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在法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月份，在60年代世界性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中，“五月风暴”是一个具有重要标志的事件。
    在法国1968年5月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人们一直众说纷纭，但我们今天，真正对其本质有清晰的认识了吗？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雷蒙·阿龙在其《无双的革命》中，称“五月风暴”事件是集体的心理剧、革命的梦幻、大规模的起哄，大学生的反民主运动。与他持相同看法的人眼中，这场运动显然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或者，根本说不上具有任何革命的特征。运动根本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和目标，即使仅仅在词语革命的意义来说，其根本动机也是模糊的：“把您的愿望变成现实”，“奔跑吧，同志，旧世界在后面”，“我越想干革命就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想干革命”，“生活就是心不在焉”，“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藏住您的目的”，“自由包含所有的罪过，它是我们十全十美的武器”。
    在这场几乎由大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中，学生在与警察的对峙之中，虽然占领了巴黎大学，进行了巷战，并让戴高乐的政府垮台，但并未对当时的政权有任何制度上的冲击。整个运动并未超出游行和抗议的范围，巷战只是双方一时的情绪失控而已。这场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运动，给人一场梦幻般的心理剧的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参与者，似乎在当时并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意义。那些对运动期待过高，颇感失望的人，抱有这样的想法：1968年5月，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演习，预示着未来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但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恐怕要永远的失望了。因为无论是从成功，还是失败的角度来说，这场运动都不是一场预演，也宣告了一个真正时代的到来。

　　 二、

    法国18世纪末的大革命，曾经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此之前，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带有资产阶级意义的尼德兰革命，还是并不彻底的英国“和平”革命，都不曾将“革命”的意义如此明确的昭示于世界。法国大革命，成为了“革命”的一个真正的范本，尽管在后人看来并不是完美的。
    20世纪整个前半叶可以说是战争和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爆发最频繁的时期。革命和战争互为因果，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在1945年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冷战和对峙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尽管国际气氛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并未引起业已形成的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世界格局太大的变化，但时而发生的反殖民独立解放运动和局部地区的冲突，却一直在暗暗的松动第一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迫和控制。“越南战争”成为60年代，引起像美国这样战后经济富足的西方国家，青年们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同时，受中国“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切·格瓦拉和胡志明等革命领袖成为了西方青年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的画像被贴上了街头和卧室里。
    “五月风暴”就发生在这样的年代里。与其说这场运动是大学生们有明确的造反目标的革命行为，不如说是一场群体的自我表达行为。在他们颇具象征色彩的集会、游行和巷战之中，他们要表达的，只是他们被压抑的自我和自由而已。尽管戴高乐政府的部长们并不明白青年学生们想要什么，但他们知道，这些学生并不会采取过激的行为。这就导致了在整个运动中，警察似乎一直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被动之中，最高上司的忠告和社会的舆论，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场运动终结于戴高乐政府的集体辞职。但这并不是运动开始的目标，更像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这仅仅是事件产生的一个象征性的胜利。
    运动的核心人员是“疯人派”，尼埃尔·科恩—本迪作为运动的领袖之一，曾经在回答萨特的采访中说道：“对我来说，不涉及做形而上学的空想和寻求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更喜欢靠近社会的永恒改变，以革命行动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挑战。我认为一下子跟本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的，相反会集中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浩大的工人运动和猛烈的学生运动。现在，这些条件还没有汇集起来。这中间可能有人希望政府垮台，但没有必要希望资本主义爆炸。这并不是说一点也不触动资本主义，相反的，必须开始全面的抗议斗争。”
    当运动的这位领袖人物如此回答《观察家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我们似乎能对这场运动的实质，真正有所了解。在整个事件之中，唯一明确的要求，是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代表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提出来的：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和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在这些具体的要求背后，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革命有什么关系。与法国历史上的1973年大革命和1970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比起来，如果“五月风暴”不是发生在全球学生造反的红色60年代里，或许真是一场荒诞的集体心理剧而已。但恰恰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赋予了事件以真正革命的意义。

