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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是人类文化产生巨变的时代，虽然在表面上，这种转变不如社会政治领域那样的明显，但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将是具有根本性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涌现出了众多的伟大思想家，而其中最另人瞩目的，当属海德格尔。这种说法在今天，已经得到越赖越多的公识，这不仅仅是因为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所处的后工业消费信息社会，实质上是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理性文明的产物，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对生存、形而上学、艺术、真理、语言、世界图象，技术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对我们今天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当今困扰人类的全球性危机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对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回应，早就已经出现了，在海德格尔的标志性著作《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问世之前，在他的教学活动之中，就已经开始了。汉娜•阿伦特曾经在回忆中这样描述道：“罕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这么早就大名鼎鼎了，20年代早期的卡夫卡或者比卡夫卡还早十年的布拉科和毕加索这些人就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知名度来说，还是与海德格尔无法相比，虽然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现代主义小说鼻祖的卡付卡和印象派绘画大师的毕加索，在20世纪初的文学和艺术领域，是首屈一指的，但一位哲学家的魅力竟然超过了他们，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恰恰就是能给人带来这样一种惊讶的思想，这种惊讶在哲学思想史上，只有尼采才可以媲美。海德格尔的名字，就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像神秘王国里的密闻一样传遍了整个国家，进而震撼了整个欧洲思想界。 二、 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于1889年生于德国巴登州的麦氏教堂镇，他的父亲是镇上的天主教堂的司事，同时也是一位箍桶匠。自从18世纪他的祖先们从奥地利移居于这座坐落在阿雷曼和瓦本本两地交界处的这块贫瘠的土地后，就一直从事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劳作。海德格尔的家庭虽然在当地算不上贫穷，但也只能勉强说是温饱而已，这样的家庭条件并不足让他日后接受中学和大家教育，但由于他在上小学时的优异表现，得到一位中学校长的赏识，从而使他得以从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基金会得到资助，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他的大学阶段。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海德格尔不是1909年假如耶酥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因为患有心脏病，被认为身体状况不适合而解除了见习生的资格，并因为同样的原因，在两年后中断了牧师学习生涯的话，很可能我们今天所知的海德格尔是一位天主教神学家，而不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了。应该说海德格尔的命运与他的心脏病是有很大关系的，在战争的岁月里，这个对他的健康几乎不造成任何太大危险的病症，让他远离了前线的硝烟，并让他得以有大量的时间从事哲学研究。 海德格尔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有着重要的关系。一位是他哲学上的老师，20世纪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另一位是他妻子埃尔福德丽。1912年，前途渺茫的海德格尔回家修养了一个学期后，重新回到了大学课堂上，而这时他的兴趣开始转向数学和哲学，其中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一书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正在思想界风靡，生存开始成为哲学探讨的中心命题，但海德格尔似乎并未受到这股具有强烈现代主义气息的生存哲学影响，而是从对逻辑的兴趣接近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从这点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保守”倾向，他的思想和行为，一直都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些在20世纪初颇具影响的思想采取忽视的态度，他的厚厚两卷本《尼采》就足以说明，他对生存哲学的重视。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关系，更像尼采与叔本华的关系，他们都接受了前辈对人生和世界的本体论分析，但却都得出了相反的方法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被尼采以快乐哲学取代，同样，海德格尔将尼采的生存论，置换为存在论。 从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上，海德格尔从某种程度上，比尼采更加的激进。尼采是位肯定哲学家，他的哲学充满了“是”的声音，而海德格尔则是位否定哲学家，他对“无”的推崇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对比，或许会发现，他的哲学最后的结论，所指向的是同一事物。尽管他们两人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海德格尔宣称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哲学家，而他自己则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者，这种宣称后来被德里达套用。但是实际上，形而上学在他们每个人的理解中，都是不同的，尽管其来自柏拉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 三、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哲学中，同时也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形而上学从中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得益于天主教会各种基金的资助，但他却在与一位信仰新教的女大学生结婚后，宣布脱离天主教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基督徒，并又举行了一次新教婚礼。这可以视为他在生活上的第一次“决断”，或者是“背叛”。