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世纪如同群星般闪耀的伟大作家中，阿贝尔·加缪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位。有人称萨特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这一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这位与萨特齐名，既是朋友，又是论敌的存在主义文学大师。
加缪于1913年出生于当时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他的父辈是最要的一批法国移民，加缪在《夏天》中如此描述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混血种。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希腊人聚集在那儿。大量的通婚就像美国一样产生了极佳的结果。”作为一名混血儿的加缪，虽然出生于这块远离欧洲大陆的地中海沿岸地带，但还是没能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他的父亲吕西安应征入伍后不久，在与德国人的交锋中阵亡，此时的加缪还不满一岁。幼小的他从此在这块出生地，与母亲、哥哥、舅舅、外祖母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生活。
加缪在他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即未竟稿的自传长篇小说《第一个人》里，详细的描述了他成年以前的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作品中所记录的生活，与加缪早年的经历是没有太大出入的。在回忆中，他的童年虽然生活贫困，但却不乏简单而平凡的快乐。或许与功成名就之后富裕而烦恼不断的生活相比，他更加怀念尽管贫穷，然而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加缪的母亲、舅舅、外祖母都是文盲。由于他的母亲和舅舅在听力方面存在遗传的缺陷，这个家庭的大权自然就由粗暴、傲慢、专横而且吝啬的外祖母来掌控了。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勤俭持家的妇女，加缪一家的生活，才没有完全的陷入困顿。而他和哥哥之所以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不得不说得益于外祖母把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在上学之前，家人几乎没有给过他任何的教育，之后也是如此。
加缪的小说《第一个人》和萨特的《文字生涯》，虽然都是自传性的回忆作品。但同时也不同程度的带有成长和教育小说的色彩。这点在《第一个人》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加缪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因而我设想了第一人，他从零开始，他没有文化、没有道德、没有宗教信仰。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没有教育者的教育。”虽然加缪这部重要的作品最后没有完成，但是从已经写出的部分来看，他已经记述了主人公的这种在生活经验中，自然形成的道德观念发展过程。
加缪的母族是西班牙移民，信奉天主教，但却并没有多少宗教的热情。在《第一个人》中，加缪这样写道：“说实在的，宗教在这个家庭里不重要，无人去做弥撒，无人引用或教授戒律，也无人影射彼世的报应与处罚。”对于这种信仰淡漠的情形，加缪解释道：“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斗争及日常操劳的艰难，而雅克的家庭，还得加上贫穷的可怕消耗，这便很难再有宗教的位置了。”在他的童年时代里，尽管生活一直非常拮据，但生活给他的印象仍然是“神秘而灿烂”的。尽管物质生活的贫穷没有给他带来衣食方面的满足，但大自然和生活本身却馈赠给他很多。海滩、大海、阳光、足球、书籍，这些无需花费多少金钱，几乎免费的来的生活礼物，“足以占据他的整个身心。”
二、
如果说生活带给他的是温暖的阳光的话，那么宗教留给他的则是冷峻的阴影。虽然外祖母对宗教的态度淡漠，但作为法国人和天主教徒，宗教上的一些礼仪是无法不遵守的。加缪在《第一个人》中回忆道，初领圣体仪式，就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之后在一堂教理课上，他因为一个调皮的举动，被神甫狠狠的打了一个耳光，险些跌倒。脸颊内侧被打破了，他把血吞进了肚里。或许正是这件事，让他产生了对宗教的疏离之感。他曾幻想在幽暗的梦境中，到处金光闪闪，他与无名无姓的神秘相遇，但又觉得这种神秘与教理课上命名并严格确认的圣人们毫不相干。
在上教理课的同时，加缪在上他的小学教师贝尔纳先生的辅导课，以便通过助学金考试。能否上中学，对他的人生意义重大。贝尔纳先生是加缪的恩人，如果不是他说服加缪的外祖母，同意让小加缪继续升学接受中学教育，就不会有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与教理课神甫教师的威严相比，贝尔纳先生的温和体贴，给加缪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加缪曾经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他只为仁与爱落泪，从不为苦与难流泪。相反地，这只会使他的心更坚强，意更决。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加缪那种既坚持与苦难和邪恶相斗争，又充满宽容与爱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人生态度。这同时也构成了他的作品最主要的基调和倾向。
就宗教信仰问题，加缪如此说道：“我不是基督徒。我出生贫寒，生活在一片幸福的天空下，周围的环境让人感到和谐不是对立——但我有一种希腊式的心——希腊人并不否认他们的神，但他们只是将自己的命运托给神。”加缪并不否认神秘的命运，他不是萨特那样的彻底无神论者，但他却不愿意承认有组织和仪式的宗教权威，甚至是世俗的党派和团体，他曾经短暂的加入过共产党，但因为支持阿拉伯的激进分子而被开除。从此，他既反对宗教，又反对革命，坚持他以维护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因此，萨特称加缪是一个“反有神论者”是有道理的。
其实加缪继承的是“地中海精神”，即远自古希腊，近到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中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理想的，世俗的人道主义思想。近代的启蒙哲学取消了上帝和诸神的存在，在康德的哲学中，是以人的理性无法认识物自体，来悬置上帝存在与否这一终极本体论问题。但启蒙主义者又不想放弃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卢梭和康德都强调道德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康德用先验的道德律令来取代道德的外在宗教来源，加缪同样反对外在的道德规范。他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指出：“荒诞精神通过其推理找到的不是一些伦理规范，而是对人的各种生活的阐述与感触。”加缪终其一生，都怀有浓厚的地中海情结，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地中海沿岸温暖的阳光和海滩，都是他永远的故乡。
