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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倾斜与中国历史分合 ----以两汉三国为例
三国由汉的大一统分迸支离而成。一分为三，神州幅裂，故国烟灭，何其悲哉。酝酿了六十年，三复合为一，江山大统，新朝鼎革，又何其喜也。 两汉与三国，为中国历史一大变局，其中玄机深藏。此后的中国历史，不断搬演合而分，分而合的游戏，至今不衰歇。这是我草拟本文的历史诱因或文化诱因。
一、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质疑 打开三国演义，正文第一页，赫然入目一行文字曰：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回顾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此话的可印证性极强。有位朋友甚至断言：中国（或政权、或疆域）将永远跳不出这分合逆转的魔圈。我不敢苟同此论，心里却依然佩服小说家的街谈巷议里竟也有千古卓绝的智慧。 罗贯中氏说合说分，是有历史针对性的。就三国背景而言，合久，说汉朝、西汉东汉，合了四百二十多年，不谓不久；合久了，合出了乱子，就分；一分，分成三国，魏蜀吴是也。三国之分久，整整六十年，分不得人心，有晋武帝司马炎合而为一。 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如果视为一个历史周期，我们的老大中华早已麻木了这哭哭笑笑的周而复始。合，喜剧也，分，悲剧也。中国人的无奈是，对这鬼打墙的荒谬，或双推磨的重复，尽管不情愿也要接受。 从历史的追怀中醒来，我不想接受古已有之，今仍如此的宿命，故而开始怀疑罗贯中的分合论的谬误。 谬之一，在其必然性判断之武断。分而合，合而分，仅仅是两种态势。相互逆转，有其充分理由，却无必然逻辑。如果合而必分，合有何恋？分而必合，分又何忧。中国政治倘能达于至善尽美之境，国人皆因合而得福，合至地久天长，又谁愿意分而裂之？ 谬之二，在其时间命题之消极。分久而合，合久而分，好象都是时间在作怪。岂不知，国家分合，全在人谋也。分，是有人要分，不分不痛快，不死心，故千方百计而为之，故国分；合，是有人要合，不合不罢休，不瞑目，亦千方百计而为之，故国合。有分裂之人，才有分裂之国；有一统之人，才有一统之国，不亦明乎？
二、 三国首领一致拒绝三国论 三国鼎立，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显例。但三国首领，都不倡三国论，为一异事。翻翻后汉书，三国志，印有确证。 曹操说：吾起兵义，为天下除暴乱......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 刘备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扫除寇难，靖匡王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 孙权说：朕以不德，肇受王命......思平世雄，救济黎庶......勤求俊杰，共定海内......普天一统，于是定矣...... 都反对分裂，都主张一统，都将分裂之罪加于别人，都说一统之责在乎自己。这很矛盾，又很真实。说三人之话有谎言成分，都有借大谎以惑天下之用意；说三人之话有实言成分，亦都有借实情以感苍生之苦心。如果将三个人的国家观念作一次本质性透视，或许谁也免不了野心家的恶谥。但我们已不那么认真拷问灵魂。毕竟这三个人都还不愿意或不敢鼓吹三国论而声言放弃一统大任。而统一中国的权利，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命题，这要看实践。在此之前，预为裁定先天的合法性，或预为勾勒唯一性轨迹则大无必要。 国家一统，高于开始。苟能利国，谁统皆可。可在三国时代，正统与非正统，合法与不合法的，确让曹刘孙辈精力误用也！ 曹操，被刘孙二家骂为汉贼。贼气霸气一无掩饰。但他人多枪多地盘大。以大压小，绰有余力也。何况，他"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刘备语）"故得挟天子而令诸侯；这一招，厉害。 刘备呢，被吕布骂为大耳儿，却被曹操赞为人杰。原本兵微将寡，只有打游击的份儿，自得益州天府之国，始进退有据也。他的王牌得乎刘姓血缘。这是品牌，属无形资产。如此，复兴汉宜，名义上非他莫属。 孙权其人，连曹操都敢骂为孙权小丑，可他也是个英雄。三国争锋，他经常在外交上两边倒，故受惠不小。尤其不可忽视者，孙家拥有三世经营江东之本，何况还拥有刘汉天子的传国之玺！ 曹刘孙三人的悲剧，是他们都没能看到国家统一 ——由自己或自己子孙完成的统一，进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缘王朝。但是，他们各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区域割据的准王朝形态，阻滞了中国版图的粉碎性分裂。 烟消云散后，中国人的记忆里沉淀了太多的三国故事，或三国偏见。甚至一贯以客观自许的历史学家也不能逃离偏见。对三国人物的苛责，与对华夏分裂的敏感，交织成大一统的眷恋；周而复始，竟然又诱发着对那个大一统专制皇权的隐忍姑息。这是历史哲学的大错位。 如果将话题绕回对曹刘孙三人的灵魂拷问，我以为这三个人都是老实人做了老实事。既然大汉皇朝已经确诊为脑死亡，既然它心脏的惯性震颤仅仅显示着一个植物人的生命绝望，局外人怎么能强求他的孝子贤孙永远护理着一具躯壳，而耽误了有益的创造呢？曹操等三人的选择，已是在承认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后，中止无效抢救，专心于自己的营构而已。
