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当民办教师的英庄小学，正处于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的巅峰时期。不惟是这乡村小学有个醉心奉献教育事业而又能力卓越的张慧珠校长，还因为这个学校学生来源有其他学校不可比拟的地方——南有“郯南社会主义劳动大学”，北邻国营郯南农场总场部机关。这两个“吃国库粮”单位的职工子女占了学校人数的一半，他们的衣着打扮时尚鲜亮，气质形象和农村的孩子比起来也是迥然有别，个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在学习上更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透。尤其是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这些同学就成了主力军，三夏三秋农忙季节，奉命去田间地头给社员们演出文艺小节目，参加全公社学校革命歌曲比赛，大批判演讲（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们这个乡村小学都能够名列前茅，成为十里八村乃至全公社学校里的佼佼者，拽来一片追崇羡慕的眼光。

　　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年代，我们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主要是插秧、拔草、灭蝗虫等力所能及的活计。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布谷鸟唱歌的季节，我们接到管理区的通知去英庄大队第四生产队插秧。我们初中戴帽班近百名学生举着红旗唱着歌，顶着炎炎烈日列队向学校西面的的田野走去，步行三里路来到待插稻秧的田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老农用艺术杰作之手描画出来的田园风光：纵横的沟渠里流动着清凌凌的水，蚂蚱在碧绿的草丛里弹跳，青蛙看见人影就咕咚咕咚地跳进水里，露出脑袋吹泡泡聒噪唱歌，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块农田被堤埂很规则地分割成一方方的稻田，像蓄着浅浅清水的池塘，在和煦阳光的映照下浮动着幻波。不远处水牛甩着尾巴驱赶蚊蝇牛虻，不急不躁地来回耙地以备社员披星戴月地插秧。

　　来自农场和劳动大学的“膏梁纨袴”子弟，尽管细皮嫩肉的不懂农活不知稼穑，可在劳动中不怕脏累，吃苦耐劳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干起活来很是有板有眼，丝毫不比农村孩子逊色。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对待劳动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按照规定先用细铁丝做标绳用秧苗插出60公分宽的行距，然后才是其他同学依次排列在行距里按照每米7墩的株距插秧。这些同学仔细认真地观看农村同学的插秧示范，左手紧紧攥一把秧苗，右手笨拙地从左手的秧苗里撕扯一撮秧苗插进松软的泥水里，耳畔是老师一遍遍的提醒：不要把秧苗插得太深，那样不利于稻苗分蘖——“宁要水上漂，不能深没腰”！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恹恹欲睡，这些机关学生胳膊已经被晒得通红，头上尽管戴着草帽，但是脸还是被太阳灸烤得汗珠如雨。劳动开始是新鲜有趣的，劳动时间长了就变成耐力和意志的考验，同学们尽管疲乏腰酸，但是没有人懈怠，更没有人抱怨，虽然动作渐渐迟缓，可是歌声欢笑声一直在田野里飘荡。到底是人多力量大，一个上午就有好几方稻田（十余亩地）插好了秧苗，一片绿色，生机盎然。

　　中午休息吃饭，这些没有干过活的学生已经腰酸背疼，大家一改过去的斯文和卫生习惯，用草帽遮住脸四肢朝天地躺在田埂或大路边的青草上休息，有同学还调谑的念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生产队长看见我们干活循规蹈矩，很是像模像样，便破天荒地安排手脚麻利的社员给我们做了大米饭，还有一盆盆猪肉炒芸豆，这是当时能够享受的最高礼遇了。同学们欢呼雀跃，在清凉的渠水里洗净双脚双手，在旷野上席地而坐，端起社员们家常使用的粗瓷大碗，狼吞虎咽，大口吃饭吃肉，咕咚咕咚地喝水，很快就锅罄碗净。收工回家吃饭的社员们看见我们的的午饭，羡慕得直咂嘴。

　　后来，我被推荐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有一次到英庄门市部买东西，管理区一个蹲点干部一直笑嘻嘻地盯着我看：“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吧？”我点头看着他，没有说话。那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去年带着学生给英庄大队插秧作出的贡献，你们学生插的稻秧比社员插秧的质量还要好，那几块稻田产量最高，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社员们都夸赞你们呢。他的话又把我又带回到如火如荼的学农劳动的现场，那些鲜活的面孔一个个飘到我的脸前，不知我的学生们现在情况怎样，到县城上高中一切都好吧？！

　　花俏凭借东风力。时移境迁，英庄小学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风光不再，失去“郯南劳大”和“郯南农场”的生源，学校规模缩小，从18个班的规模萎缩到现在每年招不起一个班的新生（有关系的学生都托门路到县城去读书了），全校总共只有几十个学生，处在被裁撤的考虑之中。

 

　

【附录】

　　郯南劳大在一九八二年改称为郯南农校，一九八八年并入临沂农校，学校也从乡村搬迁到临沂市区，永久地告别了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的传统，规模宏大的校区里校舍门窗洞开，雀鸟巢梁，田地一片荒芜。2006年前后经过县政府与临沂农校协商置换，昔日的“郯南劳动大学”校址被改造为县看守所，高墙碉楼，森严壁垒，一派肃杀。

　　英庄农场总场部昔日铁牛遍地机器隆隆人欢马叫的社会主义新景象淡出人们的视野，规模也日渐萎缩，最终成为原为其下属单位黄墩农场的一个家属区，只有十几户职工留守看护这几十年前建筑的平房；张慧珠校长也随着王叔的工作调动去了临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