　　 三、

    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由传统的工业生产社会，转入经济高增长的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时代，尽管冷战还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继续，但对于刚刚进入大学和中学的青年，有一些东西对他们比国际局势更有吸引力。这些出生在二战之后的一代人，他们成长的年月，战争正逐渐的在人们的记忆中被保存到回忆录和档案馆里。而爵士乐和摇摆舞，电影院和无线电却将詹姆士·迪安，马龙·白兰度和约翰·列侬这些代表流行文化的明星，推向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地位。而战争期间的英雄们，却都已经成为了久远的传说，虽然这些将军们还活在人们中间。
    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在人数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他们对新鲜事物，远比对过去的历史更感兴趣，音乐、电影和爱情，才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60年代之后，历史终结了。这句话，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所有关于政治，权力和战争的宏大的、集体的历史在一代人的意识中终结了。他们的生活中，只有个人的历史，也就是说，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远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革命的激情，相反，革命和爵士乐对于他们同样的具有吸引力，青春、激情和改变世界的理想，总是缠绕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清楚，切·格瓦拉和毛泽东之所以会成为他们的偶像，并不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心理意义——革命。
   

    在不可能经历革命的一代人身上，只有文化想象的空间。当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完全不具备传统的革命发生条件的历史年代里实行的时候，就出现了法国1968年5月事件这样的戏剧性革命事件。一次由全民参与的，对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细节模仿，在各个过程中，警察代替了军队，学生代替了革命者，和平示威代替了流血斗争。石块打破警察的头，只是全剧缺乏一个总导演而出现的意外插曲。占领、逮捕和巷战，是细节逼真的要求。在示威游行的过程中，巴黎警察局长一直与运动的领导人保持着“红色热线”，正是因为如此，才避免了在二十多天里，大规模冲突的出现。
    在整个事件中，损失最大的是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这位法国二战时期的英雄，经历了无数政治风云的长胜将军，竟然竟败给了一群只会喊口号和投石块的大学生们。《法兰西晚报》曾这样评论：“老君主手中的剑正在落下，这就是由他编造的符合宪法的剑。”戴高乐在法国代表着一个时代，他是战争和革命时代的象征，他是权威和英雄的化身，他是现实中父亲和上帝的巨大影子。这一切，都应该属于浪漫主义的工业社会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残留物，是启蒙时代宏大叙事的现代性幽灵。在历史终结之后的后工业社会中，这些历史的残留物，应该给解放、社会平等和流行文化让路。五月事件所有的行动，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表达，青年想要的仅仅是自由，也可以说，是包括一切在内的自由的世界。

　　 四

    “五月风暴”运动中的大学生们，是在存在主义由法国风靡世界的战后年月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在60年代，存在主义在法国已经被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取代，但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等存在主义作家的哲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已经深入到了青年们心中。“五月风暴”作为一个行动的事件，已经深深的打上了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烙印。萨特敏锐的看到了，“五月风暴”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过去促发革命的最初动因始终是贫穷，而这次学生则取代之以一个崭新的要求——自主权。在这个技术统治的国家里，权力的观念比所有制的观念变得更为重要，而他们的主张正是权力——主宰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力。”
    个性解放首要的阻力是官僚技术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传统道德观念，对于青年学生来说，父辈的权威和社会习俗，以及大学的僵化体制和各种纪律，比社会制度和阶级压迫更让他们直接的感受到了压抑的存在，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无所不在微观权力，青年造反的方式，只能是“全面的抗议斗争”。
    “五月风暴”的确是一场革命，是青年对家长的革命，是个人对集体的革命，是文化对政治的革命，是消费对生产的革命，是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的颠覆和解构。如果用传统意义上的推翻政权，改换制度的法国大革命意义上的革命来衡量，“五月风暴”运动的话，那它的确太像一场荒诞戏剧了。但是从文化转型的意义上来说，它从认知方式上，深刻的改变了人们对事物意义的看法，包括改变了革命本身的意义。

　　 结语

    “我是一个革命者”，戴高乐在事件之后如是说，他不明白造反的对象为什么是他。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昔日的战功，在爵士乐和摇摆舞的时代，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
    历史终结之后，1968年5月，带给我们的，将是怎样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时代？如今40多年过去了，当移动电话，网络聊天、MP4、韩国肥皂剧、日本动画片、贺岁喜剧，街舞，早已将60年代的造反激情所掩盖的时候，我们只能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多少能接触到那个年代，曾令人心醉神迷的经典爵士乐。但对于我们来说，那也只是被尘埃所掩盖的老唱片了。1968年5月的造反一代，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历史，还是抹去了我们对历史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