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1986是我经历坎坷的一年，在讲台上站了5年，从一个不太了解语文教学的师范生成为了学生喜欢的教师，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那一年，我已经是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且获得些许荣誉称号的32岁的教师，正当人生得意时，医生判了我的死刑。
     那年的5月末一个晚上，我从学校回家，路很近但是天下着大雨，我踩在了铁路医院门前一个不大的水坑中，脚上的雨靴灌进了水，很小的一个诱因，没当回事。
     后来开始发烧，一直发烧，大约十几天后，尿血，去了医院。验血验尿，住院消炎，到了6月中旬，医生说做个肾图吧，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就是得了肾炎，治就是了。后来才明白，炎症消失后，发现我的左肾有个很大积水面儿，需要研究是什么原因。
     我那时对疾病的知识很是匮乏，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恐惧感，所以医生对我讲解肾图上显示的问题时，我晕晕乎乎地没当事，一直到医生告诉我结论时，我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才想到给长春的当医生的亲戚打电话问问"何谓肾功能衰竭"。
     经历了一系列检查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性治疗，那些积水没有减少，炎症已经不存在了。一天有几个老师来看我，告诉我学校办外语班呢，参加考试才能够评讲师，我心活了，我对主治医生说我得出院考外语去，他瞪着我说你不要命了？我无奈。
     早上被医生骂了后，因为病也没找到原因，针也不用打了，我就自己去了当时吉林市最繁华的河南街，想在那里静静给自己拿个主意。
     因为是多个医生的会诊，我相信了他们的结论，明确自己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那时候我想到了自己幼小的格格，想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也想到了惦记我的父母，现在想想我这个人还是乐观至上的，在思考自己应该如何面对现实之前，我买了一只烧鸡，在马路牙子上铺本杂志，我坐下，无视路人，啃着烧鸡我思考。 
     然后，我直接回了学校，赶上了当天下午4点开始的外语课，讲课的老师把我的名字填在点名册上，问我学了几年日语，我用日语说：两年，我喜欢看日文原版小说。老师笑了，他也用日语说你回医院吧，到时候报名考试就行了。我没走，直到下课。
     回家的路上把病号服送回医院，我坚持出院了，医生叮嘱半年查一次肾功能，我把这个叮嘱很快就忘记了，那时候工作真忙，当着班主任，辅导着演讲协会和读书协会，上课，准备评讲师，总之，把病忘了。
     整理申报的资料，对自己很满意，教书5年，有论文9篇，够用了。其他的条件也不差，就考个外语，挺容易的我就成了讲师，不错。
     当然，不尽人意的事情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人际关系，教研室的同事人品不错，但是竞争还是激烈的，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了什么是风口浪尖的争夺。
      一天我的老师和我谈话，他说这是某老师给校长的一封信，你看看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我看了，很简单，状告主任对我的重视和培养，反对主任过度栽培我，更反对主任有意想让我成为未来的主任，刻意在教研室树立我的威信。
     理解。那时候教研室的同事，年龄比我大的，都是从高中调入，都是曾经的教研室主任，教龄都很长，学历也不低，不说桃李满天下也都是脚跟站出茧子的人，哪个是自甘放弃的呢。
     老师说现在教育格局变化太快，越是教龄长越难适应，在教学上你还是一张白纸，为了今后的发展，我是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原则是扶上马送一程，帮助你适应教研室的工作，你看可以吗？我坚决摇头。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磨砺，经历了4年的知青生活，大学读书时代书给了我无限的感慨，更何况，我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不想也不会领导别人，别人也别想束缚我，这个主任我当然不想当，我坦陈自己的观点，告诉老师，我会是尽职的教师，却不会是称职的教研室主任，老师点点头，说我不强求。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教研室涌动的暗波消失了，老师退休时校长坚持让他提主任的人选，他说那是学校的事情，我的使命结束了。后来我们在偶然相遇的时候，聊古话今，从不谈学校的事情，我们是忘年知音，一直都是。
    自由是靠自己争取和保卫的，我的自由的教学和自由的思考一直存在，是因为很少有人在教学上和我抗衡，也很少有人能够把我的教学点子驳倒，尝试着和我争一争的人不少，这是学术之争，我欢迎。
     在我三十多岁时，为了自由我申请加入了民盟，我受不了党员把我定位在积极分子，卯足了劲要发展我，这样的选择让我遭遇了又一次冲击波，我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很无奈。
     一天民盟来人盖单位证实我身分的公章，学校拒绝了，党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支部那样和你谈，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
     我郁闷。申请书，我18岁写了，那时候是知青，还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没人在乎我的申请，我就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丑丫头，不会往领导身边凑乎，嘴还不甜。24岁上大学了，写过，后来明白在77级，入党比登天都难，放弃了。放弃就是放弃了，逐渐的就释然了，不想了，却要给你了，郁闷。
     入民盟，失败了。做个政治的局外人挺好的，可是不大顺利，不让你政治真空，让你入，让你进步，那时候发展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是基层党组织的硬性任务，我就是计划对象。
     后来转正时出问题了，党委会上有人说"她那个班，动乱时好像很活跃吗，做了标语写了口号，她还嘱咐学生上街游行安全第一，这恐怕不能转正吧"。组织部转达了会议精神，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心中一乐，看到了自由的曙光，没有写。结果，又开会，还是上次否决的人发言了：年轻人嘛，有激情，我不反对她转正，今后多教育吧。
     很多年后我知道了实情，一是当年的发展指标，路局党组规定必须有一名讲师，35岁以下的女性，我们学校仅我一人。二是党委成员里有位前辈叫杨维恭，他坚持说别又把文革那套搬出来，动不动就给人尤其是年轻人加上政治紧箍咒。就这样，我的名字又贴在了门口，最高兴的是我的学生，他们说今后老师有一票权了，咱们入党就不吃亏了。这话，我相信。

      越挫越勇，生活很开心工作很顺利，人际关系的秘诀我一再实践，我早就明白，不和任何人争名争利，永远把吃亏看成快乐，是明哲保身的法宝，我认定了这个法宝，先进，全不要，选先进我不参加，涨工资，随便，评议时我不参加，党员开会不能缺席，永远倾听不发言，发展党员我同意，全举手，犯不上打击积极性。我为自己打着自由保卫战，不以怨报怨，不心存委屈，不祈求利益和荣誉，不张扬自己，但是我肯定以德报德，由此拥有了很多的朋友，和年轻教师在一起，我们会鼓着啤酒瓶子唱歌，和老教师在一起，我们会倾心长谈毫不保留个人的怨恨，我照旧为同事们泡茶，用心做，只是因为我喜欢大家，没有这些同事，就没有我那样美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