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里人物]80 草 芥
(小说)江北川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一经兵乱，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
2000年初，七十多岁方庆余孤身一人从外地才回到阔别了半个世纪的故乡樊川，获得了自由。1949年前，他在汉留、东汇一带教书。离我老家也不远，算是老邻居了，但是，我们从小就没有看到过他。他每天佝偻着身子上农贸市场买中饭菜，回家自己做饭。解放初他被捕后，儿子又溺水而亡，妻遂改嫁。垂暮之年，孤苦怜仃，人生之大不幸也。一次在路上，他见到邻居退休的藏突然问道："维玺跟我是樊汊小学的同学，你的母亲三奶奶是他老嬢嬢，维玺他人还好吗？" "他人早就不在了，是我的表兄。" "哦！小时候他蛮神气的，我们很要好，唉！" ...... 1944年10月21日(九月初五)，中共江都团解放樊汊。 同年12月30日，华野七纵攻克江都塘头。俘虏了已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秦团副、李道绪，颜营长、张营副。并押往樊川县公审，公审大会上辨论，商抗会会长汪兆魁上台就"撕票"一案反驳，李道绪终供认不讳，民国三十四年腊月十七日被枪决于樊汊南头樊家小垛葛家大坟坛。释放了被俘的国民革命军秦团副、颜营长、张营副。 何曾几日，商抗会会长汪兆魁也成了奸细，樊汊老百姓都非常惊诧，旋即就被除掉了。 1946年北撤前，除奸的形势十分严峻，这个奸是指将来有可能投靠国民政府的人。解放区各县、区、镇、乡、村逐级除奸，而且规定有除奸的指标，也就是说，最低一级的村长就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四十年代的村长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识字少或不识字的文盲，他们一但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许多不问政治的农村地主、士绅没有象一些精明的富豪那样防备，稍有风吹草动就拔腿开溜，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自己是开明士绅，为抗日出了不少钱也出了不少力，为中共这边也帮了不少忙，平时跟干部见面都热热闹闹，他们自论为绝不是除奸的对象。吉家厦大地主"五大桓"家族中许多未肯远走南京、上海的老头老太，他们死活要留下来看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 在他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就是土匪来劫抢，我把钱把他他就不会要我的老命。他们全然丝毫不晓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其结果是全被拉到林家厦坟坛荒子上被除了奸，死于非命。嗜血性一经受鼓励演变为运动必然非常可怕，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南京、上海的地主、士绅子弟愤怒了！吉家厦"五大桓"的"维"字辈子侄也愤怒了！许多勤劳俭扑、吃斋念佛一辈子有名望的长辈就因为是地主居然被虐杀，被枪毙，不教而诛，滥杀乱杀。枪毙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只有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才应该被枪毙。吉家厦"五大桓"之一的明德公的长子维玺加入了"还乡团"①的行列，随国民革命军黄伯韬整编25师返回了故乡吉家厦。 国民政府恢复了各级政府机关，恢复秩序。维玺当上了高邮县政府四异乡乡大队大队长。根据国民政府的法律法令，依法收回了被共产党分掉的田地、房屋。新中成立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②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內战时期曾收回被分掉的田地、房屋就是"复田倒租、反攻倒算罪"，犯此罪即"反革命罪，杀无赦。" 维玺的胞姐维凤下嫁东汇徐家独子恩玉，恩玉老实不问事，反正衣食无忧。恩玉的父亲绰号"黄毛四子"，是种田的一把好手，虽然是民国了，他仍旧一掛辫子绕成咸菜把子垂在脑后，走起路来一颠一颤的。别看他貌不惊人少言寡语，一等一的大长工干活也不是他的对手，家里三百多亩地下秧种麦皆他一人撒种，下秧池还好。种麦可不得了，三百多亩地他一个人撒麦种，人实在吃不消了，就躺在墒阴沟打个嗑睡，吃睡在田里，麦种完了才回家，他那咸菜把子发髻里的麦种已经发芽，长出了青青的麦苗。 他对于养尊处优惯了儿媳妇自然看不入眼，伏天里晒小麦，饭后未时初，天上突起雷暴，场上一场的小麦种，家里长工、短工连邻居也来了帮忙抢场，儿媳妇却因中觉未睡好而跚跚来迟，还先收了门口晒的衣裤才到下场来。公爹黄毛四子训斥了几句，她竟然当着大伙的面顶撞公爹，太不象话了。麦种刚进仓，瓢泼大雨已倒下来。公爹越想越气，老实人化不开，他发了大火，顺手折了根大扫帚枝子，叫儿子、儿媳跪下听训，儿子听话跪了，儿媳不跪更不花招求饶，反而觉得非常委屈。