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风险极大，甚至有直接对抗运动的嫌疑，弄不好会被当做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来批判。我怎么会惹火上身呢，尤其在一个小学生日记引发了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反潮流”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话还要我所代课的初中班说起。

　　我们英庄小学初二班（文革期间新生事物，小学招收初中戴帽班）有个学生蒋ＸＸ，本来勤谨敦厚木讷寡语的，但是自从拜英庄管理区红卫兵指挥部某负责人为师傅学拳，学会了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就性情大变。每日里舞枪弄棒，身后跟着一群不学无术的追随者，呼朋引伴地到处耀武扬威，上课不听老师的招呼，出入教室如入无人之境。当黄帅反潮流运动波涛汹涌蔓延到学校的时候，他更是有恃无恐，大约觉得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没有人敢来管理造反的红卫兵，于是在课堂是公开起哄调笑老师，在黑板上书写大字标语，闹得一般老师不能正常上课。

 　　一次，他在课堂上和数学老师捣乱迫使课堂教学中断，我这个班主任怒不可遏地在班上历数他的过错言行，用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理论剖析批评他的错误言行，号召同学们分清是非，不要追随某些人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我的做法等于捅了“马蜂窝”，他依仗有管理区师傅做后台，胆豪气壮，在课堂上与我摆开战场，振振有辞地号召学生起来造反，反对和批判白专路线复辟。我一怒之下掀翻了教桌，抄起学生的长凳子要揍他，部分和我关系密切的学生赶紧拽住我的胳膊，托住凳子，才没有把他的头当作靶子打破。

　　我向全班同学宣言：从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号召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始，我就是学校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积极参与者，但是我们只批判报纸上点名批判的错误东西，从不揪斗人身攻击老师。几年来紧跟毛主席闹革命南征北战，从来就那样怕过任何人，我的贫农家庭出身和城关中学（郯三中）“红代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身份说明我的革命历史，我是不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言人，让事实说话！我只是觉得你们很可怜，这样的批判，批不出丰收的庄稼，批不出干革命的知识，批不出你们今后的前途，批不出你们当家作主的地位！等你们反够了潮流，觉得没有意思，再来商量上课的事吧。在我径直走出教室的时候，原本乱哄哄的学生立马沉寂下来，有学生在背后喊“老师别走！” 我与这伙反潮流的学生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就是满校园大字报标语的来由。

    　我真的再没有给他们上课，在办公室门前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随意四处到处逛逛，十分潇洒悠闲。我私下里寻思，文革初起的时候我也随着运动的裹挟被动地批判过我的老师，非常悔恨和内疚，现在学生再来贴我的大字报，洗刷和抵偿了我当年批判老师罪过。阿弥陀佛！

　　大约过了三四天后，校长派人送信给我，说“那几个学生”想和我对话，我没有立即答应。一周后又有学生来家请我到学校去上课，我故作不情愿的样子慢腾腾回到学校。那个带头闹事的学生已经站在办公室等我，他生硬地像背书一样地对我说：“我有不对的地方，老师也有不对的地方，不该动手打人！”他还是不想低下造反派的头，更不就想认错。

　　我也知道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不可能彻底纠正学生的胡闹，我不接他的话题，沉静地问，你想上课吗？他说同学们都想上课。我劈头喝问他，你想上课吗？他显然被我追问得有点慌张，点头说想上课。我不再纠缠以往的问题而是动情地说，这样的话咱们就回去上课，但你要保证不再发生以前那样的状况。打倒师道尊严我没话说，但是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即使我给你们上课，但依然是拿生产队工分的农民，反潮流能从我身上反掉什么东西呢！他似乎有点感动，那些跟着起哄闹事的学生大概受到家长的训斥，觉得不上课吃亏的是自己，再也没有掀起反潮流的浪潮，乖乖地回到学生的身份和位置上来。

　　没过多久，公社党委和城关教育组再次调我去帮忙，我也顺理成章地与学生分离，把所带课程和班主任工作移交给接任者，与几个和我感情不错的学生道别，踏上去公社党委工作之路。后来，我被推荐上大学，彻底离开学校，直到他们毕业，我再也没有和反潮流的那些学生见过面。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家，听老师（也是英庄小学校长）告诉我说，调你去公社党委帮忙，是教育组领导在保护你，怕你和学生再呛起来，对你以后上大学不利。那届学生之所以针对你闹腾反潮流，是有某个公办老师在背后唆使撑腰，故意要给给你难看，还打算借机把你从学校赶出去，可惜没有如愿。原来如此！十二三岁的学生，还没有辨析是非的能力，受人挑唆而做错事的很正常的事。只是可惜了哪一届学生，只有极少数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考上郯城一中上高中，那些浑浑噩噩搞大批判反潮流的英雄们，只有灰溜溜地回农村老家种地去了。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谁种下愚昧谁收获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