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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一半是由用羽生辉的青铜器铸造出来的。从公元前二千年之前，由黄河流域中原二里头文化（即十三朝古都洛阳东郊）和其上游齐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面世的青铜器来看，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成为延续二千多年的青铜器时代，在中华文明史册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青铜器早期为新石器时代，散见的只有陶器制品，而青铜器时代后期，则被瓷器和铁器制品所代替。所以在二千多年的青铜器历史长河中，其制品五光十色，其工艺流光异彩。既有权力象征的各种铜鼎重器，也有尊、壶、鬲、觥、觚、钟、灯、炉等各种宫廷礼器、祭器、酒器、盛器和生活用品、陈设品、工艺品，其造型也遍及龙、虎、牛、马、羊、鹿、象、人、鸟等各种形态和饰物，仅纹饰就有兽面纹、乳行纹、蚊纹、风纹雷纹、龙形纹、龟鱼纹、曲折纹、云雷纹、蟠螭纹、几何纹、竹节纹、菱形纹、直纹、斜纹、六山纹、叶纹等几十种。从生活用品到乐器，从饰品到战争武器。可以说如繁星满天，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充分记录了中华文明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历代王室、宫廷、候门、伯爵们生前陈设豪华璀璨耀目，死后追求不朽，陪葬昂贵富丽和考究的佐证。
青铜器起源与青铜时代断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一前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分析，歧异益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见解比较合乎史实。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 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 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 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为分档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在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环，还没有材料证明中期的方鼎是何种式样，但可以确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即未见。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皆大而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宽阔加厚的边条，小屯188号墓即出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五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特殊形式，他处皆不出。
鬲这类器不甚流行，传世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纹饰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样。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有一例，为圈足双耳。以后即未见。晚期前段出现无耳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五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无耳簋是晚期前段盛行的式样。此时尚未发现有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斝类器中分段形的变化不大显著，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中期的还没有发现，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现。本期内还出现了角，角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
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瓿)这种器形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毕竟是越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五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商周彝器通考》图989盂，形体似盆而深，唇阔而平，无耳而有四系，兽面纹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样，似稍早于寑小室盂。另—种所谓“中柱
盂”，郑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盘，中有一以困纹为饰的柱。殷墟西北冈大墓和殷墟五号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冈的盂中柱围绕四条龙，作为水器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用途未详。
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l号墓的尊和卣成组合出土，殷末铸铭同组的青铜器，也有觚形尊和卣组合的现象，殷墟西区43号墓属第四期，时代最晚，亦出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也有卣随葬，而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二百余件，没有觚形尊和卣发现。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卣似乎表现为两者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此时急邃流行，但容器部份乃与以前相似，形体基本上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的两种，双耳在
口沿以下，有垂珥。有一种簋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粗大而又有长垂珥的，则更为晚出。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基本上消失。
沿用的酒器中爵觚大致相似，只有小的变化，例如平底爵巳不再出现，爵柱的位置后移等，继续行用袋足斝，但体形都较为低而宽，柱饰粗壮。盉的式样较前减少，此时行用的多为袋足盉，开始有形体亦较低的式样出现，前段的无鋬盉则没有发现。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这一情形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而且和其它玉雕、牙雕和漆器等广泛发展也是一致的，呈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灿烂光辉。
青铜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兽面纹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而所表现的物象却很多。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除了纹饰炯炯有神的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
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分割为两部份。
铭文在商晚期后段有所发展，前段青铜器铸铬的一、二字较多，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西周早期 武王至昭王
周初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而言，因袭商人遗风，非常明显，而在青铜器铸铭方面，周人形成了自己的习尚，与商人全然不同。周初铭文，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朝代更换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周初文化的着眼点。
但是，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形比较复杂，这中间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中期的青铜器。周克商后，把商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周人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亦被分赐给周奴隶主贵族，而通过征服战争，还可以有种种掠夺。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铜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可发现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例如传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组礼器，其铭文非只一个族氏，而至少有三个族氏之多，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商末之器。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三件，所铸族氏之名有九种之多，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陕西关中周原等地周人旧居的墓葬中，出土的商器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克商之前周人没有大规模的青铜工业，至今还未发现可以构成时间发展程序的先周青铜器体系。在克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这些转而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如果不铸铭文，就难以区别是商或周，因而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必需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
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可以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很多，如武王时代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代的小臣单觯、何尊、保卣、保尊、盥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康王时代的有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旅鼎。昭王时代的有旅尊、旅觥、旅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
西周早期墓葬重要的发掘，有陕西宝鸡竹园沟和纸坊、澧西马王村、泾阳尚家堡、河南睿县辛村、洛阳砖瓦厂、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燕国墓地、河北昌平白浮、元氏西张村、湖北江陵万城、山东滕县滕侯墓地等等
。西周早期几乎没有新出的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在鼎类器中，流行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口圈呈圆角三角形，腹部庞大而下垂的兽蹄足鼎，如德鼎、大盂鼎、外叔鼎等都是这种式样，中、小型鼎中也很普遍，它的流行直至西周中期。另一种是鬲鼎，即所谓“分裆鼎”，比商晚期更为流行，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分裆愈来愈浅，鼎做成袋足原是为的扩大受火面积，鬲鼎到了西周早期，以其特点来说多是徒存形式，袋足几乎成了残痕，如成王时的献侯鼎是其退化的典型式样。方鼎仍然是长方槽式，多数形体无大变化，有少数敛口垂腹四角圆浑的有盖方鼎开始出现，较早的为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方鼎。西周早期鼎足的做法，也有某些变化，在商代晚期，除小鼎而外，多是短粗的柱足，西周早期鼎的柱足，趋向于长而较细。
鬲类器中深袋足的束颈鬲逐渐减少，分化出形体较低而阔的几种式样。
甗类器多为甑鬲连铸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主要是甑的高低阔狭有些不同的做法，下部的鬲足也有作兽蹄形的。 但西周早期的数量比商代晚期多。
