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和平奖，共同由瑞典著名科学家、发明家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设立。其遗嘱的部分内容如下：所有我留下的不动产，应以下列方式处理：其资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在安全证劵上，建立一项基金，其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最近数年来造福于人类贡献最大的人。……一部分赠予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的作品的人。
　　而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机构，即此项遗嘱内容的执行机构为瑞典文学院。在此奖项被设立伊始，诺贝尔遗嘱的内容即被修改。瑞典文学院将获奖作品的范围在时间上由“最近一年来”改为“近年来创作”，内容由“文学作品”改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应该说，这次修改有利于更多的优秀文学、甚至人文历史哲学作品入选此奖项。但是，在从1900年到2012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诺贝尔文学奖的每次评奖结果，几乎都是毁誉参半。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评奖标准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文化语境来看，符合此项标准的作品，似乎应该是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但从当时的文学发展来看，古典主义文学早已衰落已久，浪漫主义业已成为明日黄花，而如日中天的是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
　　从诺贝尔奖设立的初衷来看，诺贝尔的本义是要奖励那些对真善美热情讴歌，对人类未来作美好展望，对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给处于悲观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的作品。如果我们回顾诺贝尔所生活的年代，不难发现，那正是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虚无主义阴影笼罩19世纪末西方社会的时代。诺贝尔对人类的前途既充满忧虑，又心怀希望。但在那个年代，似乎非常缺少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且能慰藉其心灵的文学作品。感叹之余，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将来。
　　1901年，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发给法国诗人普吕多姆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片非议之声。瑞典文学院给普吕多姆的评语是：“表彰他的诗作，它们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卓越的心灵和智慧结晶的实证。”这次颁奖可以说是瑞典文学院忠实的执行了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而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却也不可忽视。很明显的原因是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法朗士这些当时的文学大师竟然落选。批评者们或许有各种理由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但瑞典文学院的颁奖显然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是“最佳的”，但其作品明显不符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要求。尤其是左拉，据说诺贝尔生前就对左拉的作品相当反感，由此称其为“肮脏的作家”。这也多少说明了，诺贝尔本人在艺术欣赏趣味上，确实是排斥自然主义，倾心浪漫主义的。
　　但是诺贝尔并不知道，在他逝后的20世纪里，现代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与之抗衡的文学潮流。要想从这些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批判倾向，对未来充满极度悲观看法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理想主义”，可真是难为了瑞典文学院。因此，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后现代主义文学巨匠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擘鲁迅、高尔基、德莱塞都无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当后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些同样不具备、甚至远离“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时，才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尤其是有些作家的作品并不是特别优秀时，就更让人怀疑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和意义了。因此，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被质疑的声音不断，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很多优秀的作家没有获奖，一些平庸的作家反而获奖（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但却并不是水平最高的文学奖）。而是因为瑞典文学院的评奖标准，越来越偏离诺贝尔的遗嘱——理想主义倾向。

                       二、

　　2012年，中国文坛在新世纪80后青春文学稍纵即逝之后，早已成为死水一潭。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似乎被人遗忘的年份，诺贝尔文学奖竟然首次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之后，既有祝贺、赞赏，也有批评、攻讦。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这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至少说明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比起以往更被国际关注了。但从这次颁奖来看，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遗嘱的背叛，似乎是更加彻底了。其实从20世纪中叶开始，瑞典文学院的评奖标准，就多少不太在乎理想主义倾向了，而且颇有标新立异之嫌。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感兴趣。当然，这不仅局限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从其北美的先驱福克纳、南美的代表马尔克斯、到日本的中坚大江健三郎，中国的继承者的莫言。可以说，这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呈一种逐渐减少的趋势。
　　如果单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艺术水平来说，他们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却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理想主义倾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初诺贝尔看过左拉的作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肮脏”的话，那么他相当幸运，没有看到这些大师的作品，不然他很可能会觉得愤怒、惊骇、甚至要呕吐。
　　如果说文学批判现实，必然要描写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阴暗和丑恶的方面，但是否因此就可以放弃高雅的“审美”，而一味追求低俗的“赏丑”呢？我们不否认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在艺术上的创新，但在阅读之后却很难能给人以理想和希望，甚至让人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遭到了诺贝尔的反感。同时也让诺贝尔觉得，那些能给予人以理想和希望的文学作品是何等的宝贵。可惜，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却背叛了他的意愿，将奖金颁发给那些可能他不喜欢，甚至是反感的作家。