公爹黄毛四子心中更堵，吉家厦"五大桓"大有钱的人家，书香门第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姑娘？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抽了儿媳几下，谁知维凤她哭着跑回了娘家。 这还得了，明德公问清原由，好言抚慰女儿在家先憩憩。大约十天后，明德公邀了自己的二弟、三弟一道带上女儿维凤前往东汇镇。自家的大船，仓宽窗净，兄弟三人皆杭罗长衫，象牙色细草帽，船方一靠岸，即有好事者溜溜地去报于黄毛四子，黄毛四子大惊失色，居然吓得躲起来不见亲家翁。明德公的二弟人称二先生，素仗义疏财，江湖三教九流略知一二。兄弟三人便先去了镇上一家茶馆，跑堂一见贵客临门连忙三的上前招呼，方坐定，二先生开口道："小二兄弟，拣你店里最好的上，共四位，我们的客人还未到。" 小二忙滿口应道："好的！就到！" "干丝，加蟹点心两笼，慢用！" 二先生笑道："小二兄弟，我们的客人还未到，麻烦你去叫一下徐老爷，外号黄毛四子。呵呵！就说三垛赵先生请他来吃杯茶。这个你拿着。"说着他将一枚弍角的银元推向小二。 小二诺诺而应，飞奔而去。小二已心知肚明，今天请黄毛四子吃这茶有"讲茶"的味道了，所谓讲茶就是同行、亲戚、邻里之间遇到纠纷，往往是矛盾双方先到茶肆，请人主持公道，让别人来"评理"，这就叫"吃讲茶"。主持公道的人又叫"中人"，在茶馆里，中人居中而坐，双方各坐两边，开始时双方茶壶的壶嘴相对，表示双方意见不合。若矛盾化解了，则由中人把两只茶壶的壶嘴相交，表示和好。若一方仍有异议，还可将自己的茶壶向后拉开，再行"叙理"。最终还是由中人评判，把双方茶壶拉到一起，若中人判一方理亏，则把一方的壶盖掀开反扣，以作裁定。这次吃讲茶的茶资，概由被翻开壶盖的一方付费。当然，也有一方自知理亏表示善意的，自己起身为中人、对方斟茶的，称之为 "执茶壶把子"。 黄毛四子只好硬着头皮而来，一进茶馆，忙上前笑脸招呼道："三位亲家翁来了，请到我家里坐坐吧？呵呵！" 二先生起身道："亲家翁你来啦，我们兄弟三人恭候多时了，呵呵！" 黄毛四子自知理亏，忙拿起茶壶为三位亲家翁斟茶，即为执茶壶把子。闲叙了一会，明德公只字未提女儿被打之事。黄毛四子又请三位亲家翁到家中吃了酒。饭后，黄毛四子还客气地留亲家翁吃睌饭。明德公朗声道："亲家翁，不客气了，客散主人宽，我们回去还有事。告辞！" 黄毛四子送客一直送到码头边，维凤见父亲一行并未为自己出气，就要走了，悲从中来，遂问二爷道："二爷，你们就走啦？我这日子......" 二先生劈脸正色道："上人的事我们晓得了！你自己也要孝顺公婆，和睦邻里，勤俭过日子。" 镇上围观人群中的一长者拈须叹曰：不愧书香门第也！ 从此黄毛四子对儿媳妇维凤也另眼相看，一家人相安无事。 黄毛四子在抗战期间病故，地主的帽子由儿子恩玉戴，土改时田地财产被分光，人还被打得半死。恩玉在1961年得黄肿病於樊川疗养院去世，才四十多岁；地主的帽子又落在老婆维凤头上，这帽子看似无形，一经戴上便有千斤之重，使你腰也直不起来，任干部批斗奴役，任小孩辱骂；恩玉的独子幸好外出读书早，技校毕业后在上海市一企业做工人，改革开放后才退休，在上海家中养老。 维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头脑并不简单。二十一二岁就是镇江"源源"祙厂的股东老板之一，应付各种事务得心应手。一次他带樊汊的表弟藏去上海 "大世界"白相白相，在电车上一小流氓欺负表弟，居然叫坐在后排座位上的表弟让座，表弟初到上海哪见过这阵势。只见此刻维玺的礼帽也歪了过来，白小褂袖口翻卷出二寸半，站在来一脚踏在座位上一手大姆指翘翘的，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朗声道："阿弟你坐好。阿拉伐让！阿拉伐让！" 不怒自威。 小流氓见维玺如此阵势浑不知是何来头，心中已自生怯意，方到下一站，便脚下抹油下车溜了。 表弟紧绷着的脸开颜一笑："维玺哥哥，你真行！" 维玺的堂弟做塾师的伟大结婚，维玺头天下午就到了，一担碗盏盘碟他独自挑来的，吉家厦距三阳河东的仲家厦足有五里路。他家有长工伙计大四子等好几人，完全可用伙计送或喊短工挑，他不这样并不是为省这几个钱，这是浸在血脉里多少代相传承的中国农民勤劳的本质。第二天，去瓦屋厦带新娘子还有他撑的轿子船，与普通农村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唯一与普通农村人不同的就是有许多田和许多钱，这些田和钱是多少代人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艰苦劳动积累而成的。可是，到了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赢得外国侵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财富却成了罪名，坐在家里招来了杀身之祸。 回首历史上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数千年里土地、财产一直为私有制，受律条保护，改朝换代这私有制却始终未改。从清师入关圈地至清亡，再民国至1947年已三百年，土地、财产也一直为私有制。据书载清顺治元年五月入北京，是月实录载摄政王谕："京城内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赋税。"