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说《西游记》的故事，有现实中的原型，即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师远赴印度求取佛经的故事，其实玄奘西行的目的是为了对具有不同意义的经典寻求一个共同的解释。因此他只有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寻找佛学的真谛，根据他的印度之行，基本上实现了愿望，在求解的过程中，同时也促进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玄奘的“留学”。同时也对印度的佛学乃至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一对话中思想得到广泛的交流。玄奘在印度（印度当时有五个比较大的邦国，称为五印度）的威望很高，仅次于其师戒贤正法藏，受到当时最有权势的戒日王的敬重，并一再被邀请留于印度。但最后被玄奘婉言谢绝。
　　 尽管玄奘对中印两国的佛教以及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主要的贡献，但是无论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是从民间的角度，都没有对文化意义方面产生兴趣，统治阶级把目光放在经济与政治交流方面，而民间则把目光放在玄奘具有传奇色彩取经过程上。
　　 玄奘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由玄奘亲自口述的，由弟子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有更多的传奇和神秘色彩。这与他宣扬佛教的宗旨是分不开的，而《三藏法师传》毕竟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学著作。
　　 晚唐出现了“传奇”，这是中国最早的成熟小说类型之一，而到宋代又出现了话本文学。所谓“话本”，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来是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因为话本是针对听众的，采用的是口语体，所以具有口头文学的性质。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小说话本，是经过下层文人的加工，能够为读者阅读的话本小说了。
　　 而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由话本发展形成的话本小说，因此其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作品，而是一种民间集体创作的结果。在《诗话》里，小说《西游记》的主要的人物，基本都已经出现。尽管经过文人加工和润色，但还是保存了民间世俗文学的原始风貌，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追求和世俗生活的一些特点。《诗话》是西游故事发展中的主要环节，为主要人物和情节初步定型作出了重要的准备。
　　 而在《西游记杂剧》中，不但主要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包括白龙马都已经出现，而且情节和百回本更加的接近，包括唐僧出世，大闹天宫、收伏八戒、女儿国、火焰山等主要故事。在《杂剧》中，民间化的程度比《诗话》更高，《诗话》中还有一种对宗教的虔诚，而《杂剧》无论是书写的语言，还是情节的构造，人物的性格，都有浓厚的世俗气息和滑稽调笑意味。而在《西游记》成书前还有一个过渡本《西游记评话》，尽管已经失传，但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与百回本的故事更加接近。
　　 我们从《西游记》的成书前西游故事演变的过程来看，《西游记》的形成与民间文化的丰富想像力、创造力是分不开的，故事也从一种宗教性很强的官方和出世色彩，逐渐变为世俗性气息越来越浓的民间色彩。主要人物也由唐僧这一颇具宗教意味的历史人物，变成具有民间特色，寄托了广大人民理想和反抗统治阶级愿望的、具有强大本领、自由精神、桀骜不驯的英雄人物孙悟空。

　　 三、
　　《西游记》的故事由最初的史实，文献性著作到话本、杂剧以至平话，最后由明代的吴承恩写成情节精巧完整、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思想意蕴深远的百回本文学名著。作为作者的吴承恩自然功不可没，没有他的文学天才，就没有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西游记》的最后完成，不但是在几百年的各种传说和文学创作的积累下的作者集大成的结果，同时也包括了中国民间文化和人民智慧的历史沉积。没有几千来的民间文化，同样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古典文学巅峰之作《西游记》。
　　《西游记》的语言有高度的口语化特点，而人物形象则趋向的世俗化。无论是取经的主要人物，还是天上的神佛，地下的妖魔，用的都是民间语言。整个西游世界，不但语言是民间口语化的，而且人物的形象和举止也都带有世俗的影子。如天庭最高统治者玉帝，不但平庸无能，而且胆小怕事，得过且过，再三对悟空的行为妥协，只有到悟空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时，才不得不派天神去请如来。而老君不但明哲保身，而且还在悟空和二朗神的打斗中暗施偷袭，完全没有一教之主的风范。而如来有些好大喜功，自私护短，并且“打诳语”欺骗悟空，回到西天后又向众人炫耀，如他回到灵山时说：“玉帝大开金阙瑶宫，请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会’谢我，却方辞贺而回。”带有世俗人的色彩。而唐僧虽然更符合一个佛教徒的形象，然而也表现出封建家长的专权和顽固。
　　 另外，书中的形形色色的妖魔，也是高度的世俗化和民间化。身上体现了“市民”性格的一面，如精打细算。有时也像市井细民一样表现出种种的诙谐幽默。当然，最能体现世俗和市民思想的要数猪八戒。因此，猪八戒的形象魅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取经的中心人物唐僧。沙和尚体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真诚、善良、勤劳和任劳任怨的一面，是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淳朴品质的肯定和赞扬。这种世俗民间化特征，几乎贯穿了文本的各个方面，这不仅是作者的立场与底层劳动人民有关，同时也和中国几前年来的民间文化，和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有关。书中的主人公孙悟空，不但表现和寄托了作者和下层人民的理想，而且其诙谐、幽默的一面，也正是民间诙谐文化的体现。这种诙谐和幽默，体现的是一种狂欢精神。
　　巴赫金说：“艺术观察的新形式，是经过若干世纪缓慢形成的，而某一时代只是为新形式的最后成熟和实现创造出最适宜的条件。”这正说明了《西游记》的成书过程的深层历史和文化原因，《西游记》是反封建的官方压迫的民间文学精神和民间文化在历史的积累中，以艺术的形式最完美的体现。
　　 《西游记》首先表现了反封建的反抗性，表现了人民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主要体现在《西游记》的第七章，尤其是对“大闹天宫”的精彩描写中。小说中的天庭，正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吏的代表。在孙悟空的眼中，一切权威、庄严和封建的信条，君臣、长幼、尊卑、都不值得一提，公然表示了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书中写道孙悟空在太白金星参拜玉帝时“悟空挺身在旁，且不朝礼。”在庄严的大殿上，对最高统治者不屑一顾。而玉帝问哪个妖仙时，悟空只答道：“老孙便是。”殿上的仙卿们却吓得大惊失色，纷纷斥责悟空。虽然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神，却表现得卑微渺小，善于奉承的本相一览无遗。从而更反衬了孙悟空的大胆无畏，敢于蔑视权贵，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就连玉帝也无可奈何的以“宽宏大量”来掩饰其昏庸无能。他不但不加追究，反而要托词“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礼。”实质上反映了统治阶级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本质。
