，因为麻将具有平民化和大众化的社会功能。所以，在麻将桌上张三李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都是玩麻将的人。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乐其俗”的社会里，现代意识永远也不可能消解中国式的人情味，更不可能消解延续了几千年的符码化的市井文化。咖啡屋不可能取代茶庄。计算机也不可能取代麻将。
        所以，即使在高速更替的现代社会里，中国人仍能静下心来搓古老的麻将，而不管它外面是什么世界。从麻将这个无形的世界，安娜推断中国人在某些时候确实是与世无争的。麻将的一套纹理和用语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符码社会，既有赌徒的冲动，也有中庸的士大夫气，混杂了痞性和高贵。
        正因为如此，麻将可以让一个人在传统的符码化社会里自筑城墙，抵御来自权力或政治社会的侵犯。法国汉学家伊丽莎白.巴比诺在《中国透视》一书里曾经写道：“麻将文化，它的一套隐语，它的平均主义的驱动力，它令人眩晕的声音和手势，打麻将时品茶、饮酒和吸烟的气氛，这一切破除了命定的东西及人与世俗权力的关系。”在此意义上，麻将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陋习或另一种“精神鸦片”。恰恰相反，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剂解毒药。 
        但是在很多时候，麻将却有著不好的名声。即使是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仍视麻将为万恶之源，似乎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永远与俗文化的存在有关。很多媒体更是连篇累牍罗列麻将的坏处，将俗文化中所有的愚昧归咎于那144块骨牌。据说有一位年轻母亲，打麻将打入了迷，结果让老鼠咬死了放在床上的婴儿。另有报导说，不少女人打麻将输了钱之后，被迫去卖淫，以便继续满足打麻将的瘾头。据说麻将还导致一些夫妻离婚。
        毋庸赘言，人性进入极端的领域完全可能发生上面这类事情。这也许可以用“物极必反”这句古训来加以解释。但正如安娜所说，麻将是一个充满 荒谬的混合体。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超越善恶界限的符码化社会。在混乱和苦难的年代，人们在私生活的窄小空隙中抵御高压、迫害和死亡的空间之一，就是麻将。
        不过，无论怎样的评论都无法阻止麻将继续发出的令人迷幻的声音。极端主义和中庸永远是麻将客思考的两极。麻将，究竟是中国人精神的毒药还是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