簋类器的变化比较显著。方座簋的出现最为突出。簋这种器形周初完全是因袭商末的式样，但是有些簋的
圈足下连铸一方座。周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玉时的叔德簋、伯矩簋、德簋，昭王时的令簋和过伯簋，以及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几具方座簋等等，都表明方座簋是始于周初的特有形式，在殷墟或相当于殷墟时代的墓中或传世器物中，从未有方座簋出现。
西周簋的设计趋向于加高圈足，方座簋的出现必定包含了提高器体成分，其它圈足簋的设计，也有类似的情形。有的双耳下有长珥，为了解决支撑的问题，在相应的两侧又接上垂长珥的两耳，成为四耳簋，用四根柱状的珥把鼎体悬托起来，也有四耳做成兽腿的形状。小臣速簋在圈足下另加三柱足，有的簋在圈足上做成四条
很长的兽腿。乙公簋双耳垂珥做成象的长鼻以为支柱，另在圈足的相应位置又置有两象耳。攸簋圈足下有三个立虎悬托簋体。也有的加高圈足，在圈足下缘再加一圈宽阔的边条。凡此种种做法，都在于升高簋体，用意是和方座簋的设计相同，是西周早期簋形制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卣类器在西周早期一度相当流行，现存的青铜卣中，属于这一时期的不在少数，卣和尊是周初两类最主要的酒器。形体大别为两类，一是各种椭扁体卣，一是直筒形卣。据现有的发掘资料，这两类卣存在着同样的组合关系，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中出土的这两类卣都为—大一小的两器组合，这两器的容量比值约为3：2。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的漯伯筒形卣，也为大小两器组合，两卣大小组合的情形，最早的见于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鼎卣，此卣大者一器、小的另有一方座，其容量亦约为3：2。这一情况也许在商晚期后段
出土的卣已有成对的资料，但大小相配成组合的资料甚少。在周初两卣大小相配成组是固定的现象。
椭扁体卣这种器物的流行，本来是在帝乙帝辛时代，邲其卣就是帝辛时的产物。但是筒状形自传世的商器并不多，先是在灵台西周早期墓，后是在宝鸡竹园沟成组的发现了多起。
西周早期椭扁体卣比较普遍的是器腹下垂的很多，在铸有周人铭文的卣中，没有发现如商代晚期器腹最宽处在器体中线的较早形式的卣。垂腹形卣分为较高的和稍低的两类，但西周卣的发展趋向是器体偏低。
大约在成、康之际，有一种截面为椭方形的卣出现，即把扁体垂腹作成椭方体垂腹，如士上卣、庚赢卣等少量的截面为圆形垂腹卣，也出现于此时，如宗宝彝卣。
壶类器中主要是截面为椭圆形或椭方形的阔颈提梁壶，它是远承商代晚期前段同类扁壶而经过变化的式样。它的形体小于前者，颈阔也不如前者，但都有盖和提梁，前者提梁和盖或有或无。这种壶整个的数量甚少，
它大约是卣的补充，有的著录中统称为卣，但以形体而言，实属于壶类而不是属于卣类。
尊类器中，盛行无肩觚形尊。成、康时期有一类器体比例较高，圈足下常有宽阔的边圈用以增高气势，例如成王五年的何尊。也有不加边圈作寻常高度的，是商晚期形式所沿用。以上两种器腹都不显著臌出。另一种觚形尊腹部呈圆弧状臌出，是为新的变化。昭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如瞏尊、召尊等形体较低而宽，是这类尊的较晚式样。
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点，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是多数器的共同特点。具有刀
形足的爵，也是此时的特点之一。觚因袭商晚期，可以确知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与商觚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周原扶风家族器群中的青铜觚，中腰极细，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纹饰只施于圈足上，是周初觚发展的唯一新式样。西周觚的数量远比爵的数量少，但爵、觚是成套最基本的酒器，当必有一定数量的漆、木觚相配，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漆觚、漆罍、漆簠，说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 至于觥、罍、觯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袭，但前两种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觥，为晚商所罕见。
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是商晚期的式样。兽面纹没有什么变化，但角型中多内卷角、牛角，其它的角型也有，但很少。有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周初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纹饰是蜗体或卷体有触角的兽纹，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泾阳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组青铜礼器都有这样奇异的纹饰。但是天亡簋上这一纹饰的图形已相当成熟，不能排除先周或商晚期出现这类纹饰的可能。
风鸟纹有所发展，盥方鼎、仲子觥、等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凤鸟纹饰。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鸷鸟或凤纹为装饰，但西周早期的风纹显得更为华丽，数量更多些。其它鸟纹的种类，也比商代的鸟纹多。
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发展，是大量的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天亡簋、何尊、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麦尊、令尊等等都是铸有长篇铭文的重器。一般铸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器则属于常见，远远超过了商代晚期，从而体现了商周两代文化差别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宗教意识很浓，把青铜器作为单纯的祭器或礼器，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现了几篇载有锡命或记事体裁的铭释。周人则不同，他们也以青铜器作为庙堂的宝器，但是很突出的是他们凭借青铜器铭文来宣传作器者个人或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而这种荣誉和地位常常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西用早期许多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政治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这一类内容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最为突出，铭文的格式也比较活泼。西周早期一般地记载作器祭祀祖考的铭文也不少，这是商代习俗的遗留。周初青铜器中非周族所铸的器也不少，非周同姓的诸侯国所保存的还是原来的文化和礼俗。
西周中期 穆王至夷王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基本上是晚商的体制，除了铭文以外，整体面貌改变不多。到了穆王时代，
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速的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有的著作中将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划入西周前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而原有的传统式样也顽强地保留着。这一时期产生了形制很新颖的青铜器，也出现了传统的老样子或其残留。在穆王、恭王二世，这个过渡的特点，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地淡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
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很多。但各家对于王世的推断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件器，有的置于恭王，有
的置于懿王。而许多器的铭文中有关的人名都是彼此有联系的，虽然部分青铜器推定的世次不同，但主要是在中期的范围之内，作为这—时期的一般特征，是很明确的。穆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长由盉、刺鼎、斑簋、静簋、丰尊、丰卣等等。恭王、懿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墙盘、九年乖伯簋、十二年永盂、廿年休盘、效卣、元年师虎簋、二年王臣簋、二祀吴方彝、望簋、史免器群等等。孝王、夷王时有：师晨簋、师兑簋、师俞簋、五年刺簋、大克鼎、小克鼎、克盨等等。
墓葬的发掘资料，扶风庄白出有伯冬戈诸器的墓、长安普渡村出有长由盉的墓，是穆王时期或穆王之后的墓。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也属于这一时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然西周中期的墓葬发掘有一定数量，但是陪葬青铜器中型以上的墓则很少发现。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主要来自当时的窖藏，所埋藏的青铜器群有时是同一世家祖孙几代人的器物，因而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很有价值。重要的有扶风强家出土的即簋、师臾钟等器的窑藏，歧山董家出土有裘卫器群的窖藏，扶风庄白出土有微氏世家103件青铜器群的大窖藏。这些窖藏青铜器的时代经过分析，绝大部分是西周中期器，少数的也可能略晚。规模较小的窖藏
时有发现，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如齐家村东发现出有日已方彝和日己觥的窖藏中，也有几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鼎类器的器形出较复杂，存在着新旧两种形制。如恭王时代的两具曹鼎，其中铭十五年的是器腹低垂的柱足鼎，这种鼎西周前期常见，昭王时代的师旅鼎，就是这一形式；铭七年的是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则是新的形式。此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是大器或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器腹较浅，这种情形大约是昭穆之际出现的，而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宝鸡茹家庄2号墓所出的井姬鼎是合口鼓腹，有盖附耳和短柱足，儿鼎是扁圆腹合口立耳短足，都是常见的式样。还有一种鼎腹扁圆臌出，上段收束成一道宽的器壁，有柱足和兽蹄足，也是前所未见的。又如方鼎，穆王时吕方鼎是西周早期方鼎的典型式样，而冬戈鼎两器深垂腹短足圆角，一为立耳有盖，一附耳无盖，是为这时新的形制。至于那种形如锅状大敞口圜底兽蹄足鼎，特称为盂鼎，是这时期较晚才出现的。
簋类器中，迢簋作合口扁圆体、环耳、圈足下又有三柱状足，全器作平行横条纹，是新式样。合口平行沟条纹的环耳簋，此后就相当流行，如乖伯簋、豆闭簋和师虎簋等器体。都由迢簋这个基本形状发展而来。伯冬戈器群的簋，一种是西周前期的双耳簋，一种是敛口簋，盖的周缘和器口有纹饰，而盖的内圈和器腹，亦为凹凸的同心圆和凹凸的横道沟纹，即所谓瓦纹。这类器以前都断得很晚，而冬戈簋的出土，证明它出现于穆王时代。又如师簋和辅师簋是同—人所作之器。师簋是西周早期双耳垂珥簋格式，辅师簋敛口有盖，下承三短足的凹凸横道沟纹格，是典型的西周中期式样。其它如仲竞簋、师旅簋等等，都是各种变异的式样。茹家庄弓鱼伯
墓的簋敛口狭唇环耳，圈足上有三兽形足，更为前所未见，长方形圆角新的食器盨，首次在西周中期发现。兴盨是盨类中较早的形式，山东曲阜鲁城西周中期墓发现盨簠用组合，故簠这类器也是西周中期出现的。同时出现的还有莆，字也作铺，这是一种大高圈足的豆形器，西周中期簋的形制显示了新旧交替，新的式样最终完全取代传统式样的过程。
酒器中筒形长颈兽头环耳的大腹壶，是懿、孝时期出现的，十三年兴壶和三年兴壶都是这类器形，现存这类中最早的式样设计已非常成熟，它的出现也许有略为提早一点的可能。按这类圆壶基本形体设计的方壶，也在此时出现。这两类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一直保持盛行。另有一种宽颈、垂腹的圆角方壶也偶有发现。
方彝类在穆、恭、懿时期仍然行用，日己方彝、师遂方彝、吴方彝盖都属于这一时期。日己方彝直壁、师遂方彝皆曲壁。后二器形体较小，但有很显著的变化，内部有隔分为两室，盖上有相应的两孔，并且两侧各有一象鼻形的耳，这种有耳可执的方彝也是前所未有的，大约也是方彝的最后形式。