十二月，顺天巡抚柳寅东上疏，请改善圈地办法，并陈五便，略云："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诚开创弘规，第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辅，势必与汉民杂处，不唯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不难看出，清师入关圈地有主之地是不圈的，要圈有主之地是必须有地兑换的。 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中共在根据地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种土地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固然，当时的中央政府毕竟是国民政府。 随着问鼎江山进程迅速的发展，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就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著名指示: 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党内亦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 ...... (一)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6年的土地政策比1941年时多了"反奸、清算、退租、退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下无条件投降诏书，此"反奸"为什么没有明明白白写出"反汉奸"呢？显然不是反汉奸，也许包括了汉奸。这"反奸"的解释权自然在中共中央。"清算、退租、退息，"退租、退息又从何时"清算"起呢？不退租、退息者必定要遭严厉清算，而且必定成奸。一经被定成奸，必除之并没收田地财产。这是不用解释而人人都晓得厉害的。这显然违反了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了四项保证的第二条、第三条。中共在1937年7月15日提交的宣言中的四项保证: 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 "第二次土地改革是內战时期，1947年，中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此种战略决策非同小可，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国共和谈破裂后，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在镇江的维玺家乡有人来告诉他："你家冲家啦！田分了，房子也分掉了。现在什么世道？干部狠呢，比土匪狠，说除奸就杀人，村长喊几个民把你家本家大大枪毙得啦...... 你家父亲走得早，不然也不得命啦！你家妈妈已经抓起来了，你家二爷画押具保才放出来，第二天就溜掉了，你家二爷等于被扣在乡里，不得家去，他字好，天天写田契。" "大大被枪毙了？什么罪名？" "什么倒头的罪名啊，说他家地契差呢，藏地契的。" 维玺如雷轰顶，茫然不知所措。从小到现在近二十多年来的一幕幕象电影在脑中显映 ...... 他大大一世勤俭老实的乡下土财主，过年拜年去他家吃年酒伢子们都不愿去大大家吃，为什么？大大过年吃的菜比平时只增加一碗红烧肉、一叶碗鱼，鱼还不可以吃，留着看灯呢，谓之看灯鱼。大大家过年吃的蚕豆売子是要收起来的，泡茶喝，代替茶叶。夏天是炒大麦果子泡茶。庄上人都说大大他昼夜闲不住，跌跟斗也要抓两手泥。一世勤俭的老人竟然未得善终啊？竟然未得善终！ 大四子孤苦无依，给维玺家做长工，吃住都在他的家里。大四子勤劳忠厚，东家的家就当自已的家一样，一晃几年过去了，大四子也二十出头了。维玺的父亲明德公帮他翻了房子，张罗媳妇，大四子结婚时如同明德公家娶媳妇一样，热闹非凡。(大四子的媳妇后来还做了妇女干部，汉留镇人民政府的计生干部。于八十年代才退休。) 维玺的三爷分家住三阳河西汤家庄，年近半百了，戴着高帽子站四、五张大桌子叠起的台上，此台名叫"望蒋台"，望蒋介石来的高台。大桌子两只桌腿垫上砖头，两只桌腿悬空。维玺的三爷读书人出身，站上去不到一分钟，浑身颤抖，大汗淋漓。这个连蚂蚁都怕踩死的三爷差一点点被拉上除奸的刑场陪铳。 土改开始"吃大户"运动成为风潮，又发展成了"挖财宝"运动。以村为单位，批斗游街后将富农、地主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分掉。后来，土改干部觉得本村的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不够激烈。逐步发展成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相互吃大户。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的现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毛泽东还说: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杨奎松先生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文中披露："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 。