　　 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是既恨且怕，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妥协策略，但是他们始终不会真正信任这个“妖仙”。而是以欺骗的手段授与悟空一个看马的小官，让孙悟空在天庭当“弼马温”。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中两种的文化，即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文化和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民间文化之间的对立。
　　 巴赫金的狂欢以及对话理论，虽然立足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但是民间文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类社会文化范畴，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虽然中国没有狂欢节，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国没有节日狂欢的感受。中国古代传统的节日很多，比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在这些节日中，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也同样能感受到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每到这些节日，人们都张灯结彩，相互祝贺、互赠礼物，在一些节日还有大型的表演活动，如元宵节的灯展，端午节的赛龙舟等。
　　 而且中国的节日和欧洲等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尽管多少带有一些宗教因素，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宗教性已经融合到一种民俗之中，其实带有更多的神话色彩。这与中国始终没有一种宗教能在社会生活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带有入世精神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思想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有密切的关系。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更体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人文色彩和世俗特点，而西方节日几乎都和宗教保持一定的联系，源于基督教和《圣经》的传统。
　　 虽然中西民间狂欢节日都有各自的文化特点，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还是具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节日狂欢，这是狂欢节文化的节日起源，也是狂欢的世界感受的精神来源；其次是文学的狂欢化，这主要是指体裁的形式，即体现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语言文字及其表现的故事和艺术形象；最后是意识形态的狂欢化。《西游记》作为成书于数百年民间文化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丰富的狂欢化文学因素。而我们对《西游记》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论述。现在我们就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一些普遍性的观点，结合具体的中国民间文化特点，讨论《西游记》中狂欢化精神所包含的意义。

　　 四、
　　《西游记》中的艺术世界，在书中由三个世界组成：一个是神佛世界，第二个是与其对立的妖魔世界，还有世俗的人间世界。唐僧师徒四人主要是与在取经途中的各种妖魔斗争。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妖魔与神佛都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金角和银角两个妖魔是他的家童，通天河中的灵感大王是观音莲池里的金鱼，朱紫国的赛太岁是观音的坐骑金毛吼，比丘国国丈是寿星的白鹿，而金翅大鹏是如来的舅舅，除如来之外，谁也收拾不了。在收服熊怪的一段，孙悟空说：“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于无。”在作者的眼中，神佛和妖魔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的。如上文所述的妖魔，都是有“神缘”和“佛缘”的。而猪八戒和沙和尚都同时作过神和妖，最后又皈依佛门，黄袍怪本是天上的星宿奎木狼。这并非作者故弄玄虚，而是体现了作者对事物的复杂和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这也正是狂欢式中交替、变更精神的体现。
　　《西游记》中的花果山，是狂欢式的世界最为明显的体现。书中写道：“美猴王领一群猿猴、猕猴、马猴等，分派了群臣佐使，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合契同情，不入飞鸟之丛，不从走兽之类。独自为王，不胜欢乐。”在美丽如画的花果山里，没有等级秩序的压抑感，也没有宗教戒律的沉闷感，从这个角度说，不论是众神的天庭，还是诸佛的西天，都没有花果山自由。而花果山如众猴所说：“我等日日欢乐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帝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
　　 花果山的孙悟空和众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虽然他们奉孙悟空为王，但是他们这种关系和玉帝与众神，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前者是一种快乐的、自由的、共同游戏、彼此狂欢的亲密关系，孙悟空的领导地位是众猴推选出来的，是以一种能带领他们走向更自由、更快乐的能力作为前提的。而天庭则是具有森严等级秩序的官方世界的写照，在那里虽然也有一定的娱乐活动，但那却不是自由的。比如蟠桃会，宴请的都是一些显赫的神佛，就没有“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位置。而作为卷帘大将的沙僧，不过因为打碎了玻璃盏，玉帝就把他打了八百杖贬到下界。
　　由此可见，作者在《西游记》的艺术世界中，对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天堂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肯定和赞扬的是具有世俗特征的花果山。花果山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只有宴席和聚会，充满了民间的狂欢和节日的气氛。这正是张扬自由和平等精神和更替更新的狂欢节的世界，是作者的美好憧憬，也是民间精神和市民理想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