尊类器的形制基本也是旧式的，敞口深袋腹低圈足的尊，主要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效尊、丰尊、启尊、免尊等都属于这一类形式。日己尊和彖尊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尊，后者如方彝一般，也有双耳。兽类有双耳可能不是始于穆王而稍早，次数出现较多的则是在西周中期。
饮酒器中爵的遗存甚少，痪爵和孟爵仍然保持西周早期式样。但是这时出现了三种饮酒器，一是形如无提梁的小卣形器，一是其圆似杯的小觯形器，另一是深垂腹小尊形器，均铭为饮壶。
罍没有基本的改变，只是形体略为偏低，不论是方罍或圆罍都如此，如长由墓出土的繁罍、陵罍等。由罍演变的醽，也在此时出现。仲义父醽与克鼎、小克鼎共同出土，说明这种器形初见于西周中期。
水器中的盥器西周早期以盘盉组合。盉大约可水、酒兼用，发现恭王时代始有匜这种水器出现，但铭称“旅盉”，所以有一部分盉的作用同于匜。鲁故城西周中期墓发现有仲齐盘匜组合之例，但另有一梨形大壶，小口有盖，体部上下亦有系，铭曰戎壶，实为汲水的大壶。
乐器有很大发展。扶风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三枚甬钟成编，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编钟，西周普渡村出土长由盉墓，同出的亦有编钟三枚，但是懿王和孝王时的几组痪钟，成编者五组，钟数虽不全，其规模可以想像。传世克钟五枚，为甬钟，另一纽钟平口似镈，铭文相同，但只发现一枚。甬钟能产生双音，而平口的纽钟只能奏出单音。春秋时代行用的这两类钟，西周中期已形成制度。经实测，现存的西周钟都没有商音，这是当时音律的特点。
西周中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西周早期的纹饰。二，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三，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所行用的纹饰，在西周中期都已出现，区别在于西周中期纹饰带有过渡的特点，是传统纹饰的变化，消失和新纹饰产生的并行时期，西周晚期的纹饰，从整体来看已经没有或甚少有旧的痕迹了。
兽面纹逐渐衰退，班簋、廿七年卫簋、日已方彝、师邃方彝、弭伯簋、蔡姬尊和守宫觥等等，都以兽面纹作为主纹，班簋这类兽面纹，虽然已经开始简单化，但基本上仍属于西周早期的式样；卫簋、日己方彝、蔡姬尊等是比较粗疏的和多少有些变形的大卷角兽面纹，这类纹饰多不施雷纹地，师邃方彝和碉生簋属于变形的兽面纹，即除兽目尚可辨别之外，其余部分都以勾曲的粗线条组成，不求形似，兽面纹的进一步变形是更简略的
对称构图，这时目纹也已蜕化，可有可无了，如甘七年卫簋、弭伯簋及克鼎等等。以上的四种兽面纹或其变形是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的，并不表示演变的过程，但最后一种变形兽面纹流行最广。
凤纹是西周中期具有特征性的纹饰，虽然西周早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风纹，但在穆、恭时代似乎达到了高峰。冬戈簋、效卣、丰卣、静簋、孟簋等许多重要青铜器，都是西周中期最为流行的大风纹，通常都呈对称回顾形排列，有长而华丽的冠或分冠，喙大部作卷曲形。此类大凤纹至懿、孝时期的青铜器上，已不易见到。
长尾鸟纹也是西周中期鸟纹中较多的一类，鸟尾逶迤的长度常为鸟体的二倍至三倍，而且其延长的部分多
与鸟体分离，如、县改簋、录簋等等，都用这种分尾的长尾鸟纹作为母题，而且线条愈益粗犷简单。
长冠或花冠的回顾龙纹，也是这时期的主要纹饰之一，这类纹饰较为具体的形象见于西周早期的匽侯盂，兽头有长的花冠、分尾、体似鸟而非鸟。西周中期这类纹饰以甚粗的线条构成，亦为兽头长冠或长花冠，体弯曲成~~形、或<__> 形，这~~形与鸟尾的~~形容易相混，故有的竟做成分离形的鸟尾状。这是变形过程中的错位。典型的如师奎父鼎及裘卫簋等。
变形是西周中期纹饰发展极主要的特点，一类是波曲纹，一类是~~形和<__>形结构的动物纹，一类是鳞带纹。波曲纹的发展可能在穆王之后，目前发现的恭王后期的埔孟、懿王时代的兴壶和孝王时代的克鼎等，都以大波曲纹作为母题。动物的~~形和<__>形的变形纹饰，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恭王时代，并普遍地作为器物的主题装饰。鳞纹，这类高度象征的纹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的龙纹体躯，或盘的纹饰中偶一可见，在西周中期发展成为主纹，如师酉簋、师兑簋、大簋等都施有这样的纹饰。
西周中期铭文，除穆王时代一些作战纪功的铭文以外，多为册命的记录，具有固定的格式，内容为封官、
世袭等事。贵族社会的一些现象，如换田的批准，讼诉的胜利，乃至祖考的追孝等都有反映各种铭辞的形式，也已经有一定规范，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固定程序,这一时期纪年铭青铜器比西周早期丰富得多。
西周晚期 厉王至幽王
经过了西周中期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过程，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它是中期的延续，但是已经没有中期那样交错复杂的情形了。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这一时期大体上是厉王和宣王的器比较多，没有发现可以确定为幽王时的标准器。重要的器有厉王时代的
麸簋、麸钟、郑季盨、此鼎、散盘、禹鼎、鄂侯题方鼎、南公柳鼎、虢仲盨、公臣簋等等。宣王时代的有颂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南宫乎钟、师寰簋等。
西周晚期墓葬的发掘，重要的为郟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但此墓的下限在灭虢之年，因此包含着相当一部分春秋早期的遗存，陕西澧河西岸的客省庄和张家坡等地，发掘了许多座西周时期的墓葬，有一部分是西周晚期墓，其中一墓出土郑季盨，推算纪年为厉王时器。同墓中也有较早的器物。但一般情况是，关中地区和周原及洛阳地区西周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较少，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掘西周晚期和
西周末墓葬约十四座，其中仅两座有个别的青铜礼器，在山西地区也有零星的发现，具有规模者甚少。目前对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传世西周晚期铸铭的标难器。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较多的出于周原地区的窖藏。如扶风齐家村南发现三十九器一窖，其中有部分是西周晚期器；扶风召陈村发现十九器一窑；歧山董家发现三十七器一窖，其中少量的也有西周晚期器。扶风齐村发现的厉王麸簋，可能也是窖藏。
西周晚期的鼎，流行最多的有两种，一是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如禹鼎、史颂鼎之类，其形制同于大、小克
鼎；一种是盂鼎，即器腹似半球形的鼎。以上两种都是兽蹄鼎足。从遗存的一般数量来看，盂鼎在这一时期内发展较快，鼎腹可分深、中等、浅三类，深的如南宫柳鼎，中等的比较多，如颂鼎，浅的如卫盂鼎，这些鼎有立耳，也有附耳。孟鼎这种形制在西周中期之末已有出现，如大鼎即是，但是作为时代特征性的器形，则盛行于西周晚期。方鼎已不再出现。
西周晚期甗，仍是圆体和方体两种，前者甑部较低而宽大，方甗逐渐流行，如伯硕父甗、叔硕父甗等都是方甗。
簋的形式比较单调，大都沿用中期的合口盖簋、颂簋、师寰簋等属于这类器中盖沿浑圆的一种，郑虢仲簋、白家父簋等属于这类器中盖沿垂直的一种。另有一类合口有盖的环耳簋，也仍行用，但遗存的数量不多，如散伯簋和公臣簋等。方座簋偶而可见，式样也是沿用西周中期的，麸簋的器体同于兴簋，只是双耳特别壮伟。西周中期和晚期簋的区分与鼎及其它礼器一样，需更多地借助于铭文的考订。
盨、簠在西周晚期很流行，两者相比，前者遗存的数量较多于后者，簠、豆等食器发现不多，当为漆木所制，朽坏不易保存。
酒器壶仍如中期的长颈垂腹壶和方壶，方壶似有一定发展，如颂壶、梁其壶等，梁其壶壶盖为莲瓣形，则
是西周晚期出现的新式样，在春秋时代甚为流行。另有一类款足盉，足肥而短，小口有盖而宽肩，有鋬可执，或自铭为莹。
水器仍为盘、匜组合，形制无变化，形体巨大的虢季子白盘成长方形，是唯一的特殊形制。
总的来看，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形制没有突出的发展，品种也少，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此时纹饰绝大部分是波曲纹，~~形和<__>形的变形兽纹，鳞纹也是最常见的纹饰之一。变形的兽面纹也偶然可见，行用的还有直条纹，总的来看化较简单，有些重器甚至素面不施纹饰，但是对器物的突出部分如簋耳、匜鋬之类的仍保持装饰的具体形象，如师寰簋的双耳均为雄奇的龙头，虢季子白盘衔环的龙头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主体的形象很难变形和做得抽象。值得注意的是龙体交叠的纹饰已个别地出现了，如颂鼎的交龙纹，交缠的龙纹在上村岭虢国墓地青铜器件中也有所发现。
西周晚期铭文颇多长篇巨著，毛公鼎、散盘、禹鼎、颂鼎等都是国之重器。内容除一般册命官职之外，对猃狁入侵的抵御，对淮夷的控制和征伐等有突出的反映。但大多是流于形式的为祖考自作礼器的铭记。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至前7世纪上半叶
犬戎入侵，申侯曾侯与西夷的策应，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最后导致了西周的覆亡。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大国诸侯争霸的局面。
春秋早期青铜器仍然是西周的体制，而有若干变化。王室和王臣的青铜器急剧减少，诸侯国的青铜器占主要地位。例如蔡侯匜、陈公子甗、陈侯簠，曾大保盆、邦季故公簋、杞伯簋和壶、齐侯匜、郑伯盘、芮公壶、芮太子鼎等等。
春秋早期的考古资料并不多。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甬钟和纽钟(公元前697一前678年)可以视为标准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较为重要。其中自七鼎至一、二鼎等四个级别的数十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早期器。郏县太仆乡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也是典型的春秋早期器。新郑的春秋墓葬很多，早期的曾国个别有所发掘，山东曲阜鲁故城发掘，曾发现过几座春秋早期的墓葬。黄县归城南埠村、关中地区秦公园陵北的八旗屯秦墓，春秋早期的随葬器物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基本相同。至今为止，
这一时期所发掘的都是中小型墓。湖北随县所出的曾伯文簋和曾伯大父簋及京山郑家河水库出土的曾仲族父壶等器，虽非科学发掘，要之亦为春秋早期器。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形制虽然是西周晚期体系，但也出现了几种新的器形。首先是盆的出现。传世的如曾大保盆。考古发现的有太仆乡日夭盆，鲁故城201墓的一式盆等，而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盆的明确记录。其次是椭杯的出现，这种横向两侧有耳的长圆形杯，其较深的有称之为和，如蔡大师和。旧称为舟(即尊彝的器座)的器，实际是饮器，山东曲阜鲁城春秋早期墓中皆出现数器，一种颇不多见的狭颈、宽肩、深腹的平底扁壶，大约亦在此时出现，大仆乡器群中就有这样的壶。春秋早期的罍大都颈短、宽肩而器体较低，与西周晚期器体偏高者有较大的区别。
春秋早期的纹饰与西周晚期相似，但有微小的变化，就是出现了龙类相交缠的纹饰。以前所述，颂壶上已有交龙纹出现，上村岭虢国墓地也有这类纹饰。春秋早期交龙纹与其它纹饰一样都显得粗疏，曾伯箂簠的交龙纹可能是春秋早期中较晚的新式样。
这一时期的铭文长篇的甚少,内容多是诸侯、卿大夫等婚媾媵器和自作用器的记录。铭辞书体也无显著的变化。
春秋中期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
由于考古资料不够充分，尤其是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缺少，因此难于严格地标定分期的年限，而且各国青铜器的发展也未必平衡。虽然如此，但仍有少量的标准器或接近标准器的资料。
传世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钟，铭记其先世有十二公，此十二公从秦仲算起，到十三世作器者为秦康公(公元前 620一前609年)，秦公簋的形制尚是春秋早期式样，而其纹饰已是较为繁缛而重叠的卷龙纹或交龙纹了。河南光出黄君夫妇墓和山东沂水刘家店墓中所出土的黄大子白克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标准器的作用，黄国之灭在前648年，这些器大都比春秋早期的精丽，因而是春秋中期器，它的下限，自当早于前648年。河南信阳市平桥樊君夫妇墓也属春秋中期。此外吴者减钟的者减皮鹤即毕珍之子，为前650年以后之器。
传世的青铜器有宋公戍钟，式样近于秦公钟，为宋平公器(前575—前532)。齐大宰蘬父盘和国差嶦，国差即国佐，大宰蘬父是其父，两者约当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六世纪之初。但是此时精湛的青铜器不会突然出现，很可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及其相邻地区，在前六世纪上半叶稍早时，青铜器的发展已有所变化。前六世纪上半叶当时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相交递的时期。