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就消灭25万人，在解放区就消灭25万的地主、富农，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政府统治区，看来说是"暴力土改"毫不为过。 当"吃大户"运动如潮水波及到苏北高邮仲家厦时，维玺的二爷老先生，老先生年轻时人称二先生，渐渐地儿子成家立业后，人们便改口尊称为老先生。长子维来称大先生，次子伟大称二先生或小先生。老先生他素来仗义疏财，当即吩咐家里长工孙老头去喊杀猪的顺代请厨师，挑豆子去磨豆腐、干子、百页，派人上三垛街带坛子去打酒买香烟，如家中做大事一样。吃大户的穷人吃后评道：全乡大有钱的人家都吃过了，赵老先生虽不是顶有钱的，老先生家给我们穷人吃得是最好的！ 老先生平时更是宽厚待人，那时人也诚实守信，吴XX生前借老先生五担稻，一直拖了好几年。人家借钱也好借粮也好，他从不去催要，老师娘有时会提醒老先生道："秋稻上场啦，到要种麦了，某人家五担稻好几年啦，你去跑一下？" "跑什系哎？人家宽裕自然会还你，债背在身好过些略？" 吴XX不幸染疾，自知大限将至，在堂屋停床上关照儿子道："多少年啦，借老先生五担稻我是没法还了，人家也一直未提过半句，人家可忘，我儿你不能忘，不然我死不瞑目啊！死不......" "嗲嗲哎！我有天日之光一定去还给老先生的，呜呜......" 数年后，吴XX的儿子当了村长，要来还稻。老先生一口就回掉了，笑道："我与令先尊多少年的交情，他已归天多年，人去债烂。你不要费心，客随主便，一个欢喜，两个哈哈笑。" 1946年年底，筛子的弟弟被抓了壮丁，大先生受筛子之请，上三垛找人放筛子的弟弟，谁知刚过三阳河才到顾家庄，就误入了游击队的伏击圈而被抓捕。老先生一家人頓时陷入了一片愁苦之中。 几天后，吴村长(就是那个要替父还稻的村长)又来说："叫我真不过意，老先生，上级又叫贫雇农去开座谈会，等于为大先生求情。老先生，你先着人请三、五桌，把仲家厦、小李庄、大吴庄的贫雇农请来，吃过饭，我带他们上汉留东庄去。你放心！" "好的！老孙，你去喊杀猪的把猪杀了，请厨子来办酒。再找几个人去把南边几个庄上的贫雇农请到我家来吃酒。" "好，我就去，我就去。" 酒足饭饱后，临行前，老先生对五十余名雇农说："我今天给你们大家磕个头，敬祈众乡亲去东庄替我磕头，将我儿子放回来。我赵家祖宗三代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大家明鉴！拜托了！拜托啦！"老先生老泪纵横，强忍悲声，双膝着地。吴村长、筛子及众人连忙拉起老先生，异口同声道："一定为老先生说公道话！把大先生救回来！" ...... 冬月底，经白俊大队长、吴德馨大队副、吴村长的共同努力，从三长三短降到一长一短、子弹各一百发。 老先生背了满满一钱褡子洋钱带人上了三垛，找的就是他的大侄子维玺，维玺身为国民政府高邮县四异乡乡大队大队长，深知买枪资敌的后果，国民政府知道也是犯法的，也是要杀头的！碍于亲情，维玺又托地方军队中的朋友，直至腊月十八才花重金购得一枝"三八式"步枪、一把二十响快慢机及二百发子弹，由大先生的妈妈老师娘亲自立即送往游击队控制区东庄。十天后，营救筛子弟弟的大先生带着满身的脓疮终于被老先生及众人的营救，活着回到了仲家厦。 1948年底，苏北解放。吉家厦是不能再蹲了，维玺逃往泰州一带。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6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如此）：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也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著名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一直是用"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51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的《继续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决议》，认为自贯彻中共中央《双十指示》以来，五类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不能说已经彻底，从打击的五类反革命势力看，城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基本彻底，特务也比较彻底，而反动会道门头子还基本未动，外地逃亡来沪反革命还未受到致命打击。从地区和社会各个方面看，郊区比市区要深入，市郊结合偏僻地区、棚户区、水上、外来居民集中地区，尚未建立肃反委员会群众组织的街道里弄和工厂企业，镇反运动还很不深入。 