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个宏大的奇迹，更在于解决了一个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就像一辆车，决定它能跑多远多快，不在于本身优势有多少，而在于漏洞有多少，短板最少的车才能疾驰无虞。

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把各种问题都归结为腐败。在媒体话题中，反腐总是高居前列的。人们以为，只要大力反腐，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变好；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还没变好，那一定是反腐不力。

但是，反腐和老百姓生活的关系没那么简单。举个例子，你开个小店，公务员跑来，按不合理的规定，收费200元，在过去，你私下给他100元，他就不收了；现在他怕反腐，不敢收你的钱，只好老老实实按规定收200元，你说你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反过来，假如直接废除那项不合理的规定，你根本就不需要再掏100元行贿，这才是生活改善。

所以，在反腐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废除产生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加快法治化、市场化进程，才能真的造福老百姓。周永康家族从中石油获利很多，那就废除石油垄断；刘铁男通过能源审批作威作福，那就废除能源审批体制；万庆良和开发商勾结，那就废除土地垄断制度……

假如不加快市场化进程，反腐败让官员们不敢贪，转向老老实实搞审批、搞垄断，老百姓生活一定不会改善。

老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很多人就会认为政府反腐的力度还不够大，期望政府打更大的老虎。问题是就算政府打更大的老虎，那也只是吊起了老百姓看戏的胃口，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不断加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历史上，朱元璋、雍正都反腐。朱元璋大砍大杀反腐，江南经济一片凋敝。雍正反腐，老百姓也没过上好日子。倒是乾隆继位以后，提出“以宽为政”，老百姓生活才得到改善。“以宽为政”不是说乾隆不反腐了，乾隆也打了国泰、王亶望等省部级大老虎，而是说，乾隆对老百姓宽，放松了很多经济管制，所以有了乾隆盛世。相反，乾隆的儿子嘉庆打了和珅这只大老虎，但经济没有任何改善，反倒不如乾隆时期发展快，因他只打虎没有改变政府管制。

提起旧中国，人人知道官场黑暗腐败透顶，我们都说旧社会把人当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然而纵观近些年，这些落马的贪官，真所谓为了个人的私利是无恶不作，有的甚至比旧中国军阀、地主更可怕，作奸犯科、心狠手辣、杀人掠地、欺压民众、来换取他们自己的政绩和仕途！而这样的人却能够在当今官场步步高升，这种现象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在当今官场，腐败分子绝非是个人在奋斗，它是由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单位从上到下都一样，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在一个染缸里，黑色的绝不可能染成白的。因此，对于近期被调查自杀的官员，很明显是有丢车保帅之意，要么为家人做出牺牲，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死了，那些同一条船的人才会心安，才会放过他的家人，确保他家人的幸福！官场腐败达到如此境界，贪官们的觉悟如此之高，也算是世上少见！

随着高级别的贪官一个个的落马，人们获得了暂短的欢呼声，但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能对中国腐败现状而有什么改变的。当然，对于民众来说，手中无权，多半也只能当看客，但不知为何，在每次贪官落马之后，获得短暂欢呼之外，我总高兴不起来。

比较成功的反腐是香港1970年代的廉政风暴。香港本来有良法，腐败的警察不遵守良法，遭到廉政公署的打击，这种肃贪当然效果很好。比如任达华主演的《岁月神偷》里，一个白人警察向修鞋的任达华要钱，说我帮助了你，你当然该给我钱啊。任达华问：你帮助我什么了？白人警察答：我允许你在这里修鞋，就是帮助你。对这种警察，当然该大力打击。因为他是借警察的势力侵犯产权，这是破坏市场的行为。

在香港的影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喊：“警察打人啦，大家快来看啊！”香港肃贪的结果，是权力受到约束，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伸张，这才是法治的进步。如果哪一天，大陆小店店主可以喊：“公务员来收社会抚养费啦，大家快来看啊！”企业家可以喊：“公务员要做办学审批啦，大家快来看啊！”那才是法治的胜利、市场的胜利。

胡舒立说：“伏虎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国家。”不是有法就是法治国家，而是依良法而治才是法治国家。能源审批也有法可依，但那不是法治，只不过是借法的名义给了一些人人治的机会。

　　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法才是良法。打虎很好，但不加快市场化、法治化，打虎的成果终将保不住。

　　人们都说权力是一剂春药，在任何人的手里，都会令人着魔。而权力是春药，不过使权者也可以不用服下，要知，你知道春药吃多了会伤身，如果洁身自好，再好的春药我也不食用，又怎么会着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