春秋中期青铜器和西周中期有某些类似之处，即具有早期到晚期的过渡特点。
盂鼎类器盛行，除了沿用圜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常见的式样，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双耳合口的盖簋仍继续行用，但器体上的横列沟条纹有的已经不采用了。盨已不再出现，簠仍然行用，器形有所变化，在口上另竖一道宽阔的边。食器中一个大的变化是敦的多次出现，这时的敦有三小足和圈耳，益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但这种器物是前所少见的。这一时期壶类出现一种器口较宽的短颈壶，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公铸壶，信阳平桥春秋墓的樊夫人壶和二墓的一对壶盖等，都是所发现的同类器形。此外，个别发现的还有甗形盉。
青铜乐器在国君级的墓中既出成组的甬钟，也出平口的纽钟和铃钟。
春秋中期青铜器纹饰也存在着新旧交替的情形。变形动物纹、波曲纹等继续行用，但逐渐改变了粗犷的风格。显得愈益规矩和精丽。在上述纹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重叠的或相交的交龙纹结构，并且由早期抽象的甚至首尾不辨的动物纹，重新恢复龙或兽的具体形象。首、角、目等各部分愈来愈清晰。但是，变形的动物纹并未完全消失。出现了较为复杂和繁密的四方连续动物纹，如秦簋公等不少器上都布有这类复杂交缠的纹饰。春秋中期的纹饰在结构上虽然有新的式样，但在技巧上还不是精工细作，因而仍有某种粗犷的风味。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76年
春秋晚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得到政治优势而进行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高涨。从当时各种遗存诸如玉雕、漆器、原始青瓷、纺织品等制造工艺的水平来看，的确有着极大的提高，青铜铸造业并不由于青铜时代的终结而造成衰疲，反而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和器物种类等许多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第二个高峰。
这一时期的标准器物在山东地区的有齐洹子孟姜壶、邾公华钟；在安徽、江、浙地区的有蔡侯产剑、徐王庚儿钟、吴王光鉴、吴王光戈、吴王夫差御鉴、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在江汉地区的有楚王领钟，昭王之湟簋；在中原地区的有宋公丝鼎；在山西地区的有浑源李峪村器群、赵孟介壶等等。
这一时期或与达一时期有联系的重要考古发掘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等，山西万荣庙前村春秋大墓，山东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莒墓，以上皆为较完整的大墓，中小型墓，如山西侯马上马村11号墓,15号墓，长子县东周墓之1、2、7、11号墓，河北邯郸百家村57号墓、山东莒南大店镇莒国殉人墓的编钟，长沙楚墓和江陵楚墓群中这一时期的墓葬等等。
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形制比较复杂，各个地区的器用也不尽相同，而有的地区发现甚少，情况未明。但总的来看，现存这一时期各个地区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纹饰的共同点大于不同之点。
春秋晚期青铜器纹饰种类甚多，风格总的倾向是追求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交缠各种龙蛇纹占有支配的地位，其构图有单体蚪结或复合的作各种形状交缠，排列成繁杂的四方连续，这种纹饰是春秋中期同类构图微型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都是文献中所记裁的卷龙或交龙之类，有许多纹饰是龙的形象缩微，有的是变形
缩微，因为图像缩小得只有用极细的双钩来显示其结构，具体部位的表现只能省略变形了，如果以单独的龙纹为母题，则图象成为带状交缠，而龙的构图也很复杂，体躯上往往饰以细密而均匀的雷纹，智君子鉴和鸟兽龙纹壶等都有很典型的纹饰，山西长治、长子等地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及侯马铸铜遗址中发现的陶范，甚多此类纹饰，那种有回旋状小羽翼密集的变形龙纹，其体躯多省略，主要只表现头部和突起的羽翼，是飞龙的纹样，整体看来如无数刺粒状，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令尹子庚墓的甬钟等，都有这类纹饰。前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中原三晋地区为主，后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
春秋晚期另一种新的纹饰是红铜镶的，包括龙、兽、凤、鸟，以及表现狩猎的各种题材。由于表现人之狩猎活动的图像出于初始时期，因而带有粗拙感。但是它已摆脱了青铜器纹饰的图案规律，而成为构图比较自然而生动的初级画像。
春秋晚期青铜器铭文，重要的以山东地区某些诸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诸侯国的为多，中原和三晋地区的却反而少。这时遗存的铭文内容，以记载自作用器的为多，铭辞或长或短大体上有一定的格式，内容总以显彰器主本人的世家、地位和身分，及自诩品德之美为主，记载婚媵的铭文亦在少数。铭辞除了诸侯或主要的卿大夫之名可与史籍相印证，以及部分有史迹可资考查者外，关涉史料的内容不多，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的缘故。
青铜器铭文之研究
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制作假铭文，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诸方面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铜器铭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文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手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特点、修辞、语句、文法的习惯及其
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文字。即使是从青铜器研究角度来观察与认识金文，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文字规则去做深入的钻研，而没有简易的道路。
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文。
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商代晚期铭文
此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
一，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二，在氏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已、辛、壬、葵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三，仅铭有“日名”。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二种形式的省略。
四，仅铭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
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四祀卣铭文字数即达四十二字。
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
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
西周金文
由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已进行得比较深入，所以西周金文在整个西周时期各个阶段的面貌即大致得以明朗。鉴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行的铜器分期似并不完全同步，同时也为了使对西周金文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时间上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周早、中、晚三期为序来概述青铜器发展、演化情况。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青铜器铭文会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带时代性的风格。然而这并不能排斥铭文风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个性的体现，因为当时书写铭文的作者在风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对各阶段铭文特征的介绍，就只是泛泛而谈。
西周早期金文
西周早期金文可分两个阶段来概述：第一阶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时期，但康王时期(约偏早)仍有部分器铭具有本阶段特点。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的字数很少的族氏铭文及其与先祖曰名组合的铭文。铭有此类铭文的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朝遗民。但自此阶段开始，长篇与较长篇的铭文已多了起来，内容关系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官制，军制等。从总体上看，此阶段金文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金文的持点。首先是布局不够规整，依然是竖成行而横不成排。字形大小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书写气势亦较豪放
，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所有这些均与商金文近同。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甗侯鼎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中得知。
第二阶段，康、昭王时期。此阶段铭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与第一阶段较长铭文相近似，亦多关系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族氏铭文已少见。与第一阶段铭文不同的是，多数铭文排列较第一阶段规整，不仅竖成行，而且横也成排。但仍有部分铭文由于每竖行字数与字的大小未能一律，在总体较整齐的情况下显出个别的不整齐。此阶段铭文有两种字体形式。
其一：字体笔画仍显浑厚，还有明显的波折，部分笔面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如康王廿三年之大盂鼎铭文。 其二：字形一改过去较浑厚、豪放的书风而为规整、拘谨。多数字笔画均匀，但仍有一些字点画上作粗肥笔，如天字上一笔，王字下一横，才（在）字横画与竖笔交接处等皆是，此外有的字右边捺笔仍有波折。此种形式的铭文大致出现于昭王时期，如御正卫簋与启卣铭。
以上两种字形属于本阶段之主流。但本阶段铭文另有一种较松散的形式，每竖列字数基本相同，但因其字大小不一，横排基本上不齐整，字形亦有波折，似仍具第一阶段遗风。惟笔划较细，且多圆笔。
西周中期金文
本期金文中记录周王于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始出现，并渐成套子。“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始流行。本期只有极少数铭文后铭有族氏名号。字体形式则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穆王时期，共王时期部分器铭仍有此阶段特征。铭文基本上沿袭以上所述昭王时期出现的那种小而规整、拘谨的字型，总体显现出一种整洁的风貌。文字的象形性己甚弱，表现人体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状而下肢向下伸展。
第二阶段，共王至懿王时。部分器铭于铭文布局之规整程度及字形结体上尚留有上一阶段的一些特征，但笔道
已粗细一致，进一步向线条化方向发展，波折与粗肥笔画皆已不存在，这显然是为了使书写更加便利。而在字形上也相对上一阶段拘谨的形式有所变化，显得较宽松，此种风格的铭文可见于共王时的墙盘铭文。本阶段另有一些器铭风格较别致，布局上均比较散漫，虽已无波折与肥笔，但字体比较开扩、敦厚。