三、
加缪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家，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政治活动家。但并不是一个哲学家，这一点，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论敌，以及研究者，基本都同意这一说法。加缪曾在给弗朗西娜的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在讨论或思想冲突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不是哲学家，对我来说，思想是一种内心的冒险，它可以使人成熟，但也会给人伤害，或者使人着迷。在书写方式上，他和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尼采更为接近。而萨特则属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体系论哲学家。
加缪和萨特代表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立场，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坚持欧洲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还是继承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暴力实现社会公正传统，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思想倾向。在现实中，表现为同情共产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站在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众一方；或是自欧洲近代由来已久的，源于基督教博爱精神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方。萨特在战后是亲共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公开宣称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立场可以追溯到左拉和罗曼·罗兰，社会公正要求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而加缪虽然也承认被压迫者有权采取反抗的斗争行为，但他并不赞成反抗行为，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在他看来，以暴力抗恶的结果，难免会再次落入新的恶中。因此他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极权主义深恶痛绝。
萨特和加缪的分歧，在表面上看来是冷战思维下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更深层的根源上来看，是正义与爱的冲突。这种冲突由来已久，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中，社会正义与人性善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被以悲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两位欧洲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在同情革命的同时，又都将人道主义的牺牲行为，作为主人公的最后选择。超越历史的永恒人性之善，最终战胜了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出现的暴力流血行为。在以俄国民粹主义者为主人公的戏剧《正义者》中，加缪表现了与雨果《九三年》立场相类似的态度，来处理主人公的结局。这也是他在《反抗者》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即用自杀来为有正当理由的杀人赎罪。这种思想再理论上虽然说得通，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让革命者接受。与萨特哲学的理性冷峻相比，加缪的思想更加的理想化，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团结、和谐、统一的人类生存状态，他在《反抗者》中指出：“反抗者进行反抗的理由是基于人类的团结。事实上，只要杀死一个奴隶主，这位反抗者就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加缪的地中海精神，不仅是希腊式的，同时也浸透着基督教的爱的精神。对于加缪和萨特来说，他们的分歧，是一种各自思想发展的必然。他们在1943年的抵抗时期开始建立友谊，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作品中的共同之处。他们彼此都评论和分析过对方的早期作品，《恶心》、《墙》、《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无论加缪如何反对存在主义的标签，一种他认为的由克尔凯郭尔所创立，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所命名的神学思想，或是萨特的哲学。但他的所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都是存在主义的，即关于人的生存论的诸问题。
四、
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哲学家所关注的兴趣是精神、理性、认识、逻辑、历史、文化，即便涉及人的生存，也是一种伦理学的态度。只是在叔本华之后，人的存在及如何生存，才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学所关注的中心，无论是尼采从生命意志的角度，马克思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还是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一个。即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应该如何生存。当然，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相比。从叔本华到萨特的泛存在主义思想家们，更倾向于从脱离内在的意识和外在的社会，从人的生存态度来回答这一问题。
萨特的早期自由选择和加缪的荒诞抗争思想，其出发点都是世界的荒诞。在《恶心》和《局外人》中，这种荒诞是无论在欧洲的文明城市，还是在地中海的殖民地，都几乎无所不在。从荒诞的存在境遇出发，寻找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他们所共同面对的主题。萨特所指出的道路是自由选择，在无意义的荒诞世界中，抽身而出，从虚无中积极的创造意义。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尼采，而不是启发他写作《存在与虚无》的海德格尔。而加缪所指出的道路则相反，是以放弃自身的冷漠，来拥抱和理解荒诞的世界，从中感受快乐与幸福。在这一点上，他更加接近海德格尔，而不是尼采。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就是对个体自由的绝对肯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在抵抗运动结束之后，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各自发生了转变。
