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岁月（一）

    高中毕业（1973年元月13日）回家不久，管理区书记周思发（是个正直的工农干部）立即推荐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而且我也有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工作——做“猪倌”。那时候生产队一穷二白，生产资料非常贫乏，种地没有肥料，每年到城关供销社买化肥是计划供应，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对于大块的庄稼来说是九牛一毛。记得当时买回来的日本产“尿素”或“氯化铵”，生产队如获至宝，小心翼翼的运回家，象撒芝麻盐一样吝啬地施到地里去，当然不会丰产丰收。

    为了解决肥料来源，上级提倡“户养猪，队包圈”，就是社员个人家庭养猪，猪圈里的肥料全部归生产队所有，按照所养猪的大小给户主记工分。我这个猪倌的主要职责就是和另一社员刘元明一起，每天把各户社员家猪圈里的粪便用铁锨挖出来，装上独轮胶皮推车的两只大号条筐里面，运到粪肥场集中，再用胶轮推车把黄土运到各家的猪圈旁，还是用铁锨将土甩到猪圈里，让那些吃糠咽菜的猪舒舒服服的睡觉，过几天再把猪圈清理干净，一般是最后一家的猪圈清理完毕，最早一家的又必须马上清理，如此循环往复。

    这种活计说起来浪漫，干起来不爽，首先是猪圈又脏又臭，恶气熏天。农村风俗，猪圈的近旁必定有一个粪汰，生活垃圾各种赃物都放进去发酵，制成有机肥料。两种气味混合，呛得人翻白眼。冬季里猪圈的气味还好，春秋季节臭味尚可忍受，唯独漫长的夏季，活就不好干了，太臭！苍蝇蚊虫的乱飞乱撞，白色的蛆虫在猪圈里乱拱乱爬，站在猪圈里时间长了，蛆虫就会顺裤腿爬上前胸来，太恶心了。

    我把积攒许久的助学金（政府照顾贫困学生，每月两元）拿出来，买了一双高腰水靴，跳进猪圈里干活就不怕粪便的脏臭了，而刘元明就赤脚穿着一双黄色解放鞋进到猪圈里面。冬春交替时节，先把稍好一点的外衣脱掉，只剩下里面的衬衣加上一件棉背心（淄博下乡青年朋友专门给我缝制的），利利索索地跳进猪圈里，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往往一家猪圈清理干净就需要半天的时间，汗流浃背。夏天只留一件背心，保留长裤，预防蚊子大白天叮咬人。

    独轮胶皮轱辘手推车，除了最地道的庄稼人，一般人侍弄不了它，不光需要蛮力，还需要技巧。再加上两只大筐装上八百多斤的猪粪或黄土，路又高低不平，推起来甚是费力。可我却吉人天相，对这种玩意得心应手，八百多斤的车子，不用车襻，两只胳膊一叫劲，推起来就走，村里人称奇纳罕：从小上学没干过庄稼活，怎么就干得这样好！

    刘元明比较老实忠厚，他一般不让我进猪圈里面，说是很脏，经常在清晨社员还没有上工的时候，他已经把一个猪圈的粪便全部清到猪圈外面，等我出工的时候，就可以消闲地用胶轮车往外推粪和垫圈的土了。我俩谈天说地，嘻嘻哈哈，劳动是愉快的，尤其是劳动可以忘记忧愁的时候，更需要使劲干活来麻痹自己。

    刘元明的做法给了我启示，反正活计是承包给我俩的，时间我们可以自己调整。于是我们俩经常凌晨就起床干活，空气新鲜，臭味减小。村子里静悄悄地，各家的狗都已经熟悉了我们的气息，摇头摆尾地用身子蹭我们俩的腿，亲昵的很，偶尔可以遇见早起推磨烙煎饼到水井担水的人。几处人家的厨房里柴火红光一片，辛劳的妇女象驴一样推完磨，赶紧在火热的鏊子上烙煎饼，天亮了还要出工干活挣工分呐。等到其他社员都出工的时候，我俩一天的活计差不多就干完了。整个白天我俩很惬意，或者用铁锨往猪圈里填土，或者躲在树荫下乘凉，以避开炎热的天气，或者到清清的蓄水池洗澡。

    实际上，这样的日子我只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待到一九七四年麦口，我的恩师张慧珠女士写来一封信，叫我到英庄小学当民办教师，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命运之神向我伸出橄榄枝。于是就有了城关公社教育界“三华”露峥嵘的趣事，就有了黄帅反潮流的冲击波，就有了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秘书的磨炼，就有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曲折历程等等（这是后话）。

【附记】

    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三号上午十一时，照完高中毕业合影像以后，离别的时刻到了。阳光初照雪后的校园，皑皑白雪泛着刺目的强光，让人睁不开眼，就像上帝知道我们即将分别一样，把一个晴朗的天空展现给我们。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收拾好简单的行囊，怀着眷恋不舍的心情，踏着满地的积雪，咯吱咯吱的走回家去。环绕县城的蜿蜒土路被积雪覆盖，只有大概的轮廓，分不清哪是干涸的沟渠，哪是小路的路基，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前行。

    从此开始了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苦劳动。十一年的求学之路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命运的转折，久已期待的新生活并没有如期到来。到一九七六年终于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生活才真正掀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