由上述可知，本期第二阶段的铭文亦存在规整与粗犷两种风格，而以前者为主流。但在本期末叶约孝王时，又已出现西周晚期金文的形式了。
西周晚期金文
本期在时间上即指夷王至幽王时期。本期有较多长篇铭文，内容多为套子化的廷礼册命。有关战争、土地狱讼
等方面内容亦较多见。宣王时出现最长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铭，长达四百九十九字的铭文，记宣王对毛公之诰命。此外，本期铭文末尾多有套辞，盛行“万年无疆”之类辞句。特别是本期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文，亦是非常有特色的。本期铭文布局工整规范，横成排，竖成列，在少数器铭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长方格，表明当时在制范时是采用先画格后按格作字的。本期字形特征较明显：一是普遍作长方形，字形大小相近同；二是笔道绝大多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仅个别字，如“天”字上一横，“旦”字下一横仍有作圆点状的，“丁”字仍多写成圆点。此种金文字体旧或称为“玉箸体”。由于字形典雅，行列整齐，所以本期铭文总体上显得庄重、肃穆。如上文所言，此种“玉箸体”实源起于中期末叶，但在本期才盛行。如：夷王时的史颂鼎铭文，夷王或厉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等等。
春秋金文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大夫所制，因此这一时期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之社会活动与其典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采的局面。这种情况与周王室衰微后，列国以自立之意识竞相发展自已之势力，国内卿大夫室家亦逐渐兴盛之政治形势是相符合的。
此外，由于历史背景发生上述变化，自春秋早期开始，西周晚期金文中习见之有关廷礼，册命内容的铭文即已不复见。
春秋早期金文
春秋早期因接近西周，故此时期列国金文皆不同程度的保留有西周晚期金文的一些特征，体现在文字结构及书体上。其中，尤以一些重要的诸侯国的金文更与西周晚期金文形似，文字作长方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如：晋姜鼎、齐侯匜之一、鲁伯厚父盘、曾侯簠等等。春秋早期的秦国金文尤与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文在字形结构与风格上很相近，这可由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土之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公鎛铭文与虢季子白盘铭文相比较得知，如上文所言，这说明秦国文字继承了西周晚期王纖地区内西部区域的文字特征。但是此期列国金文也呈现与西周晚期金文一定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
(一)部分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形亦不规整，大小不一，也非皆长方形，如苏甫人匜、匽公匜、郑姜白匜。此种字体，可能较接于当时流行的俗体，或称手写体，而上述与西周晚期金文相近同的规整的文字当属特意加工的，比较郑重的正体。
(二)淮河，汉水流域与汉淮间诸国，有的在春秋早期即较明显地体现出与西周晚期不同的风格。如陈伯元匜铭文，又如楚赢匜铭文，文字皆大小不一，多曲笔、并有故意将笔画拉长之趋势。
春秋中晚期金文
至春秋中晚期，列国金文在形体上均已形成较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地理区域，甚至区域相邻的不同国家间的金文也有了较大的差别。但当时大小国众多，今日所能掌握的金文资料，尚不足以逐一作细致的、分国别的研究。下面仅根据现有资料，将这一阶段金文大致分四个区域作概述，这四个区域即是东方之齐鲁，中原之晋、南方诸国。关中（秦）。
齐、鲁金文
这一地区以齐国金文的资料较为丰富。从春秋中期时，齐金文出现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字形瘦长而工整，笔画流畅，竖笔往往长垂而迂曲，显得庄重而又典雅。例如出土于易县的所谓齐侯四器(鼎、敦、盘、匜)之铭文。然齐侯盂铭文，此盂铭文字体与易县所出齐侯器铭文极相近。
在此同时，齐国金文还有另一种风格。字形较方、笔画舒张，风格比较豪放，如国差黵铭文，传世之洹子孟姜壶的铭文《大系》也可归属此种形式，惟布局较为草率。以上春秋齐国金文的这两种形式虽书法不同，但字形结构却是相一致的，这只要将以上齐侯盂铭文、筋鎛铭文与国差黵铭文比较一下即可知。两种形式中，前者当是一种着意加工的艺术字体，后者则是接近于平时流行的手写体，或称俗体。
鲁国与齐国相毗邻，但现所见到的春秋中晚期鲁国金文罕见齐金文那种瘦长，工整而多垂笔的字体，多数器铭
之书体仍较多地保留西周晚期金文的风格，稳重而敦厚，这也许与鲁国保存周礼最多有关。惟此阶段金文字形大小已不尽同，相比西周晚期，个别字体笔画亦迂曲，布局多显得较宽松。体现了时代之风格。比较典型的字体，如鲁大司徒厚氏元铺铭文、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
此一阶段齐、鲁金文不仅在书体上有一定差别，而且在习惯采用的字形结构上也不尽同，当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较特殊的写法，如“寿”字上部笔画（“老”字头），此点曾为学者所注意。但是齐鲁金文字体结构的差别还是更引人注目的，如比较一下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与齐侯盂铭文,由“其”、“寿”、“万”、“保”等字的写法，即可看出字体结构上定差异。以上齐鲁金文的不同，说明列国政治上独立性之增强与地域上割据之状态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阂，即使地域邻近亦未可免。
晋国金文
春秋中晚期时晋国政治中心还在晋南，地可归属中原。属于这一阶段晋国的金文发现得不多。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栾书缶，因铭文中“栾书”之名见于《左传》，为晋景公、晋厉公时人，活动于春秋中期偏晚，故一般认为这件缶即栾书所作。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制，文字亦属楚系。持此说者对该器之年代则有战
国时期、春秋晚期二说。
此器腹部铭文错金。盖铭记时八字为阴文。
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一阶段有铭晋器中，晋公奠为春秋晚期器，器铭之晋公，有平公(前
557一前532)、定公(前511一前477)等说法。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大小亦不同，但笔画细劲而多方折，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所以应属于当时流行之手写体，而未经刻意加工。约属春秋末叶的郘钟，为魏氏之器，其铭文书体近于晋公奠，但圆笔较多。此外还有长子购臣簠（《文物》1964年7期），长子在春秋时属晋国，其布局松散，字体仍带西周晚期遗风，惟亦多圆笔，风格较柔弱。另一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晋国有铭器物是出土于河南辉县的赵孟庎壶，今藏英国博物院。其铭文记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黄池之会，知器当制于春秋末叶。铭文与晋公奠明显不同，字形修长，笔画工整而流畅，显然是郑重的艺术型字体。
由上面提到的几件器铭，可知春秋中晚期晋国金文书体较纷杂，但大致可归属手写体（或称俗体）与艺术形字体两种，前者又有方折笔与圆笔之分。
南方列国金文
这里所谓南方列国，主要是指当时江淮流域或邻近江淮流域的诸国，包括蔡、许、徐，楚，吴，越等国。宋国比较靠北，但从其金文字形看，亦可归入于此介绍。这一区域的金文大致有三种形式：
其一，较为随意的字体，亦可称为手写体或俗体。特点是，字形长方或较瘦长，圆笔较多，稍显粗犷，笔画多拉长，末端弯曲。这种书体当是袭自于上述春秋早期陈伯元匜、楚赢匜铭文的风格。此种形式之铭文字的大小不统一，布局亦不甚规整，如以下诸器铭文：徐王义楚鍴、宋公栾簠、楚王子申盏。
其二，较工整的艺术型字体。其字形硕长，笔画细劲，竖笔挺直，撇捺多迂曲，并列笔画喜作平行婉蜒之态，带有很强的修饰性。如以下器铭：吴王孙无壬鼎，蔡公子义工簠、许子妆簠。楚王孙遗者钟铭文稍显草率，但亦大致可归属此种形式。
其三，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虫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用于同一铭文中。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1期）与马承源《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
秦国金文
春秋中晚期之秦金文发现较少，仅就现有资料看，它与当时东方及南方诸国金文在字形结构与书体上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铭文，即是本阶段秦金文的代表。将此铭与春秋早期秦公鎛铭文比较，可以看到，此时的秦金文较多地承继着春秋早期秦金文之特征，即依然有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秦公鎛，秦公簋铭与石鼓文无沦在字形结构还是书体上均相近。对于石鼓文年代；学者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其时间范围约在春秋中晚期之内。秦公簋的文字结构与书体特征较之秦公鎛更近于石鼓文.
秦公鎛文字较舒展，多圆转，而秦公簋文字与石鼓文一样，均显得在结构上较为谨严，方正，在字形上更加规整，且在笔法上改圆转为圆折之笔，这说明秦金文字体是在春秋中期开始得到进一步改造，从而更规范化、渐接近于小篆。
战国金文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
战国时期，从原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在金文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仍具有较多的共性。铜容器铭文中字形规整的一类，以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钟铭文最著名，从铭文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铭文铸成，结体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舒朗的风格亦与上述凝重的齐国金文形成一定的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之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西方秦国文字的影响。洛阳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手写俗体，在规整程度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山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中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与方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而又潇洒,点画之间或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文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方壶铭文长达四百五十字，也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金文。
南方的楚国，在战国早期、中期时，金文字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时期南方金文那种硕长的形体特征而较为宽阔，笔画迂曲、流畅，如楚王醔章镈，与同时期的北方金文相径庭。至战国晚期，楚国金文形体多已变
得扁平。笔面较短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同早、中期楚国金文已形成明显反差。
关于本阶段新出现的且比较常见的“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纪量铭文，多数是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且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笔画细如芒发，字迹较潦草，俗体字亦较多。
战国中、晚期金文除了上述特征外，区域性较之春秋时期并未减弱而更有所强化，文字之字形亦因地区不同，在字形与结构上有不少差异。在列国金义中，旧存的西周春秋文字形体在此时已被地方性俗体取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形声字于此一阶段金文中繁生，长篇铭文中还大量使用假借字，这种情况亦为前代历来见。
战国金文中兵器铭文是一大宗，据古文字学家多年研究，列国兵器刻辞之内容与形式已可大致得知。如三晋战国中晚期兵器刻辞往往在开首纪年后依次记三级职名、人名。