据书载：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二月三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百五十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2年秋，维玺还写了一封信给他樊汊的老嬢嬢，东躲西藏的生活十分艰难，做了船民。老嬢嬢若能来请于八月初十早上到郭村南三里庄家桥见面，我在那儿等。老嬢嬢于八月初九晚上坐家里的船去的，带了糯米还有一些钱。船是厂里极忠厚的工人洪xx(共产党员) 撑的，经老三阳河入通扬河物天麻麻亮就到了庄家桥，方靠岸一会，老嬢嬢给钱让洪上岸吃早茶，洪却说："三奶奶，吃不着急，等你见过他东西把他再吃不迟。你一个在船上我也不放心。" 正说话间，一小船已靠拢来，撑船的人正是维玺，三十岁才出头的他显得憔悴多了。没说几句话，他就告辞了，还与洪打了招呼，洪见维玺眼中噙滿了泪水。老嬢嬢早已泣不成声，注目她最欢喜的娘家侄儿维玺的小船滑向远方，直至看不见。此见竟是永诀。 后来，1953年夏，维玺自忖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已过去，他去了上海，在上海他遇到了生命里的克星--新寡的夏小兰。她的老家与吉家厦离没多远，父亲是开牛行的，经常为维玺家买卖牛马骡子，钱自然没少挣。小兰是鸡窝里出凤凰，那一方有名的美人，可算与维玺青梅竹马。命运往往有定数，俩人并未能结为夫妻。父母为维玺娶了一门当户对的媳妇，婚后生有一女，日子还是不错的。可是，小兰对他旧情难忘，当然不排除她有贪图富贵的小算盘。郁闷之极的维玺以为在茫茫人海中他乡遇故知。 谁知今日的小兰已非昨日之小兰，她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告了密，等待他的是冰冷的手铐。维玺被捕入提篮桥监狱，旋即在上海被杀，年仅32岁。 凡事都有因果，先有因，后才有果。1945年抗战胜利前还是统战对象的地主、士绅阶层到1946年春就成了从财产田地到精神肉体都要彻底消灭的对象，倾刻间，反目成仇。在解放区，仅仅一年多时间就"消灭"了25万人(地主)，看来说是"暴力"毫不为过，这就是因。于是才有了还乡团这个果。还乡团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是1946秋至1949年春内战时期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士绅子弟组成的。他们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随国民革命军进攻解放区，恢复国民政府的原秩序。解放后，除了逃到台湾去的，其余的全部被押解回乡，进行了彻底清算、镇压。 中华民国在台湾得以延续，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当局认真总结了历史上暴力土改的教训，选择了运用经济手段实行"和平土改"。 台湾的和平土改，是通过层层递进的三步曲进行的。 第一曲：实行"三七五减租"。意思是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所以简称"三七五减租"。 第二曲：实行"公地放领"。台湾光复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耕地叫"公地"。从1951年开始，台湾当局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了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民在10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10年期满，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到1961年办理完毕。 第三曲：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防止地主隐瞒耕地，台湾省政府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将全省地主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 上述三步曲，基本如此。与采用强制性政治剥夺甚至肉体消灭的残暴办法来推进土改的做法不同，台湾在土改中，贯彻"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维玺的父母亲于解放初贫病而逝；维玺的二爷老先生一生经历了无数凶险的风浪，都闯过来了，仍没有逃得过大饥荒的1961年，得"黄肿病"而殁；维玺的三爷死于"文革"期间。 二十一世纪初，维玺的堂弟八秩高龄的小先生伟大经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维玺的独女经多处漂泊现就定居在高邮城，子女做了教师，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前几年，小先生曾去看过他们。 昨是而今非，今非而昨是，今是而永是吗？历史前进的车轮应该是要前进的。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而今天即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凡是历史，都不会永远被忘记。每个人都有告诉子孙后代自已经历的责任与义务，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作为人的良知。你可以删除文字，你却删除不了记忆。