首先，他们认识到，个人的自由虽然是要被肯定的，但他人的自由和尊严同样值得肯定。正是抵抗运动让他们从对孤立个人生存问题的抽象思考，转向对社会历史境遇中人类命运的具体思索。在抵抗运动中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让萨特认识到社会革命对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战后，他致力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将个人的生存放入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中思考，成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加缪相反，虽然他承认社会对反抗压迫者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但对于革命的暴力手段和极权主义的后果，却非常担忧，认为以暴力抗恶的结果，最终会导致新的恶。
地中海希腊精神的秩序与节制，以及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成为他战后采取一种和谐、适度、统一的道德理想的追求。
五、
加缪与萨特的立场分歧，与他们的出身，也有重要的关系。萨特出身于中产阶级文化家庭，而加缪却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文盲家庭。在萨特的《文字生涯》和加缪的《第一个人》中，对他们的童年成长经历，以及性格的形成，都有详细的描写。有一个有趣的巧合是，他们由于刚出生不久就都没有了父亲。因此都由年轻的母亲带回娘家抚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萨特颇受外祖父的宠爱，而加缪则受到外祖父专横的管制。
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萨特是在文化和书籍中成长的，他没有现实中的伙伴，大部分时光是与书籍中想象的英雄一起渡过的，这让他日后可以游刃有余的扮演各种生活和公众角色。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可以自由选择，是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先于某种被规定的本质，他的哲学是一种主体哲学，这种哲学要求主体为了实现自由，对现实境遇进行一种超越性的改变，这种思想一旦上升到社会历史的高度，就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了，即受压迫者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需要对社会现实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在加缪的童年记忆里，阳光与阴影是相互交织的，如果没有生活上的贫困和辛劳，就不会充分的感受到阳光和海滩的可贵，与萨特孤独的童年不同，加缪经常与街区的孩子们玩耍，尤其是一起踢足球，令他心醉神迷。正是在游戏中的团结和友谊，让他认识到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革命与反抗、公正与仁爱、否定与肯定，成为萨特与加缪分歧的要点，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坚持一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内涵是自由、平等和尊严。但是他们却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对待冷战中两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立场上，更体现在对待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萨特坚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对法国当局殖民主义压迫的反抗，坚决的站在被压迫的民族一方。而加缪虽然承认这种反抗和斗争的正当性，但同时又不满其采取的暴力流血方式。他想采取一种理想的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发生在地中海沿岸激烈的殖民斗争，并不是他所热爱的地中海精神能化解的。因为斗争的原因，是法国队殖民地的占领和殖民压迫。
萨特比加缪更清醒的看到，只有法国当局自动撤离或者在当地的反抗斗争中失败，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事实的发展证明，萨特的看法是正确的。“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殖民主义是罪恶的，但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是无辜的，对于这些已经在阿尔及利亚扎根的近百年移民来说，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家园。尽管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但是地中海沿岸温暖的阳光和海滩，足以让他们像热爱自己的故乡一样热爱这片土地。
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萨特，坚决的站在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一方；而出身于无产阶级文盲家庭的加缪，却对资产阶级抱有好感。他们的思想立场，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这种现象并非偶然，马克思也同样出身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对于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的追求，让他选择了革命和斗争。加缪的一家人，完全可以说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对于生活的贫困和艰辛，他比别人更具有切身的体会。生活在贫穷的阴影中，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希望。阳光、沙滩、大海的自然之美和人间的温情，让他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他的心中当然有对自由的向往和渴望，外祖母的专横和神甫的严厉，早已让他在童年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但那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在荒诞中寻找乐趣、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痛苦中寻找幸福。因为他知道，有正面就必然有反面，有阴影就必然有阳光。虽然人有时改变不了环境，但却能改变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虽然改变不了等待死亡的事实，但却能坦然的面对过去与现实，从而产生一种幸福感。萨特希望通过自由选择来创造人自身的价值，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是一种理性的现实想法。而加缪则希望通过有限度的反抗和人类彼此间的团结和理解，实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这是一种理想的浪漫想法。正是两者的相互对立与补充，才构成了二战之后存在主义文学的完整景观，他们的区别不是对与错，而是看待一个问题，采取正面和反面的关系。
