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底，市百货公司决定对连续亏损三年、累计亏损额达9万元的红旗商店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全系统最小的一个商店，只有八个人，而且处在非繁华地段。

公司经理白定裕在职工大会上公布了承包事项，即：承包目标：扭亏为盈，年利润以第一年的3万元为基数，以后年度逐年递增10%，每年上交公司1。1万元；承包期五年。公司业务科的郭金德在招标大会上通过竞标取得了承包资格。

很快以公司经理白定裕(法人)为甲方，以红旗商店承包主任郭金德(法人)为乙方，经过协商拟就了承包合同，并举行了由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各科科长、各商场经理、商店主任参加的签字仪式。

承包后，红旗商店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头两年都超额完成了任务，第一年利润达3。5万元，上交1。2万元；第二年利润达4万元，上交1。4万元。

没料到，刚进入第三年，郭金德的灾难就来了，市百货公司新调来的经理于大奎上任不久，就多次叫来红旗商店承包主任郭金德谈话，以承包合同条款不合理和甲方没有很好研究为由要终止承包合同。郭金德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平等协商，而是下命令，表示不理解，坚决反对终止，双方闹的很僵。由于乙方的反对，合同无法终止，甲方就将乙方告上法庭。

法庭开始以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

于大奎：“你们商店的承包合同定的不合理，承包期五年太长；每年利润定的太低；上交数太少。还有些职工反映你随意给商店职工加薪，工资超过了全公司的平均水平，所以合同必须终止，重新承包。”

郭金德：“合同是甲乙双方经过充分协商定下来的，我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并且经过法律公证。既是合同有不合理地方也是甲乙双方的责任，为什么要乙方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呢？只要合同条款不违背法规，可以协商解决，为什么要乙方当被告？你甲方没责任？承包期五年、各项承包指标是公司定的承包条件，我是接受这些条件而承包的，我有什么错？两年来承包指标我都超额完成，经营状况有了改观，职工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给职工加薪是合同规定的，也是政策允许的。所以你的‘必须终止和重新承包’是错误的，我不能接受。”

经过调解双方没有达到共识，分歧仍然存在。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进入了庭审。

多次开庭审理，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反复舌战，各不相让。法官极力支持终止合同。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法官的审理言论，明显偏袒于大奎，对郭金德动辄训斥、不时责问，形势对郭金德十分不利。

于大奎：“不要以为几项指标超额完成了，就是高水平，我告诉你，发展是硬道理，要进一步发展，你这经营水平是不行的。”

郭金德：“你现在也是百货公司的继任承包人，公司的经营水平怎么样？高吗？我看了公司上年度财务决算，决算告诉我，全公司的人均利润3300元，红旗商店的人均利润5000元；全公司的人均上交1100元，红旗商店人均上交1750元；全公司资金周转次数每年3次，红旗商店资金周转次数每年4次；全公司每百元销售利润5。5元，红旗商店每百元销售利润6元。这些情况你怎么讲？你是否也应该终止你的承包合同？”

于大奎：“公司的承包合同是与市上签订的，与你无关。不管怎么说公司与你签的合同必须终止。”

郭金德：“一定要终止合同也行，请你看合同第八条，毁约和违约的责任：毁约方赔偿对方3万元，违约方赔偿对方1。5万元。如果照此办理，终止也行。请经理表态。”

法官赶快接话：“那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也要那么认真？”

郭金德：“法院的判决书也是写在纸上的，要不要认真？”

法官：“你藐视法庭！”

郭金德也毫不示弱：“你践踏法律！”

郭金德知道，原告的小舅子在汽运司当司机，想借姐夫的权力给自己安个官,可姐夫也有难处,明提拔容易暴露私情,思来想去还是让他作承包人当官,既容易又保险,于是就选中了效益好的红旗商店这个目标.为叫郭金德给小舅子让位,就采取终止合同的办法。法官和原告有着很深的私交，再借助法官的权力取消郭金德承包人的资格。因此,这个法官在这场官司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儿,处处以法律的严威和法官的神圣身份,镇服求公道的被告接受终止合同的裁决.

这场官司稀稀拉拉拖了两年，这期间法院强行收缴查封了红旗商店的财务帐目，既终止不了合同，商店又不能开门营业。但法院下达了裁决书，郭金德败诉。从此小商店瘫痪了，无人问津，职工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去了。一个正在兴起的商店就这样垮了。商品腐烂，资产流失，谁的责任？由谁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