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暑假来临，曲阜师范学院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了。整理好行囊，收拾好心绪，我们乘坐学院预约的专程长途客车，既兴奋又留恋地走出学院的大门。回望熟悉的校园，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们渴望毕业走向火热的生活，却又眷恋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难忘那些充满乐趣的学习生活。说实话，我的工农兵大学生活，与众不同且有戏剧性，具有中文系学员和编辑学习班成员的双重身份，学习、生活拥有些许特权，故事也就不是那样的循规蹈矩：平板单调的学习激扬着我们的火热青春，贫乏的物质生活燃烧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特殊的经历镌刻着我们成长足迹的印记。
　　入校一个月的光景，我们中文系76级学员刚刚结束为期三周的农场劳动返校，满身征尘尚未清洗，系领导就急切向我们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山东省委宣传部委托曲师院《破与立》编辑部在我们这届学员中择优选拔六位同学，单独组建一个小型编辑学习班，毕业省委另有所用。这事很诱惑人啊，你想，"省委另有所用"的潜台词就是重用，前途无量！报名的同学很多，许多人跃跃欲试，期望值也很高，我也随着众人随便写了一份申请递交上去，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最漫不经心的我被选定了。
　　档案关系不动，人从中文系剥离出来，我们六个人告别刚刚熟识的同学，踌躇满志地来到院党委宣传部报到。院党委书记王路宾亲自召开欢迎会，他代表省委对我们被选拔为编辑学习班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强调组建这个编辑学习班的重大意义，对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我们六人有五个党员（只有一个女同志是非党人士），组织生活安排在院党委直属支部，党委书记王路宾（后来到中央党校任领导职务）以及后来继任书记兼院长的赵紫生是我们的党小组长，我们这个小小学习班也似乎成为院党委直属的一个部门，因而获知了诸多一般学生不能听闻的内部新闻，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新教室就安排在学报编辑部隔壁的一间大屋子里，六张簇新的课桌安静在那儿等我们见面，南面的大玻璃窗正对学院的古老大门。在这里，我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用青春和热情演绎了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
　　按照规定，我们编辑学习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继续参加中文系的课程学习，还可以随时去政史系听课，以增加知识面；除了紧张的听课，编辑部还有计划地给我们安排有关编辑专业的课程，经常请专家级教授给我们开小灶，系统讲授各种编辑业务的专题知识。我们六个同学围坐在老师周围，静静的聆听教授讲课，还有机会互动提问一些久悬于心的话题。有时候为了鼓舞我们的士气，体现我们的学习效果，间或在学报上发表我们的习作（当然是被编辑老师改动的面目全非），还会让我们对部分"法家"和老一辈领导人的诗词作品做注解，看见我们的文章变成散发墨香的铅字，心里也会荡漾起激动的涟漪。
　　那时候，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了，但文革尚未彻底结束，各单位的理论喉舌--"理论组"或"大批判组"还在正常活动，报纸杂志和学报继续连篇累牍的发表批判四人帮的大块文章，故而我们有机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省直各部委和高等院校"组稿"，刊登在《破与立》学报上。矜持地持介绍信进出由卫戍部队警卫的省委、省革委的大门，再经省委宣传部介绍到省直各大单位联系大批判组的稿件。
　　我们农村出身的学生，满身的泥土气息，只有那枚红底白字的校徽能够证明我们的身份。懵懵懂懂地跟随老师出入省直机关，接受领导的接见和谈话，拿到预约的稿件，客气地告别。那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持学院介绍信可以住进省委第二招待所，吃饭需要交出粮票和现金，只是我们的彭老师很大气，现金和粮票都是他自己出，他执拗地拒绝我们学生出钱和粮票，如果我们再三要求，他会毫不客气的说，"你们学生有什么，让我来吧！"趁着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幸进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英雄山和金牛公园等名胜逛逛。说来可笑，长这么大，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踏上省会济南的门槛，第一次住高级招待所，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省级领导，这诸多的第一次真使我们"刘姥姥进大观园--傻眼了"，视觉和感觉受到强烈的冲击。
　　既然是编辑学习班的学员，就要熟悉与之相关的各个工作环节。我们几个人经常在老师的指点下校对小样、清样，或者去学校印刷厂帮助车间工人折页子，就是把整开的印刷版面折叠成十六开以备装订成册。我们尽管很着急自己的学习，但还是服从安排积极参加劳动。放下教材讲义，说说笑笑的朝装订车间走，走到车间的窗户下，就隐约听见里面的几个姑娘在埋怨说，支援咱们的同学们怎么还不来呢，再不来我们就不能按时完成这期学报的装订了。我套用一支音乐曲调接口唱到："来啦，来啦，来咪来叨希啦--"唱腔落地马上赢得满堂大笑，那几个后来从装订车间考上大学的女孩子笑得岔了气。在和洽的气氛中会唱歌的都一展歌喉，沉闷的劳动变成唱歌的舞台，原计划要晚上加班的劳动任务提前完成了，编辑部书记郝晴兰感叹说，音乐可以提高生产力啊！
　　最经常的是还要停课参加学院院直部门的劳动，分配给我们编辑部的劳动任务都是比较繁重的推土整平地面或者清理垃圾等活计，我们的老师年纪都不小了，再说体力劳动也不是他们的强项，反正几个书记院长都知道编辑部有几个年轻人，凡是脏活累活，就吩咐一声："让编辑部那几个小子去干就得了！"中文系同学看见我们经常大白天干活，招招手调谑地说："编辑部的同学们，你们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要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思想！哈哈哈！"
　　一九七七年暑假全国恢复高考，我们的心有点活动，想回家参加高考，甩掉"社来社去"帽子。我们找王路宾书记汇报了这种想法，王书记沉思了一会郑重地说，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事，也不是咱们一个学校的问题，涉及的单位很多，等上级的指示吧，国务院和教育部会对你们的工作统筹安排的。毕业离校前夕，编辑部开了茶话会给我们送别，我们得到的安慰是：暂不收回校徽和学生证，发两个月的粮票和生活费，回家等待分配工作。
　　我们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也可以说从此结束了一个教育时代，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成为历史的过去，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