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一份笑容

文/驼影润沙

    笑容，付出者不会损失一分钱，得到者不需要支付一分钱。然而，它有着金钱无法衡量的价值，有时候会使一段人生陡然升华。

    一

    岁月是一把锉刀，一些记忆被磨得模糊起来，但刻录的痕迹尚存。

    隐约记得，是九岁还是十岁那年的六月前后，我们村子李耕田家后院的杏子绿中带黄起来。他家位置较低，在村里唯一的那条土路下面。每次放学从他家上面经过，看到隐藏在浓叶之中即将成熟的杏子总会口水肆虐、不由自主地盈满口中。童年的我，也是出了名的娃娃头、捣蛋鬼，有一种天地不怕的劲头儿，眼前的佳果使我不能自拔，由此滋生了偷杏子的念头，并且不能让人知道，单独行动。

    起念的几天后，总算等到一个月隐彤云的夜晚。十点多，悄悄地轻掩门扉，溜出家里，直奔耕田家的后院。

    翻墙，上树，摘果。一件上衣，用平常系裤子的粗布条从腰上扎紧，一颗颗杏子直接从勃颈处滚进，灌入这样一个大口袋当中。

    忘乎所以的采摘动静有点大了。李耕田不知哪时候已经蹲在了树下面开始抽起老旱烟来，一阵恐惧感顿然笼罩全身！我像一只受惊的猫，不出声响地斜倚在枝干当中，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树叶可以遮挡住我的身子，他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们家的杏子。

    “彬彬——关门了，赶快回家！彬彬……”妈妈的叫声在不远处此起彼伏，平常感觉温馨的呼唤声突然在山村那晚的暗夜里显得十分地刺耳和难听。

    听着母亲的叫声，我无法冷静于沉闷的僵持状态了。汗珠子很快地一如诱人的杏子滑落脖颈之下，一件农村人难得穿上、三哥“退役”下来且缝满补丁的的确良衬衣开始从后背湿润了起来。

    时间过得真慢、真难熬啊！苍天怜见，妈妈的呼唤声终于歇停了，而树下的耕田也慢悠悠地起身，从通往前院的柴门踱了进去。

    我仍然在树上不敢动。静等，在确认耕田不再回来后迅速跳下树来翻墙出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里。然后，以同样快速的动作把偷来的杏子藏到院墙角落的玉米秸当中。

    第二天下午。放学回来的我在通往家里的路上碰到耕田，只见他手里拿着一碗杏子，一脸笑容地朝我迎面走来。“小彬，拿去吃吧。能吃了，就是还有点酸。等过几天长熟后就到我家的树上来放开吃……”惶然，自愧，不会掩饰的热流窜上耳根、活蹦乱跳在我薄皮的脸面上。

    而他的那一份笑容，瞬间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羞耻，尽管那时候没有羞耻的概念。

    二

    小时候的记忆，也和武术行当里所说的童子功一样顽强，会深深地钻进头脑当中，只会淡化，但不会忘却。

    在我的故乡，那个西北偏僻的小山村，我们家属于城里来的外来户。刚去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乡邻十分友好，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心怀不满。原因很简单，一是要建家宅，需要动用集体土地；二是父亲每月有工资收入，家境显而易见要比同村人好得多；三是父亲的身份被政治熏黑了，在他们眼里应该低人一等；四是因为穷，因为多一分一厘的土地，大家就会有一丝一毫温饱的盼头……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

    然而，我的父母是知书达理的，尤其是生活赐予他们的善良，决定了心情不会被环境所改变、所左右。平素里待人接物，依然彬彬有礼、不会计较他人的风言风语、品头论足。想想看，一头是一群穷苦人家，一头是自家的不幸遭遇，怎么计较得起！

    记得有位叫根生的人，每当父亲下午从学校回家时，只要俩人一旦碰见，他就会冷嘲热讽、话里带刺地问候。可怜的父亲把自己当做是聋子，充耳不闻，只是友好地点点头和他擦身而过。

    有一个冬天，一场不幸降临到根生的家里。他的大儿子蛋娃在给田里放水时脚被铁锨划破，得了破伤风。几天后，蛋娃在地里和大伙修水平梯田时猛地一头栽倒，全身痉挛、抽搐起来。当村里的赤脚医生（当时的专业名词）诊断后，苦于手头没有治疗的药剂，急需转到公社或者城里的医院抢救便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了。当年我家下乡的村子，别说没有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就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在村里人乱作一团的时候，闻知其故的父亲很快赶来招呼人把蛋娃抬到架子车上往公社送去，并让赤脚医生天福一路随行。而他，则骑着一辆公家配给学校的、全村唯一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飞快地赶往城里买治疗的针剂。

    在大家送蛋娃的中途，父亲满头大汗地载着一位城里的医生返程而来。就在路上给蛋娃注射了救命的抗病毒针剂。结果很是理想，不一会儿，缩成一团的蛋娃展直了身子，变形的脸部肌肉也趋于正常，他的命保住了。

    父亲回到家，当晚吃了满满两粗瓷碗的高粱面根根，心情十分的愉悦。期间，他给母亲说道：“村里人都不会骑自行车，我不救人心里过不去……”

    次日，从来不登我家大门的根生来致谢时，父亲满脸笑容地予以招呼，毫无生分之感。而我看到了根生的脸上，则是堆满了难受的表情，特别是临出门摸我头时的那双眼睛，竟然泪水宛然。

    那一刻，不明就里的我知道了父亲的一份笑容也会有力量。长大后，才知道那不是笑容，而是宽容。

    三

    一九八五年，我考上大学了。谁也不会忘记在最好的青春年华所经历的往事。

    在湖北读书的时候，尽管我拿的是头等的助学金，也在每学年能有或多或少的奖学金到手，但就读的日子过得还是十分地紧巴。

    当年，二哥和三哥虽然相继参加了工作，但挣的钱要为成婚成家准备，特别是年龄偏大的二哥。每月的工资，他俩是不能乱花的，也不允许贴补家用，这是父母的严令，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那时，父亲也已经平反，政策也有了落实。城里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子却早已被当作了家属院，不再是我们的家了。而政府给我们补偿的两块宅基地，由于家境拮据一直没有动工建房。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落户十几年的李堡村已经把我们家当做了它的一分子，所分的自留地村委会没有收回，依然留种了几年。全家人虽然衣食无忧，但父亲一人手头所攒的钱根本无力在城里再建两个家。当时的境况，哪有充足的钱供我相对宽裕地上完大学呢！

    但父母每月还是要给我汇十元钱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知道，八十年代中期钱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尽管比现在价值高很多。第一学年，每月到邮局取汇款，环绕周围的同学多则上百元，少则二三十元。只有我，汇款单上仅有十元钱，月月如此。这个境况，直到我第二学年开始后，利用暑假的时候通过学校联系的勤工俭学有点额外收入后好转。

    年少时，好面子是通病。我也没有高出常人多少，尽管我觉得自小的苦难给了我强大的心理，给了我拿父母的钱当做炫耀资本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这个基本认识。但内心的酸楚和窘态，只有自己知晓。

    而在我的记忆里有着金子般印象的，则是邮局的一位大姐。她会在我每次取钱的时候，不像其他人员的神色，而是有着比翡翠还珍贵、比彩虹还耀眼的灿烂笑容。

    在校的很长时间，当我接到父母千里迢迢寄来的温暖时，我乐意在她值班的窗口，取走那区区的十元钱，并和她一起分享心中的快乐、看看她美丽的笑容。

    那时，我知道她的笑容，给我的感觉不是她固有的职业习惯，而是对我、对一个穷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