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出狱

徐玉明出狱了。

自从我和杨斯如、周国平等人去看过他之后，他果然认真服从管教，积极表现，又利用学到的文化知识，写稿子，出黑板报，赢得了管教人员的肯定。他被获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

我和周国平、王国维等人去接他。我们还带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徐玉明只朝我们嘿嘿一笑，然后就扑过去抱着老婆孩子，旁若无人地亲吻起来，从上车到下车，一下手都没松开过。到了江城，周国平安排了饭局，徐玉明说：“你们吃，我就不吃了。”

周国平说：“你小子，饭都不吃，你想干啥？”

徐玉明仍然嘿嘿一笑：“我想干啥你还不知道？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在里面蹲了三年半，我都快憋死了。我老婆也快憋死了。你还不让我回去好好发泄一下？”

我笑道：“有的是时间。再急也不急于这一时半刻的。”

“我半刻也等不得了。你不知道，我碰到我老婆的手时，我的血管都快爆炸了，我老婆一边哭一边揪着我的腿，差点把我那玩意儿给掐断。要不是你们在场，我他妈当时就干了。”

“哈哈哈！”

我们几个同时大笑起来。周国平说：“你这种人我见得多。我也不留你了。我们自己吃。你滚回去抱老婆吧。”

徐玉明说：“三天。三天之内谁也不准打扰我。我三天之内谁也不见。这三天我就抱着老婆，好好补偿补偿她。”

他走了几步，又折回来说：“国平，这顿饭算我吃过了。三天之后我回请你们。”

周国平说：“你小子就差裤子没当掉了，哪里还有钱请我们？”

“这个你别管。反正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问人借，我一准请你们去最高档的饭店吃饭。”

然后，他甩身就走，连头也没回一下。

徐玉明果然没有爽约。三天后，他头一个打电话给周国平，然后是我，然后是王国维，还有在江城工作的几个同学，算起来整整十人。他让我们去花都大酒店。当我们准时赶到时，徐玉明已经笑吟吟地站在大厅门前等着了。

徐玉明修整了头发，并打了发蜡，胡须被修得铁青。身上穿着得体的西装，西装口袋甚至还别上了三角巾。——看上去，他不像是个刚刚刑满释放人员，倒像是个腰缠万贯的绅士。

见此情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愣住了。

周国平说：“徐玉明，你抢了哪家银行？赶紧坦白从宽！”

胡小东说：“没关系，我们算你自首，自首的话量刑可以从轻。”胡小东在法院工作，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奇怪地问：“玉明，你在哪家借来的这身行头？”

徐玉明哈哈大笑：“你们别在这大厅里消遣我好不好？这里人来人往的，让保安听到了，还不把我扭住，再把我送去那个鬼地方吃白水煮青菜呀？”

一行人鱼贯而入，来到二楼包厢。花都大酒店是江城市最高档的酒店，五颗星，在这里消费可不是千儿八百可以打发得了的。

包厢分两间，一间是会客室，另一间是用餐厅。我们进入会客室，依次坐下。我是第二次来这里。头一次来，是文联和某企业搞联谊活动，自然是由企业买单。会客室颇有点接待贵客的样子，顶头是两张硕大的软沙发，两旁依次是两排真皮沙发，中间悬挂着一团珠光宝气的吊灯。

大家坐定。周国平说：“徐光板（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了），你要是不好好交待，我们宁可不吃这顿饭——你说说，你哪里来的钱，竟然请我们到这么高档的地方来？我们吃饭也得吃个明白对不对？别跟你销赃，莫明其妙成了同案犯了。”

徐玉明嘿嘿一笑，说：“你也别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是连累兄弟的人么？就像在号子里，我也硬挺着，没有吐出一个兄弟的名字。”

胡小东说：“你吐也没用，我们谁也没跟你去挖坟卖文物啊！”

徐玉明说：“我不是说这一档子事。我是说……哎呀，算了，我还是老实交待吧，我以前跟着亲戚做生意，给自己留了一手，偷偷存下了几个钱。狡兔还有三窟呢，我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胡小东说：“多少？”

徐玉明说：“不多不多。”

周国平说：“到底多少？”

徐玉明说：“你们能不能尊重下别人的隐私啊？家底哪有随便泄露的！”

我笑着说：“算了，玉明既然不肯说，咱们也别逼问了。”

胡小东笑道：“秋石，你不知道，玉明这小子鬼着呢。这笔钱一定连他老婆也不知道。”

徐玉明嘿嘿笑道：“哪能让老婆知道？万一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吗？”

周国平道：“光板，你现在也知道了，你老婆也对得起你，我们这帮同学也好像没害过你，你可不能对我们也留一手。”

徐玉明说：“那是，那是。”

周国平说：“那就好好交待吧。”

徐玉明挠着后脑勺说：“是这样的，我不是跟着亲戚在外面跑了七八年吗？多少也积下了点家底。我呢，每年就把攒下的一半钱存进银行，这不就是我现在的全部家底了吗？”

胡小东说：“到底多少？”

徐玉明道：“你看，我已经刑满释放了，现在还得受胡法官的刑讯逼供。好了，我全都说了吧，其实我的家底也不厚，也就几十万。——你们千万别把这个告诉我老婆，要是说出去了，我老婆就真要生我的气了。”