三晋兵器中的“工师”多数作合文。工师前所加之“某库”，如韩器中所见之国都与地方之“左库”、“右库”，国都之“至（襄)库”、“武库”，赵器中所见国都之“邦左库”、“邦右库”与地方“左库”、“右库”、“上库”、“下库”，魏国的“上库”（可能仅设于国都）、“右库”、“左库”，这些库均是当时各国制
造与存储兵器的处所。纪年用“王立事”，冶尹或治名后有“执齐(剂)”(即执掌青铜之合金成分)字样者多属赵器。冶尹或冶名后有“鼓(造)”字者为韩器。这类字形与文辞的特点亦可作为识别三晋兵器的参考。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刻铭亦记有上下几级铸造负责者职名、人名，也是先纪年，然后记职名、人名。秦兵器铸作分中央与地方两类，中央铸作兵器铭文所记负责者依次为相邦、工师(或有工大人)、工，相邦、诏事、亟、工，或相邦、寺工、丞、工。最高负责者由丞相担任，作丞相、师、工、丞相、丞、库、工。地方铸造兵器之铭文所记负责者则为守(郡守)、工师、丞、工(工的身分亦有为工鬼薪、工隶臣、城旦等类刑徒者)。秦兵器铭文中的“工师”不作合文，写成“工币”或“工师”，后者较晚。
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少数可见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者名。三级为郾王某、攻(工)尹、攻(工),二级仅有工尹与工。但燕国兵器铭文更多的是铸铭。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仅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为器主，此兵器类只有戟、戈、矛，铭文形式为“郾(燕)侯某”或“郾(燕)王某“造(或作)某器”。已见燕侯名有载，王名有职（或称侯）、戎人、喜。对这些燕王名所指各为史载何王，学者们作过研究，但尚未有定论。燕国有少数器铭则
记监造者为将军或其他官吏。旧有有“子之戈”拓本流传，已有学者指出其实为赝品。除以上形式外，燕兵器铭文中亦有仅署明兵器所属军事部门名称的，如“左军戈”、”右军矛”，都很有特点，为它国兵器所未见。
齐国兵器铭文主要是铸铭，文字较粗犷。未见“物勒工名”形式，不记监造者与工名，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标明铸造兵器地点之地名，作“某地戈”之形式，地名如“平险(阴)”，“珲”、“阿武”、“平阿”等。地名下有的注明里名，如“平阳高马里戈”。也有在地名下加“造戈”二字的，如“高密造戈”，或在地名下加“左戈”“右戈”(亦有简化为“左”、“右”的)如“平阿左戈”。第二类是标明兵器之器主，实亦即使用兵器之军事武装的统帅者。多为陈侯(即田齐国君)及诸卿大夫贵族，言“某某戈”、“某某造戈”，戈名或称“徒戈”或“散戈”、“车戈”。如“陈侯因咨戈”，陈侯因咨即齐威王因齐，又如“陈子翼告(造)戈”、“陈子翼徒戈”。陈皆作堕，即史书所见之齐田氏。齐国兵器铭文中“戈”常写成“钱”，“造”写成“锆”或“戨”，为其特点。
战国时的楚国兵器铭文较少见。战国早期时楚兵器仍有鸟虫书字体，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春秋中晚期流行的另外两种金文字体，此时仍存在，仍是铸铭，其内容主要是标明器主之名，采用“某”之器，或“某”之郜(造)的形式，如江陵雨台山三期墓(战国早期墓)M100出土戈(M100：15)所铭“周驛之戈”，字体延袭春秋晚期之硕长艺术体，但笔画变短，迂曲笔道不多。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析君墨启戈，字体虽仍近于春晚期南方流行的俗体的形式，显得较瘦长，但笔画拉长已不明显，风格简略而随意。至战国中晚期，楚兵器铭文在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惟或在铭前加上纪年词句，常作“××之岁”的形式，即是大事纪年，但已由铸铭转向以刻铭为主
，且在结构上变得松散，甚至草率。这种字体上的变化与整个楚器铭文的演变过程是相符的。
青铜器的名称及种类
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斝(jia，音甲)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u，音姑)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
觯(zhi，音志)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igong，音四公)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卣(you，音有)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鴟鴞形或虎食人形。
盉(he，音和)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i，音仪)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簋(gui，音轨)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u, 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盨(xu, 音须)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i，音对)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爵(jiu, 音决)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
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骗。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古代青铜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絲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
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
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
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迺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
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鍬”，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二)全器伪作
全器伪作大约有两种方式：
1、不以真器为模本，而是自行设计形制、纹饰。在设计时可能参考《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著录之图像及铭文，这些书摹绘本已多失真，再加上作伪者又常对器形与纹饰作局部改造，铭文亦多加以杜撰，于是使此种伪器常出现形制、纹饰不合规范，形制与纹饰不吻合及铭文字体、文句不合古法之漏洞，多见于乾隆以前伪器，在《西清古鉴》等书中即可以看到此种器物。如该书之“商父庚鼎”，形制虽无大错，但口下涡纹带间夹以兽面，商鼎纹饰无此种形式，显为伪制；又如“周仲尊”双耳半环式，实是西周期壶形，但耳间纹饰却为饕餮与曲身夔龙，器形晚而纹饰早，圈足上纹饰也为西周时器所不见，铭文亦不通。这种全伪之器，在著录刘体智藏器的《善斋吉金录》中亦有不少，如“子觯二”，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之形制，但纹饰形式似觚纹，而且带扉棱，皆为西周觯所不见。容庚先生以为伪，甚是。
此种全伪器中，有一著名之器应该提到，即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又称“晋侯平戎盘”)，盘内底有铭文五百五十字，有错金银纹饰。其铭文为刻成，书法拙劣，文辞杂取自散氏盘、石鼓文及《尚书》、《左传》，双耳制造不佳，圈足为焊接，内底呈圆形凹陷。此盘约伪造于乾隆时，曾藏于清怡王府，同治九年(1870)流入英国。
2。以真器为模，用翻砂的方法或失蜡法(贴蜡法)铸成。多见于乾、嘉以后。以此种方式所作伪器，由于形制合于规范，且往往又于其上创造假锈，故较难识破，尤其是作伪高手制品，几乎能乱真。但研究者们经数年探讨已积累了一定的辨伪经验，主要是从青铜器铸
作技术角度进行辨伪，其要点可以概括为：
(1)新铸伪器一般比等大的原器沉重。这是因为商周青铜器长期埋葬于土中，多已经缓慢腐蚀，铜质已有不周程度的朽坏，而伪器无长期腐蚀过程。如陈佩芬先生曾著文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重4.28公斤，而按原器伪制之器，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0.26公斤。由于有此种现象，故有经验的鉴定者都有用手掂量亦可感知真伪的体会。
(2)用失蜡法(贴蜡法)所铸伪器器表无突起的范线。商周铜器多采用块范法铸造，合范浇铸后，器表多留有范线。用失蜡法制伪器既不用块范，故器表不可能有任何范线。用此种方法制模，是先于外范上贴蜡，分割成几块，然后拼合在一起。这样在浇注铜液后，即会在器表上看到蜡模拼合处所留下的凹陷的痕迹，与块范法铸器凸
起之范线形状显然不同。
(3)伪作器多无垫片。古代用块范法铸造，需用碎铜片按一定方式垫在内外范间以固定二者间距离。有的青铜器甚至能在体表凭肉眼看见垫片。但作伪者，特别是早期作伪者，限于对商周铸铜技术的了解程度，一般并不懂得使用垫片，更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时期垫片的分布方式，因此垫片的有无与垫片的分布方式可作为判定真伪的的重要参考。关于商周铜器内垫片的分布方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世贤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用强度可达200KV的x光透视机对若干商周铜器进行观察的结果，发现商器腹底垫片一般不超过三个，放置在模、范之间距离最小的地方，呈三角排列，器壁上很少见垫片。西周时器(如鼎)腹底垫片数目皆多于三，比较常见形式是除在靠近底纹部分有三个垫片，呈小三角形排列(或在足与足间呈大三角形排列)外，每足旁又各有一或两个垫片对称排列，此时期器壁上有数量甚多的垫片。春秋战图时期圆形器腹底与器盖垫片也多作有规则的(如呈环状)排列，方形器则不规则。此时器壁较薄，故垫片使用极多。张文并介绍用强力X光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进行透视的结果，知其垫片的分布及其他内部特征与大部分西周铜器表现的一样，从而肯定其为真器。
(4)古代以块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较严密、光洁，而用翻砂或失蜡法所制伪器表面有时会出现砂眼、缩孔等现象。
(5)新铸伪品所做锈与真锈有区别。古代青铜器长久埋于地下，与潮湿土壤、地下水及其他诸种有机、无机物相接触，表层即会发生化学反应而生锈，由于此种锈是逐渐生成的，故有复杂的层次，诸层次色泽不同，且周围边缘有自然的断面。其质料坚硬，用指甲剥抠不易脱落，用刀剔或用锤敲击后会成片或成块脱落。但假锈是用人工方法在较短时间内造成的，故与真锈在形态、质地方面均有别。
据宋、明、清历代文献记载，假锈的制作有多种方法。如上文提到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即曾讲述时人制作
假锈方法是以水银夹锡末，涂于新制的古器上，令匀，然后以浓醋调细砂(按：即氯化铔Salammoniac)末，以笔蘸于器上，调成腊茶面色或漆色，立即浸入新汲水中。不入水即变成纯翠色。
自近代以来，作假锈的方法更为丰富，对于各类假锈之制法，近年来曾有多位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先生作过研究，并指出了识别各类假锈的方法。概言之，有的假锈是用漆调色涂抹在器表制成，其色泽、层次复杂、自然，但不结实且发白，用指甲即能抠掉，用碱水煮，用酒精、香蕉水揩之亦皆可去掉。还有的假锈是用硫酸铜加
化学品在潮湿环境下生成，其质地坚硬不易剥抠，但浮薄、层次单调。也有的假锈是将铜器浸泡于醋、石灰、盐水中，再埋入地下，经几年后生成，但其亦层次浅薄，颜色带土气，疏松而不坚硬。这后两种假锈均可用硝酸、氨水揩除，露出铜之本色。
(三)真器作伪铭
凡属此种类型者多是在原来无铭的真器上伪制铭文，而且常选择大口器，如鼎、簋、盘、匜之类，因为于这些器类上后制铭文较容易。前文已提到，于真器上作伪铭，兴盛于乾隆以后。咸丰以前，此方面的名手有陕西的苏兆年(即苏七)及其兄苏亿年(即苏六)、张二铭(即凤眼张)。商承祚先生曾指出，叶志铣藏器中有不少陕西人伪刻之器，朱为弼《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此种伪铭最多。陕西作伪者多在真器上刻铭，可能与该地多有素器出土(秦更年《金文辨伪》)有关。咸丰以后，同治、光绪降至民国期间，山东济南、河北衡水(居住北京)、潍县与苏州也皆有不少作伪铭之好手。乾隆以后于无铭真器上制作的假铭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伪刻铭文虽有所本，但字体、内容与真器器形时代不相合，或铭文自名与器类不相合，出现明显的错误。这是由于作伪者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缺乏断代知识所致。凡属此种情况今已较易辨识。例如《善斋吉金录》“诸女匜”，器真，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形制，但铭文却属殷代晚期，显为后刻，此伪铭乃转摹自《三代吉金文存》五者婚方觥铭，是书标器名为“匜”，但实是觥，作伪铭者不知，故以其铭文摹刻于匜。又如同书“叔宾父铺”，在西周晚期铺上刻假铭“叔宾父乍宝盨，子子孙孙永用”，以铺为盨，是作伪铭者不懂二者之差异，故露了马脚。再如《善斋吉金录》“中义父鼎”，是在西周早期鼎上伪刻西周晚期偏早之中义父鼎铭，器形与铭文年代发生矛盾。铭文实仿于《三代吉金文存》中义父鼎铭文。