　　                                                        

                              三、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非常缺乏理想的倾向和思想的深度，而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则充满了媚俗的姿态和肉欲的诱惑。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曾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在整整20世纪，越过了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曹禺、钱钟书、沈从文、张承志、王小波等优秀作家，在21世纪颁发给了莫言。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确实是有资格获奖的。他的创作体现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与西方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与先锋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失败相比，莫言是相当成功的，因此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显得很特别。作为“老百姓自己写作”的代表作家，莫言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反启蒙立场。他的作品与其说是一种描述，不如说是一种呈现。
　　这种呈现，在他的笔下，是对欲望的一种赤裸裸的感官化展示。不管我们的评论家如何借用西方的话语，如酒神艺术和狂欢诗学来解读和阐释及作品的意义，最终都无法遮盖其“食色性也”的原始低俗底色。莫言的作品从客观上触目惊心的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人，更准确的说，是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图景。但是，他那将历史寓言化和现实魔幻化的表现方式，却不能不让人怀疑，老百姓自己讲述的故事，不过是茶余饭后闲谈中的假语村言。
　　瑞典文学院在2012年授奖给写前现代中国的莫言，而不是写后现代日本的村上春树，很值得我们思考。瑞典文学院肯定了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而恰恰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最低谷的时候。这是因为莫言的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为他们提供了一幅幅前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图景。在这些图景中，中国社会是落后的，中国人民是愚昧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者，将通过这一面面“中国之镜”，来重构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古国，即与他们的“文明国家”相对照的“蒙昧国度”。
　　中国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几次大规模思想启蒙运动的有力推动下，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不断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并且继承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21世纪初的今天，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已今非昔比。而西方后殖民主义者，却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成果而不见，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采取无视的态度。但同时，却将目光放在一些中国当代作家脱离时代、回避现实、虚构历史、歪曲人性的作品上，试图从中寻找前现代中国愚昧落后的因素。
　　而以莫言、余华、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作家，思想肤浅、文化匮乏、专以描写低俗变态、肮脏龌龊的民间故事为能事，以貌似历史寓言、魔幻现实的先锋手法，肆意渲染和丑化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看客，提供蔑视、嘲弄中国人的材料。以损害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换取后殖民主义看客的赞赏与嘉奖，与鲁迅先生当年拒绝不当的荣誉，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

　　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刘半农商量，想要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通过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写信征询先生的意见时，鲁迅做了如下答复：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先生婉拒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谦虚，甚至有些妄自菲薄。但从上文这段话中，我们是否注意到他特别强调的“中国”以及“黄色脸皮”和“优待从宽”这些字眼？当时中国的新文学刚刚起步不久，尚未成熟，确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即便鲁迅或其他作家得奖，也不过是西方人因为可怜和照顾“黄色脸皮”而施舍的嗟来之食。鲁迅先生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施舍来的奖项，同时也奉劝同时代的作家不要贪图名利，接受这种有损民族自信和尊严的荣誉。
　　时至今日，虽然我中华民族早已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一些西方后殖民主义者不满甚至畏惧中国之崛起，不承认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走向进步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千方百计寻找东方落后于西方的理由和证据。因此，瑞典文学院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最低谷的时刻，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品脱离时代、回避现实、虚构历史、扭曲人性的中国作家。带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看客意图，更是对诺贝尔遗嘱的又一次严重背叛。作为21世纪的中国作家，对此不得不慎重对待，不要因为中国有人得奖，就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处于最低谷的时刻，需要更多真正热爱文学的作家，以自己的努力创作真正赢得世界的肯定，而不是将目光放在已经远离设立初衷的诺贝尔文学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