2010.8.20
①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是1946秋至1949年春内战时期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士绅子弟组成的。他们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随国民革命军进攻解放区，恢复国民政府的原秩序。解放后，除了逃到台湾去的，其余的全部被押解回乡，进行了彻底清算、镇压。 ②《中国的土地改革》作者：陈翰笙 "历史上大规模的举措，从来不是直接了当用简单方法就能成功的。像中国土地改革这样迫切而显著的问题，它也遭遇到种种的困难和阻碍--有些是改革者自己的错误制造出来的。土地改革已经经过了四个阶段，于今又在步出第五个阶段的门限了。第一个时期，1927-1931年，是减租而不没收土地； 第二期，1931-1934年，没收地主的土地同时减租； 第三期，从1937年8月到1946年5月，减租并没收汉奸的土地； 第四期，从1946年5月到1947年10月，土地所有权再分配，但非平均分配； 从1947年10月以后是第五期，以户或家为基础而平均分配。这五个时期里面，第一期是国民党倡导的，其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金陵大学万国鼎教授说："就理论的观点而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大同小异，都是根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惟一的分别，是国民党对于把地主的土地转移到农民的时候采取和平的方法，而共产党则断然地没收地主的财产，......国民党倡导多于实行。"(1947年3月17日《上海大公报》)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共又揭起地主寄生的问题。在1946年5月4日他们制成了口号，"耕者必须有其田；有田者必须耕种它。"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把它们分配给没有土地或短少土地的贫农。又像先前那个时期一样，乡村大会决定一切事情，"像历史上的新英格兰市政府一样"。一切男人女人足18岁的都有投票权--不只是家长。他们可以在全部或三个方法之中选择一个。第一，减租可以追溯二年，地主必须返还一个租金的l/4。第二，大地主必须交纳田赋至其所收租金之半，而贫农只交他收获的7％。每家有一亩地是完全免纳田赋的。地主返还租金或交纳田赋，可以出卖他的土地。第三，地主必须将其过多的土地售卖给新的政府，政府得发行土地债券给地主作为地价。延安对于这种强迫售卖，在1946年12月21日公布了一种法律。"
土改中的暴力，不光是对一般的地主，就连在抗战期间支持中共的"开明士绅"乃至一些中共干部的家属也不放过，在贺龙和李井泉主政的晋绥区："泉台三井镇一户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 "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肠豁肚，尸体被扔进黄河里。" "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
《这一腔心事且说与谁》作者：鲁顺民 牛荫冠（1919-1992）1912年9月17日，牛荫冠出生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的一个书香之家，其家境富足，时称全县首富。其父牛友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 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村，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接受数千人的批斗。并当场被撤消副议长职务。（《刘少白》，第20页，第40页）一个年过花甲的"开明绅士"，为了追求进步，为了共产革命，为了抗日战争，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到头来竟落了这么个下场，别的不说，仅仅是在数千群众面前的那种人格污辱，就让人不寒而栗。看到刘少白祸从天降，我想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以为那是他老人家晚年的一大创举，因此才有"史无前例"之誉，没想到这不过是他惯用的手段而已。早在一九四二年刘少白还写过一首歌颂朱德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古今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
※※※※※※ 扬州风情文苑 http://jdjbc.getbb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