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从不把小说看做一种自白形式。我讨厌轻率。在生活中反对轻率。在艺术中也一样。我的生活是我的秘密，与任何人无关。”在这位尽力的让自己消失在作品之后的大作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是人到中年，在他早期的小说《好笑的爱》、《玩笑》、《生活在别处》中，我们仍能从一些人物身上见到他的影子，那个曾经年轻、幽默、热情的青年昆德拉的形象，就闪烁于其中。而且，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还能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一个诗人昆德拉。这位在成为小说家后，一直对抒情诗歌和诗人多有微词的大作家，自从被迫离开祖国，并在1979年被捷克政府剥夺了公民权后，直到快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一直“生活在别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移居自己的家乡多年后，不愿意回到自己曾经的祖国，是什么原因让他对抒情诗歌和诗人深恶痛绝？这都要从那个“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布拉格之春”前后的捷克说起。而当我们这样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将从遥远的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这个在《生活在别处》中的主人公雅罗米尔，身上有多少那个曾在青年时代写作过《人，一座广阔的花园》、《最后的五月》和《独白》这些歌颂青春、革命、爱情的诗歌的昆德拉的影子，又有多少历史上的大诗人、兰波、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的特征呢？

                 三、

    昆德拉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渐渐地，经过许多年，雅罗米尔的形象，他的母亲和他的情人在我的头脑里成型了。”小说写的正是一个青年诗人由出生到成长和早夭的故事。
    雅罗米尔短暂的一生，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些伟大的诗人，济慈、兰波、雪莱，莱蒙托夫们青春时代的缩影，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成长于由女人主持的家庭，这让他们比别的孩子们显得柔弱、敏感、羞怯，母亲呵护和照料他们的一切，把他们永远当成孩子来看待。对他们来说，逃离母亲的管辖，才能拥有真正自己的生活。曾经多次离家出走的兰波，将这种渴望成熟、独立，冒险的向往，称为“生活在别处”。这句名言和“绝对现代是必要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成了雅罗米尔的成长信条，在他早夭的二十年后，则成为了法国1968年5月风暴中造反学生们的口号。
    雅罗米尔向“别处”的逃离，是由诗歌开始的，缺乏生活经验的他，在想象中虚构了在“游行人群、肉体之爱、生命活动”中旋转不息的人物泽维尔的冒险生活。这个对他来说本来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时代的激烈变革中很快的来到了他的面前，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诗歌与现实的结合点，那就是对革命和政治的热情投入，当他终于出自正义感而告发了女友的哥哥后，“他的容颜已经变得坚强起来，步伐更加坚定，声音更加果断”。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成熟，直接背叛了自己的老师，间接迫害了自己的女友，而他对自己的愚昧和邪恶却一无所知，这恰恰是思想单纯幼稚的不成熟表现，他想逃离母亲的怀抱，进入真正的社会和人生，但最后还是没有走出母亲的影子，他的短暂的一生恰好说明了，他是母亲浪漫幻想的产物，在弥留之际，他才真正的认识到，他只是一个依恋母亲的孩子而已。
　　

                  四、

    诗人渴望“生活在别处”，那是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经验，才以抒情诗歌来构造想象中的白日梦，而十八、十九世纪处于青春期的人类，也正是因为对历史经验的缺乏，才喜欢憧憬遥远的未来乌托邦。在济慈、雪莱、兰波的时代，诗人们大可自信的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来期待美好的未来，但是，在雅罗米尔所处的人类理性王国和乌托邦梦想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抒情诗歌却越来越显得矫情和幼稚，这也是米兰·昆德拉用自己的小说，与过去的自己，抒情诗人告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