六、
存在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也可以说现代主义是一种泛存在主义。如果我们用最简洁的话语来描述现代主义的本质的话，那么就是在“上帝死了”的世界里，人应该如何生存。所有的现代主义者，都试图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来回答这一问题。
最早的现代主义哲学家是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他们代表了两种倾向，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不同，他们是在理性王国破产之后，从世纪末的悲观绝望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之中的第一个哲学家，必然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就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叔本华。对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悲观看法，早在18世纪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那里，就已经弥漫开了。但他们不敢直面悲观的现实，从而以想象逃遁到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和异域的神秘冒险之中，更有甚者，回归到上帝的怀抱之中。
现代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选择逃避地狱般绝望的现实，而是采取接受的方式。叔本华从东方的印度思想中找到放弃欲望的方法，这种通过智慧来达到解脱痛苦的方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的哲学中，都有所体现，只不过没有佛教那么明显罢了。叔本华的最重要贡献是将被康德划分在理性认识范畴之外的物自体，确定为意志。当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按照辩证理性逻辑运作的精神法则，而后者则是盲目、无序和不可捉摸的生命意志，恰如古希腊神秘的命运。
现代主义者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无序而混乱的世界里，没有人能预知明天会如何。因此最早的一批现代主义者，是艺术至上的颓废主义者，他们的代表是马拉美、王尔德和波德莱尔。在他们的眼中，瞬间就是永恒，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尽情的享受眼前一切能给生命本身带来欢娱的事物，就是人生的意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成为现代主义的第二阶段特征，现代主义不但向多元和多样化方向发展，而且影响到欧洲以外的拉美、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思想大厦是由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支撑的。非理性、无意识、神秘象征、原始冲动，给陷入悲观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一股不屈不挠的生命激情。
现代主义者认识到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不幸，但他们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以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气概，来与这个世界展开顽强的抗争，这是一个“超人”和“英雄”辈出的时代。第一代现代主义者是颓废的，第二代现代主义者是激进的。而第三代现代主义者，则是冷漠的，他们就是存在主义者。他们的先驱是一个生活中屡遭挫折的小职员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而战后却越来越受到文化界的关注。他的全部作品充满了冷漠的氛围，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荒谬，在他的笔下，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放者，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道向何处去。
深受犹太思想影响的卡夫卡，以绝望的方式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原罪的不可摆脱与拯救希望的渺茫。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存在主义者给予了不同角度的回答，有神论的回答当然是在深渊中向神呼求，因为只有神才能将人从地狱般的处境和巨大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而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其立场是鲜明的，人只有靠自身的努力来拯救自身。这就是加缪和萨特的思想出发点，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泛神论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放弃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但是却承认超自然的神秘命运，其代表是尼采，他们是古希腊精神的继承者，作品中的象征性人物大多数来自古希腊和异教的神话传说之中。海德格尔、荣格、里尔克、都属于这类神秘主义者，他们对基督教抱有一点的好感，但是对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无神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这个角度说，加缪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欧洲南方明朗快乐的地中海精神，如阳光一样普照着他们的思想。
七、