大家不禁咋舌。这小子真是鬼精得很！我说：“玉明，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徐玉明说：“秋石毕竟是当过兵的，素质就是高。——今后嘛，还能干啥？拿这点本钱去做点生意喽。还望在座的各位大爷大妈多多关照，有什么赚钱的项目别忘了告诉我。”

徐玉明，性格开朗，乐观豁达，虽然坐了五年牢，但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他利用以前做生意积累下来的资金，开始了真正的从商之旅。他从开建材店开始，慢慢把触角伸到房地产业，并迅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房地产业的从业者和获利率都是呈几何级增长，只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有足够的胆识和魅力，没有几个不一夜暴富的。徐玉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凭着以前跑江湖的经历和超前的市场意识，很快就赢得了主动，成为江城市屈指可数的房地产大亨。

从花都大酒店一别后，徐玉明就开始忙碌起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我，仍然抓着文联这块鸡肋，不离不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成功了，因为我凭着几篇文章，成为江城市作家协会理事，并加入了省作协。从此，我的身份便成了“作家”。

“作家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这是紫娟的口头禅。在家里，我每月能上交的工资少得可怜，虽然比之下岗工人，我算得上是个衣食无忧的机关干部，可我的这一点工资在紫娟眼里，真的算不得什么。她随便讲出一个普通医生的工资，便要吓我一跳。在医院，普通医生的收入足可抵得上一般机关干部工资的好几倍，更不用说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外科大夫了。对此，我自愧弗如。

我承认，我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就像我的在乡下的父亲母亲一样，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有地方住，我就满足了。我的骨子里的这种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很让紫娟看不起。她虽然不再拿我跟她医院里的什么医生什么护士的老公相比，可她对我的安于现状的不满，还是很让我不自在。

有时，我写了一篇自我感觉不错的文章，拿给她看。她连正眼也不瞧一下，马上丢到一边，说：“你留着你的宝贝吧。我累了，要睡了。”或者，我们一家三口一起逛街，我总是领着女儿往书店跑，而她则要去逛时装店，结果闹得谁也没兴趣。

每到这个时候，我便有意把紫娟带到岳父家去。岳父是个老革命，观念保守，思想正统，最看不惯那些唯利是图的享乐主义者。岳父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总是说：“小尹，不错啊，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而且都把它剪下来了。到时候你把这些文章集在一起，印一本书出来，送给亲朋好友们，让他们也知道，我们家也出了个作家。”对紫娟，他便会谆谆教诲道：“娟啊，小尹人真不错，你算找对人了。现在这个社会，守得住自己不难，耐得住寂寞不容易啊！你要好好支持小尹，让他安安心心写点文章，千万别再使小性子了。”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在我的很普通的生活当中，婚姻算不得幸福，却也勉强过得去。紫娟虽然对我不满意，可有岳父不时念起“紧箍咒”，她也掀不起大风大浪。女儿越来越乖巧懂事，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把她送去学钢琴，她学得有模有样。我呢，虽然跟紫娟谈不到一块儿，可我的内心世界很充实。

当然，我得承认，我并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我也有七情六欲，或者直接地说，我也有思想出轨的时候。自古以来，人们习惯把文人称为“骚客”，这个词从现代人的嘴里说出来，就完全变味了，成了“风流浪荡”的代名词，而不是“有文化的人”这个意思。

在我日常接触的文艺工作者当中，人们除了高谈阔论所谓的文学艺术之外，男女之间那点事是必谈的话题。他们不必忌讳什么人在场，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每个人都能说出三个五个或更多的荤段子。说的人煞有介事，听的人全神贯注，到最后，真正的文学艺术谈了什么一点也记不起来，倒是对那些荤段子津津乐道。

在耳濡目染中，我也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现实。现在的社会是思想大开放的社会，其最具代表的特征是，嘴巴不用上锁。至于身体的其它部位上不上锁，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每每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就会走神。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梅兰。其实，我并不渴望与梅兰之间有什么太过密切的交往，那倒有些俗了。我是想，梅兰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某一个时刻，我们突然在大街上相见，我们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她从前的样子，怀念她的笑，怀念她的腼腆羞怯的眼神，怀念她从我面前款款走过，留下一段淡淡清香和婀娜背影的情形。我甚至想，等到我们都老了，在孩子们的搀扶下，我们在金色的法国梧桐树下擦肩而过，然后彼此留下一个会意的微笑，然后，在午后的阳光里，坐在摇椅里慢慢回忆往事。

有时，我也觉得我的这种胡思乱想很可笑。梅兰已为人妻为人母，她已经是个性格开朗不修边幅的家庭妇女了。她也许早已不在意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她在火车站抱着孩子，心里只惦记着尿布和奶瓶。她的身边站着一个英俊潇洒的双手软若无骨的男人。她早已没有把我放在心里了。我有必要对她念念不忘么？

我不禁为自己感到悲哀。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即使有故事，也与梅兰无关。我渐渐地对自己感到失望了，也对梅兰感到失望了。

可是，我终于有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不过，我的故事中的女主角不是梅兰，而是龚丽达。这真是令我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