二是真器与伪铭时代大致相合，伪铭亦有所本，但字体较松散、呆板，没有真铭之神态。此种伪铭如与其所本真器铭相比较，其为伪刻可一目了然，如《善斋吉金录》“白色彝”，器形为西周早期偏晚之簋，铭文六字为后刻，实转摹自《簠斋吉金录》鼎一五之铭文，两相对照，簋铭之伪即很明显。
战国时期兵器本多刻铭，故作伪者多喜将无铭之战国器上加刻伪铭，且亦多有所本或略加改动，但伪刻字体笔画往往显呆滞且间有错字。
三是于真器上加刻伪铭，并无所本。纯出于杜撰、字体往往拙劣，文词亦多不通。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周弦纹鼎，器真属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其上伪刻六字，几不成字，为伪刻中下乘之作，且字体原欲仿商器，亦与此鼎制不合。又如《善斋吉金录》之“霉斝”，鋬下、柱上有铭，但字体松散无章法、且柱上误将“彝”字写成似“霬”的字。再如戈铭，是在战国时戈上加刻之伪铭，字体死板并有错误，且“孝于大宗”句只适合用于祭祀所用之酒食器及乐器，亦不适合兵器。凡此违背器物性质、用途的铭文均属伪作。
在此种后刻伪铭中，多见仿宋人金文著录著作中已变形的书体，笔道末尾作尖头，笔画软弱无力，且时有错字及不辞之处，凡此多属清中、晚期作品。今皆不难辨识。《善斋吉金录》中所收之“齐侯豆”，是在战国铜豆上刻伪铭，文字可能参考了齐侯敦，但文句出于杜撰，字体亦近宋人变形体，且多有讹误。
除以上在原无铭的真器上刻假铭外，亦有的作伪者在真器原铭前后又增刻伪铭，此增刻部分笔法、气韵均与原铭不符，且伪铭为刻成，与原铸铭字口及锈色亦皆不合。典型例子即《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之遂启祺鼎，原铭九字，于道光年间该铭前后被作伪者加到了一百二十四个字。
对于伪刻铭文的辨识，上面讲到要从内容、字体等方面着眼，但当作伪技术较高或作伪者对青铜器属内行，以上两点无明显错误时，判断是否伪刻，即需要仔细观察笔刻、字口。凡铸成的真铭文如是阴文，字口与横直交
接处均较圆，字口内锈色与素地相一致。但伪刻铭文字口多方直，由于使用錾子而留有痕迹，且必然损伤原器氧化皮色，所作假锈与原器素地亦不相协调。
由于刻铭存在以上致命弱点，所以进入民国后，作伪者开始采用腐蚀方法作假铭文，即先在器表涂蜡，再于上刻字，然后用硝酸或三氯化铁之类腐蚀字口，使器表形成阴文。这样做出的伪铭不再有刻文那錾痕，但由于涂腐蚀剂时，有时在量上会把握不准，例如涂的不匀称，会使字口深浅不一，甚至有断笔。而当腐蚀过度时，又会使铭文臃肿不堪。这种假铭的例子，如容庚先生指出的《善斋吉金录》中的师麻孝叔簠、申比父豆。又如罗福颐先生所指出的伪铭，此铭即因腐蚀过度，文字已粗笨无笔法。近年，又有学者深入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兮甲盘”，将此器形制、铭文与《商周彝器通考》所载真器器形、《三代吉金文存》所收此真器铭文相比照，断定其器真而铭伪，伪铭即是用腐蚀法做成的，而且可以看出有笔划不连贯，缺笔划或过于粗肥、臃肿之毛病。
(四)真器后制伪纹饰
此种作伪类型包括在原本素面无纹的真器上作伪纹饰与在有简单纹饰的真器上增补伪纹饰两种情况。其中比较
好辨识的是，作伪者对青铜器纹饰之时代特征缺乏深入了解，故而“张冠李戴”，如在东周时期青铜器上刻商代流行的纹饰。但亦有作伪纹饰与器形时代大致相合的，此种伪纹饰如刻工技术不高，纹饰形象与商周铜器纹饰不合，亦较易辨认出来。但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伪制纹饰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罗福颐先生曾指出，《梦帏草堂吉金图续编》二十四之果尊，原素面无纹饰，1946年入北京厂肆后被作伪者在尊腹刻纹饰一圈，由于刻工甚好，如不与原器相比较即难以辨认。所以遇到此种情况，判定纹饰之真伪即要审慎，需对纹饰制作手段作精细的考察。伪刻纹饰具有与上述伪刻铭文相近同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破绽，仔细观察是可与铸成的真纹饰相区别的。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多有三层花(如地纹最低，主纹饰高出地纹，而饕餮纹之类的目纹又高出主纹饰)，这是伪刻纹饰难以作出的。少数伪刻纹饰亦可能高出器表，乃是用工具在器表錾出的，但被起走的底子往往不平且留有刀痕。也有的高出器表的纹饰是用铜片或锡、铅片焊贴上的。据程长新等同志所撰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乙父癸觯”纹饰即是用锡或铅片贴成，但花纹粗糙、死板，与殷代铜器纹饰的风格难以相融。
近代各地区的仿古作伪
各时代有各自的仿古作伪特征，这是判断年代，辨别真伪的关键。而近代各地区仿古作伪也各具特色。古董商人曾将各地伪器按制作地称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等。下面将近代各地区作伪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一)近代苏州民间仿古作伪。
苏州是近代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之一，伪造银器的历史要早于北京。晚清至民国期间，苏州仿古铜名匠有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骆奇月、金润生。整器皆伪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他常语仿作熟坑的器物。刘俊卿则常仿作生坑器物，同时还加入铁锈。周、刘作的伪器流入国外者不计其数。苏州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多仿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器物，仿得精致、避真。
2．胎质的合金成分与北京不同，冶铜时一般都加入银元或银元宝，所以生成的地子亮，闪白。皮色是用大漆加颜色作出来的。
3．分铸组装时铸痕不打磨掉，无垫片，器身常出现—砂眼。
4．伪器与真器大小不一致。
5．由于铜质好，花纹也流畅、利落。
6.铭文錾刻得较深，而且规整。
7.器物的口沿、扉棱的边缘及棱角发硬，缺少圆润柔和之感。
总之，苏州的伪器在铜料、皮色、锈斑、铭文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铸造技巧较之潍县造精细得多；仿熟
坑器物比北京的好；但伪造生坑器有的不如北京。
(二)近代潍县民间仿古作伪。
山东潍县仿古铜器约始于400年前。清代老艺匠相当多，如有以錾刻花、铭见长的范寿轩；有擅刻细笔道铭文、又能翻砂制镜范的王荩臣和他的儿子王海等，共十几位。潍县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铜器的特征。
2.采用组装法，耳、足、身等分铸，再用焊锡将其组装成器。焊接处不是范痕，即使作上假锈，将锈去掉便露出锡来。
3.有的用蜡模翻铸，铸出的器物壁厚体重，有砂眼。
4.作锈方法系先用盐酸浸泡，埋人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地子和锈。如前述故宫藏民国仿周代方盉就是用这种方法造成的锈，锈层浮薄、松软，没有地子。此外，方盉腹上的方格兽纹是周代没有的。
5.潍县老艺人王氏父子伪刻铜器铭文名噪一时，若不是眼力好的古铜专家，很难看出破绽。故宫藏有半片西周初期残鼎，残高21．2厘米。解放前夕，商承柞先生在琉璃厂“尊古斋”看见了这块方鼎残片，上有5l字铭，铭文内容文理驳杂，布局结构松散，字体呆板，笔画粗，显得臃肿。遂问老板黄睿从何处买到这真片假字的残器
。黄说王海欠他二百多块钱，无钱偿还，就用刻好字的方鼎残片顶债。并说字在器上看还可以，拓出来就不太好了，刀痕和字口崩茬非常显露。粗笔道是王海想仿刻铸字，但效果不佳。残方鼎的铭文仿西周后期克鼎，但鼎的造型、花纹又是周初的特征，二者不能统一。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先生曾经说过：古器文字，一行有一行之气，一字有一字之气。伪刻只能得其形，但神气和韵味是刻不出来的。
（三）近代西安民间仿古作伪。
西安也是仿古作伪较早的地区，在真器上錾刻伪铭便始于西安。清咸丰二年（1852）刊刻的《长安获古编》卷2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安知县刘喜海甚好古铜，对有铭文的古铜加价收买，而无铭文之器却一件不收。因此，西安一带的古董商设法在我铭文的真器上錾刻伪字，以投刘氏所好。从此，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便在西安兴盛起来。近代西安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仿造度量衡器居多。
2.作锈方法系将伪器埋入地下若干年。这样生成的锈与真器的锈近似，与酸咬、堆积成的锈不同。
3.突出特点是在錾刻伪铭方面。当时，有张姓艺匠人称“凤眼张”的，还有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是西安錾字作伪的巧匠，多在诏版、量器上刻伪字。《金文著录简目》中著录的番仲吴生鼎是西安所出的干坑器物。西安
所出于坑器皆无地子，仅一层薄绿锈，粗糙。此鼎原无铭，现有18字铭，容庚先生认为是“凤眼张”伪刻的。故宫藏有—件西周初期的兽面纹盂，高26、宽39.8厘米，重6．78公斤。此孟现有铭53字，是仿春秋曾伯霓簠铭移刻的，字刻后进行过腐蚀，破坏了原来的氧化层，同时铭文第二行正数第二字和第三行正数第二字之间有錾破补痕，字旁有锈斑。此器是西周的，而铭文却是春秋时期的特征。此器也是西安作伪铭者所为。
(四)近代北京民间仿古作伪。
北京是近代民间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所谓“北京造”，为迎合外国古玩商的需求，尽量作的华丽、精巧、形制奇异，地字、锈斑也很逼真，能与“苏州造”、“潍县造”媲美。北京伪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最多。
北京最早的古铜局“万龙合”的匠师“歪嘴于”，曾与清宫太监们一起修理过铜器。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故世。他的技术、字号都由得意门生张泰恩继承。后来，张泰恩将字号改为“万隆合”，人称“古铜张”。他既能刻伪字，又能作伪锈和翻砂，技艺颇精，生意兴隆，为北京的古董商人作了不少伪器。他门下有十多位徒弟，功成业就者有7位：张文普、贡茂林、张字英、张书林、王德山、赵同仁、刘俊卿。他们和张泰恩一样，都是河北衡水县人。近代北京民间铜器作伪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他们的制作上。
鼎
鼎是最重要的器种之 一，原是用以烹煮肉 或盛肉类的器具；但 后以礼器为主用。
青铜器主要纹饰
夔纹 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说文：“夔……一足”。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 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 《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chi音吃)纹 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国语·吴语》“为虬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虬小蛇大”。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 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 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 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 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
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 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 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
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 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 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收藏青铜器应具备的知识
要鉴赏辩别一件青铜器，仅仅了解青铜的历史，它的形态、纹饰、铭文、组合关系与铸造工艺等还是不够的。或者说具备上述知识和技术，还只能就事论事，只是一名鉴别青铜器的匠人。要想成为青铜器鉴赏与辩伪的行家里手，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至少应该有历史学、语言字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诸多方面的知识。
中国古代青铜器流行的时间很长，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代开始，在商末。西周时达到鼎盛时期，至战国末年衰退，两汉仍有它的出现，共跨越夏、商、周、秦、汉五大历史朝代。绵延达两千年。