加缪不仅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最年轻的作家之一，也作品数量最少的一位。不但与著作等身的萨特相比少的可怜，即使与任何一位与他同时代的稍稍有点名气的作家相比，也是无法向背的。就如同很多大师落选让人感到遗憾一样。1957年加缪的获奖，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当年的候选人中，有大名鼎鼎的马尔罗。大多数人，包括加缪在内，都认为获奖者非他莫属。即使在加缪获悉自己确实获奖后，嘴里却仍然不停重复应该由马尔罗拿奖的话。但无论如何，这位没有任何团体推荐的候选人，在45岁时直接被瑞典科学院授予了这项伟大的殊荣。与马尔罗一起落选的还有《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等待戈多》的作者贝克特，这样日后的获奖者。
加缪获奖的消息一经传开，就立刻引起了震撼性的效果。他的拥护者和敌对者，纷纷对此表态。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加缪带来巨大的荣誉和财富，但是对正处于创作枯竭状态的他来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他的敌对者没有放弃这个攻击他的好机会。《艺术》杂志以“诺贝尔向加缪授奖，为终结的作品加冕”为标题来对他进行嘲讽。《法兰西观察报》也不客气的称他为“温文尔雅的小思想家”，《人道报》则称他为“幻想家”。加缪为了对此进行回应，在关于此事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要丢弃戏剧，集中精力写一部名为《第一个人》的教育小说。如果不是加缪未及完成这部作品就早逝而去的话，《第一个人》非常有可能成为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尽管如此，数量不多的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足以让他当之无愧的成为获得此奖的又一位文学大师。
作为长期论敌的莫里亚克，抛弃成见给加缪的评价是十分可观的：“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给青年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这位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在人生进入巅峰三年之后迅速的陨落，他的早逝让所有曾经认识他，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感到惋惜。作为一个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作家来说，他实在是太年轻了。加缪曾经说过，没有比死于车祸更荒诞了。但作为一个毕生研究荒诞的思想家来说，人生的这种荒诞结局，对他来说彷佛是最适合的了。两年之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加缪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包括他的亲人在内的大批移民不得不离开这片他们热爱的土地。加缪一直孜孜以求的地中海精神，最终连同他本人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神话，但这却是一个不朽的神话。
无论是对于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来说，作为出生于殖民地的移民后裔，加缪都是一个“局外人”。而在他生活的年代，人类在荒诞世界中的存在，也如同一个被抛入这个陌生之地的局外人。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和绝望，冷漠的看待周围的一切，而是选择了西西弗斯的反抗和普罗米修斯的牺牲。他以不屈的自由精神对抗世界的阴影，以无限的爱拥抱这个世界的阳光。阳光和阴影只是一个事物正面和反面的关系，因此这个世界需要团结、和谐、统一。
八、
存在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荒诞的世界中发现生存的意义。我们不得不佩服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勇气，他们敢于承担这个已经失去根基的世界的重量。在欧洲漫长的文明中，或许只有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才具有这样的勇气，尽管他们遭到命运的打击，陷入痛苦和不幸，但仍然昂首挺胸的承担这一切。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还有背负苍天的阿克拉斯，就是希腊精神的代表。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希腊精神称为酒神精神，这种精神在尼采的哲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加缪和萨特无疑都继承了这种精神，但地中海精神，同时还包括适度、和谐、秩序的日神精神，这种精神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加缪对这两种精神不同程度的加以接受，但又都抛弃了一些东西，尼采的酒神哲学，要求人们热爱自由、生命和艺术，但是却强调超善恶的强力意志及其斗争，这是加缪所不能接受的。而柏拉图的日神哲学，要求人们热爱智慧、和谐与至善，但又忽视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这是加缪所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加缪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因，超现世和感性生命的彼岸世界，与他所信奉的阳光、大海、命运，这些此世自然神灵是格格不入的，也是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世俗文化和启蒙理性所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所反对的。
加缪的地中海思想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和解，被尼采所放弃的，被加缪所继承。
加缪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代表，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成熟。卡夫卡作为先驱，提出了存在主义所要面对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做出回答，悲观和绝望，始终弥漫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学作品之中，或许他自己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让好友布罗德将他的作品毁去。但他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伟大的，他对人在世界中存在状态之荒诞的揭示，让存在主义者更明晰的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加缪对荒诞作出了这样的定义：“荒诞是在人的需求与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也即世界对人来说成为陌生的异己存在，是荒诞的实质。“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想与光明的世界里，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个得不到解救的流放，人被剥夺了对失去的故土的记忆和对福地乐土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演员与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的感觉。”既然世界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而且敌对的存在，并且没有上帝的拯救和诸神的帮助，人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世界的荒诞。