三、 邪教冲击波下的政治休克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对汉末黄巾起义给予充分评价。因为归属于农民起义这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范畴，所以虚说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进程也便成了老生常谈。 但黄巾起义确是失败了。张角们成了失败者，这是尽人皆知的。另一个失败者往往为人忽略，他就是汉灵帝，以及他所代表的汉皇朝。两败俱伤，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乃邪教猖獗也。 黄巾起义是一次邪教在恶性传播后的武装暴动，因其邪，难成大事；因其邪，足以败事。 张角兄弟，后汉书无专传，可以印证的史料不多。据后汉书皇甫嵩传等文献记载，张角组织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不用吃药而疗病，原是张角发明也！转相诳惑，十几年间，众徒数十万。当张角亮出政治底牌，宣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时，他预先设置的邪教组织三十六方，随即一变而为服务于政治的军事组织。 我断言张角的太平道邪教，既非今时性比附，又非昔时性卫道，仅仅是出于一种思想原则，即太平道既以精神欺骗为诱饵，它就是包藏祸心的组织。此举一例，可证邪教之邪：为求张角治病，百姓们变卖财产，流徙奔走，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历史如此严酷：大汉皇朝的政治压迫尚未结束，张角兄弟的精神奴役即已开始，中国庶民难道注定要承受双重束缚吗？ 邪教自有邪的魅力。其时，华夏几州，除雍州偏于西垂尚未波及外，青、徐、冀、扬、况、豫等八州，尽有响应太平道者。 虽然太尉扬赐上书言张角之患，司徒掾刘陶复上书申言张角之害，但汉灵帝殊不为意。这就使汉皇朝失去了一次防止邪教异端演化成政治叛乱的机会。 张角们谋划泄露后，匆忙起事。汉皇朝面临的尴尬是：在邪教十几年的蚕食后，任何军事镇压都已不可能重建政治信任。 张角举事，开了一个先例，张修建五斗米教，自称五斗米师，反于巴蜀。张牛角反于博陵，褚飞燕反于常山。他如黄龙，雷公等数十支武装起于州郡。严重的是，起事者不再安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旦扯旗放炮，大都将政治目标锁定在取而代之上。此时的大汉皇朝，已成天下百姓之敌。 正是因为人心向背这种群体意识还没来得及凝聚成一只铁拳，失去人心的政府便依靠它远离人心的国家机器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但张角兄弟的尝试也揭示了一种历史玄机：四百年的政治经营原来也经不起老百姓的一场骚动！专制政权，何其弱也！ 黄巾一起，大汉休克。千伙警示，谁人志之？
四、通灵宝玉碎了，大一统垮了 诸葛亮，大抵是较早总结大汉皇朝败亡之因的思想家。他的结论，归于用心："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可以倾颓也。"谁有权力亲小人远贤臣呢？当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念及后汉之灭亡，刘备与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 汉桓帝刘志，十五岁即位，三十六岁驾崩，在位二十二年。汉灵帝刘宏，十二岁即位，三十四岁驾崩，在位亦二十二年。严格说，这两人即位之初都还是儿童。一个老大帝国，儿童称帝，大权旁落，期乎必然也。问题是，大权落在小人之手，还是贤臣之手。 桓帝时，先是外戚专政，梁氏横行；后来，是宦官窃国，党人遭殃。灵帝时，先有宦官乱政，诛杀朝臣；后有钩党之狱，士人禁声。终桓灵二帝四十余年，责其弊在用人不当，无疑也。用小人，用坏人；逐贤人，杀士人，以至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群体灾难（较秦始皇坑儒尤重）就发生在大汉末日。谁能想到，中国知识阶层最早的结党自觉，却遭逢结党之戮呢？ 灯下读后汉书，我常常在压抑中弃书而叹。中国的士阶层，最好不要独立成一种存在。在你尚未威胁政治时，政治便敏感了威胁，而对你预为制裁。 接着，我开始思考大汉季世包围着帝王的那些太监的行径。或许是自我保护，太监们十分热衷于推行一种愚民与愚君相结合的政策。这个两愚方针的障碍，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你聪明吗？我就是不用你。关门主义大行四十多年，后汉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固执排斥知识分子的政府。这是一个愚蠢的政府。愚蠢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终于，这权力在愚弄了天下之后，愚弄到自己身上。因为堆昆有年的上源腐败和中枢麻痹，早已不让老百姓信任它、追随它了，故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一起，百姓云从，汉灵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人心丢了，帝王崇拜垮了，通灵宝玉碎了，命根子断了，大汉落日，映着血色，缓缓沉入黑水虞渊。政治，唯有在惩创异己时才表现为高度的神经质；而对于自身的绝证与死期，它则又瞎又聋又麻木。 当大汉方舟急剧下沉时，可爱的十常侍们不但忙于在京城并起宅第，富拟宫室，而且悄悄与太平道勾结，以为内应。可爱的汉灵帝，不但乐于在后宫列肆经商，饮宴为乐，而且拍卖官爵，中饱私囊。 历史，在分合两极间震荡。 由分而合，由合而分，一无例外地折射出政治的清明与腐败。汉朝的大一统维持四百年，也算极数。如果政治上不出大错，哪儿又是四百年呢。可见，创业不易，守成更难。
2009年5月26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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