青铜器
bronze ware
用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制造的器物。青铜硬度大、铸造性能好、耐腐蚀，适于制作工具、武器、日用器及雕塑艺术品，是人类最先广泛使用的金属器，在人类历史上促成了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之后的青铜时代。
青铜器的出现 据考古发现，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青铜器开始出现。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区是西亚。在两河流域发现的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及阿卡德王国时期萨尔贡一世的青铜像等，都是较早的著名青铜器实物。埃及在中王国时代出现锡青铜，到新王国时代青铜器普及，除青铜工具外，还用青铜制作战车及庙门的饰件。在印度河文明中，已有用青铜制作的锄、镰、斧、刀、矛、剑及舞女和动物雕像等。欧洲的青铜器出现较早，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是邻近小亚的巴尔干半岛东部。后来爱琴海地区也有了青铜器。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曾提到，火神赫菲斯托斯把铜、锡等投入熔炉，炼成了阿基琉斯所用的盾牌。在迈锡尼文明中，用金银镶嵌的青铜短剑等已相当精美 。铁器发明后 ，青铜继续使用 。在欧洲中世纪，青铜用于制作教堂的门、圣物箱和烛台等。直至19世纪，青铜还广泛地用于制作家庭用的盆、罐及吊灯一类物品。
中国青铜器 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小刀 ， 据测定 ， 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商周时期青铜广泛地用于制作生产工具、武器、车马上的青铜构件、饰件及装饰品、礼器等。青铜礼器又称彝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分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①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其中盛肉的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 875 千克，是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分。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 9 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 5 鼎、士用3鼎或1鼎。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②酒器。包括饮酒器爵、斝、觚、觯、觥及盛酒器尊、卣、壶、罍、方彝等。商代贵族饮酒成风，西周初曾严厉禁酒，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饮酒器大为减少。③水器。有盘、盉、匜、鉴等。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 。④ 乐器 。有铙 、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商代铸造的铜斝))
青铜武器的种类也很多，主要有钺、 戈、 矛、戟、刀、剑、弩、镞、盔等。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造型庄重，而且表面大多铸或刻有精美的纹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商代及西周初期主要饰兽面纹(饕餮纹)、龙纹 、 夔纹及凤鸟纹等，繁缛神秘。西周中期以后盛行窃曲纹、环带纹及鳞纹等。春秋中期以后盛行蟠螭纹及蟠虺纹等。春秋晚期以后出现的反映宴乐、狩猎、陆战及水战等古代社会生活、战争场面的纹饰，开汉代画像艺术的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青铜礼器是贵族宗庙官室中的重器，贵族往往将记述与自己或祖 先有关的重 大事 件的文 字铸或刻在礼器上面，作为自己世官世禄的凭证与护身符，从而使青铜礼器上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的珍贵史料，这就是青铜器铭文。例如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 499字，是目前已发现的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商代青铜人头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战国时期，青铜礼器开始衰落，青铜武器也开始被铁兵器取代。但青铜货币及日用器如铜镜、带钩、玺印及灯等发展起来 。 其中青铜货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的主要种类。铜镜在汉代和唐代得到高度发展，直至清代才被玻璃镜代替。
酒器
”无酒不成礼“，酒是祭 神，礼仪交往等活动 的必备之物，故盛酒 的青铜器具也自然成 为礼器了。
杂器
有些青铜器应该划分不 同的种类，但由于数量 少，研究的也很薄弱， 故未归入以上的一些器 物暂入杂器。
铜镜
在玻璃传入中国之前，古 人用什么照容，美容的呢？ 虽然有人说铜镜的效果 不是很好，但考古发现 和传世的铜镜的数量还 是很多的。
兵器
国家最大的事，在于祭祀 和战争，因此，最先进的 技术用于制造兵器，青铜 铸造技术也不例外。
乐器
青铜乐器是礼器只不可 缺少的器种，钟鸣鼎食 是贵族生活不可缺少的 部分，也是一种等级制 度的象征。
水器
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神祭 主，宴前饭后要经过严格 的洗盥之礼，因此其亦可 归入礼器之类。
食器
青铜食器也是礼器，因为 用什么样的器皿盛煮食物可以代表不同的等级。
青铜器的类别。我国青铜器数量多，种类复杂，分类法一般按用途划分，大体分为以下几大类：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货币、玺印、符节、度量衡器、铜镜、杂器等。 每一大类中又包括若干种类器物， 如食器中包括鼎、鬲、簋、甗、簠、盨、豆等。
中国青铜器概说
什么叫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最早应产生于什么时候？这对于青铜器的藏家以及有志于掌握鉴定技术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从考古学上讲，中国青铜器特指商代和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物，这些器物以铜质为主，加入少量锡和铅浇铸而成，器物颜色呈青灰而得名。其种类主要有工具、兵器、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尔器、车马器等。形制多样，纹饰精美，铭文为书法艺术瑰宝。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物，形制端庄厚重，精细华丽，纹饰多为饕餮纹、夔龙纹、动物纹及几何形图案；铭文苍劲古朴，一般字数较少。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于简朴，形制放达随意，纹饰也多为精线条的几何图案，但长篇铭文却比以前增多，这或许是文字发达的缘故吧。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形制轻薄精七纹饰除动物纹、几何纹外，还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的图案。
青铜器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我国商、西周、春秋三个历史时期就属于青铜时代。而中国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有一则传说叫“蚩尤作兵”。相传蚩尤统率本部人马进攻黄帝部族，双方“战于涿鹿之野”，交战之初蚩尤军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摇篮有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种兵器，估计这些兵器就是用铜制成的。后来，黄帝制作了指南车用于战争，才扭转了战局并制服了蚩尤。《子华子》还记载：为庆贺胜利，黄帝不派人去首山采铜矿，然后将铜矿石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作为战争胜利的纪念。
以我国出土的最古老的青铜器棗马家窑青铜刀而论，中国青铜器制品最早出现的时间决不会晚于距今四千年以前，即夏朝建立这前就已经出现了铸铜。马家窑文化遗址位于甘肃东乡，出土的青铜刀是彩单范铸造的，而在河南登村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郾城郝家台龙山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铸造器物时留下的青铜渣。以上发现足以说明：中国青铜器最早产生的时间当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
中国青铜器在世界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古老的长城。有志于掌握青铜器鉴定技能的学人芸芸，中外藏家希望得到一件青铜真器则自不待言。为什么中国青铜器能如此深深吸引着众多收藏家呢？实在是器物自身独有的魅力使然。
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期，青铜器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爵和铃了。共铸件厚薄均匀，并且有简单的纹饰，青铜器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商周1500年的历史，是我国青铜器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商代前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都有明显进步。这时，礼器种类增多了，器物花纹粗犷有力，同时出现了铭文，传世商代青铜器中曾出现“亘”字和“父甲”的铭文，这是我国青铜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铭文。
商代晚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铸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种类包括礼器、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工具、乐器、杂器等。这时的铜器制作精良，胎壁厚实，给人以凝重、庄严的感觉。纹饰多彩，形制精美，显示出处于发展鼎盛阶段的富丽堂皇、雍容光焕发华美的气派。不仅纹饰上刻意追逐，并且广泛使用浮雕装饰，这就排队了平面纹饰的单调性，器物雕饰的立体感使铸品造形更加生动，韵味无穷。这时有铭文器物不多，有较长铭文的铸品也不过二三十件。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种类变化不大，纹饰风气更趋繁缛，精雕细刻，艺术上可谓精丽，而器物却多少缺乏一些生气。这时青铜器物铸铭成风，长篇巨制不断出现，有的青铜器物，铭文竟长达400字，字体刚劲有力，线条流畅，世界并不多见。周昭王、周穆王以后，青铜种类略有增加，如簠、 、匜、钅厂朔、编钟等青铜器出现，铸造工艺水平不断成熟、提高。铭文水平大大提高，每篇铭文皆韵律清晰，笔疲乏工细典雅，笔锋劲拔而不失圆润，多为书法艺术杰作。
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上一改过去的风貌，大胆突破宗教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使中国青铜器进入了第二个高潮。这时的青铜器物在种类和造型上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如铜镜开始流行。纹饰也由过去的粗犷放达一改而为工细纤七追求华美的艺术效果。纹饰设计还出现了社会生活的新题材，如表现宴饮、渔猎等，浓厚的生活气息路然器物之上。
中国青铜器由夏而周未，发展井然有序。奇异的青铜世界不仅在中国古物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全世界古铜器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之先进，形制之美观，纹饰之精丽，铭文之劲拔，是世界青铜族所难以企及的。这就是中国青铜器深深吸引着众多收藏家的魅力所在。
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点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若有兴趣，鉴定者可以研究。
中国青铜器的四大特点，是鉴定者应当了解的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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