在加缪的哲学中，人与不合理的荒诞现实的斗争，被称为反抗。这种反抗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超人行为，在他前期的思想里，西西弗斯成为这种反抗行为的代表。当然，这一被他重新演绎和诠释的著名希腊神话人物，已经被赋予了“荒诞人”的特性。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主人公为了能在村子里居住，几乎使用了他能想到的各种方法，直至身心疲惫，也未能接近神秘的城堡一步。徒劳而绝望的抗争和追求，什么也改变不了。在《审判》中，主人公同样耗尽心力想摆脱被判处死罪的命运，但最后仍是难逃一死。
加缪与卡夫卡一样，深知人的任何努力和行动，都难以改变人生最终的悲剧结局，但也并没有选择懦弱的自杀行为，即生理和哲学上的自杀。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是对荒诞的逃避，对现实和精神两方面的逃避。即便是卡夫卡，也没有放弃抗争，尽管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他虽然热爱尼采，却不是他的信徒，犹太思想是他的根基。古希腊那种悲剧英雄的气质，是他所不具备的。海明威、萨特、加缪，都是抗争的代表，“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将他们的意志摧垮，反而让他们显示出了与命运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种与命运相抗争的行为本身，在无意义的非理性世界里，从虚无和荒诞中创造了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海明威的“硬汉精神”、尼采的“酒神精神”、加缪的“西西弗斯精神”、鲁迅的“摩罗精神”。
像古希腊的英雄一样，不畏艰险和死亡，与神秘和残酷的命运相抗衡，活出人的勇气、价值和尊严。这就是希腊的悲剧精神，这就是大地上的真理。尼采认为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快乐”的哲学；加缪称反抗的人生是“幸福”的；鲁迅说，战斗和复仇，是“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存在主义是一种英雄主义，无论是萨特的“我写作，故我存在”，还是加缪的“我反抗，故我存在”，都在张扬一种人的主体性，存在主义是一种人学，同时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九、
存在主义者与尼采的那种“斯巴达式”的酒神精神不同，他们在强调人与命运的抗争的同时，将反抗的行为与爱和正义联系起来。正是因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缪和萨特才从孤独的个体反抗，走向了对人类命运负责的人道主义。从尼采超善恶的纯精神艺术领域，进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法国知识分子自启蒙时代起就有激进的左派传统，二战后的萨特和加缪，都属于左派，但仍有积极和温和之分。在五、六十年代，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非常活跃，但随着战后一代人的出生和成长，战争和革命的记忆逐渐淡化，以介入时代著称的存在主义，被新兴的结构主义取代。
1960年加缪逝世后，虽然萨特仍然活跃在法国的思想文化界，但他更多是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而不是文学家而存在。以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拉康为代表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将文化关注的重心，由历史现实转向文本符号，以“主体之死”、“作者之死”来消解人的主体性和作者的权威性。而之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1868年“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大学生造反运动的推动下，逐渐风靡欧美思想文化界。
18世纪启蒙思潮所建立的各种关于历史、进步、解放的宏大叙事被解构，一种对规训社会中微观权力的反抗，成为新左翼思潮的代表。尽管萨特一如既往的支持1968年的大学生造反运动，但他所期望的反政权行为，并没有出现。听爵士乐长大的一代青年，对于政治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音乐、电影和恋爱。随着后工业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到来，社会、历史、阶级这些传统词汇，渐渐的被种族、人权、性别所取代。现代主义那种张扬人的主体性的英雄主义，孤独而崇高的抗争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随着加缪在60年代初的逝世，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走到了尽头。以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和海勒代表的黑色幽默小说，逐渐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罗兰·巴特对加缪《局外人》的解读，不啻为一种“后现代”对现代主义文本的“解构”。“零度的写作”，在抹平存在主义介入精神的同时，预示着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历史的危机。或许，加缪的《第一个人》，注定要成为未竟之作。这部作品，无意中已经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难以为续的象征。
现代主义作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到萨特、加缪，他们兼文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将小说思想提高到哲学高度，同时也将哲学思考以形象化的方式传递给大众读者，实现了诗与思在小说中的融合。尽管加缪和萨特的时代，已经随着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成为历史，而渐渐远离我们的时代。但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和文学大师，却将深邃的哲学思考，精湛的文字艺术，伟大的人道精神留给了我们。他们的作品以经典的魅力，吸引着一代代精神的求索者和文艺爱好者，去重温他们那些永远鲜活的思想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