他在致他的朋友，弗莱堡大学天主教教义学教授克累伯斯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觉得，对哲学的内在职责，对内在人性的永恒规定研究，与在教学中实施这一职责，并且只有为这一职责的实现而付出我毕生精力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如此，我的存在，我的影响，才在上帝面前得到合理性的辩护。”在这次“背叛”后，意味着他将失去一直以来的经济支持，在此时，胡塞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他生活和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但这对师徒的关系，却类似于尼采和瓦格纳，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像尼采那样攻击曾经对他给予巨大帮助的胡塞尔，但他终究“背叛”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这种学生背叛老师的行为，早在柏拉图的时代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即是这种出自于此。 胡塞尔和弗洛伊德一样，都希望有一位杰出的弟子继承他们所开创的事业。胡塞尔选中了海德格尔，在1928年退休之际，让他接替了自己在弗莱堡大学的教职，而且也将《现象学年鉴》的编辑权力也交给了他。可惜海德格尔辜负了这位老师对他的期望，他的研究方向离现象学越来越远，当《存在与时间》刚发表时，胡塞尔还认为海德格尔并没有把握现象学还原的全部意义，后来在仔细阅读了这部作品时，才恍然大悟，这本书根本不能引入现象学的范畴，他表示要从方法和内容上拒绝这部作品。但我们应该看到，两个人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并不如一些传闻所说的那样，海德格尔在1933年出任莱堡大学校长后，剥夺了胡塞尔的教席，不准其进入图书馆。仅凭1941年《存在与时间》出第五版时，将原来写在扉页上的胡塞尔献词去掉，对两人的关系变化进行种种揣测，是没有根据的谣言。海德格尔的又一次“背叛”，发生在他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间，但是对于这次“背叛”，即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就辞去莱堡大学校长的职务，很多人采取的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当校长的时候，国内外的媒体都忙以各种方式大加渲染，而我辞去校长时他们都装聋作哑起来。”尽管他采取了“决断”，但是他出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掌权时期大学校长的事件本身，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 四、 海德格尔是20世纪的哲学国王，与近代理性哲学家不一样，也并不满足纯思辩的抽象领域，做个秘密国王。他的哲学和马克思、尼采一样，都是试图要改变我们生活世界的哲学。海德格尔在30年代，出任了国家社会党掌权时期的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虽然只有1933带1934年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却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现实”事件，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因他与政治事件的关系，被如此的关注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尼采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是由于他的学说，而海德格尔则不一样。他出任校长的行为本身，成为了一些人攻击的最有力口实，对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讨论，在二战后就一直没有断过，其中以维克托•法里亚斯1987年在法国出版的著作《海德格尔与纳粹》，引起的一场经久不息的辩论最为激烈。这场讨论不仅仅涉及学术、而且关系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萨特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时，得到的唯一一本哲学书籍，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通过对着本书的研究，受到很的的启发。这件事足以说明，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我们如果稍微认真一点，就会发现，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战后已经是很明晰的了。 伽达默尔曾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中的内容评论道：“得知法里亚斯的书在法国居然获得很大荣誉时倍感惊讶，因为法里亚斯所提供的东西的绝大部分，在德国是妇孺皆知的。”在法里亚斯的书在1987年出版以前，《明镜》杂志专门就相关问题采访过海德格尔，而且海德格尔之子也曾把他1945年的笔记整理出来并且于1983年以《1933—1934年校长期间——事实与思想》为名出版。以及从同年开始，历史学家胡戈•奥特的一系列披露文章来看，即使在此事件上，多少有一点疑点，但事情在大体上，已经是相当明白的了。 五、 海德格尔在《明镜》采访中的话，已经很明确的表现了这样的一些事实，他当校长的直接原因，是被免职的前校长默伦多夫在免职的当天找他谈话，让他必须接任校长，其理由是，如果他不去竞选，就有任命一个干部来当校长的危险。而且当时的副校长和一些同事，也要求和劝说他去当这个校长，而就职的第二天，他就拒绝了冲锋队张贴的“反犹公告”的要求，这样做是冒着学校被关闭的压力的。如果我们说海德格尔完全没有自己当校长的想法是不实的，他的前期哲学思想，要求他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之中去，对于他来说，出任校长，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种参与的热情，在他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里得到了表现，海德格尔在主张中积极提出的任务是“针对把大学搞成技术组织的趋势，要从深思西方—欧洲的思想传统中使其重获新的意义。”为了实现他的主张，他不得不与当局作一些妥协，但这种妥协是表面上的，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比如在清除大学图书馆里犹太作者的书籍时，他就没有遵命。这种与虎谋皮般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海德格尔与社会党的矛盾一直不断，这期间他自己也清楚，大学革新计划，在多方的压力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德格尔的辞职是早晚的事情。而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党要把海德格尔提名的法学院院长和医学院院长换成他们的人。他当然无法接受这种在他看来是“无理”的要求，因此愤然辞职。十个月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但就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事情，却被大肆的炒作，以此来贬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是很无聊的事情吗？但就是这样无聊的问题，却一次次的被一些人，甚至是“知名“的哲学提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这一问题，任何形而上学哲学，都是无力回答的，这种哲学在解释具体问题时，虽然是无力的，最多用思辩把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之后，得出空洞乏味的抽象结论。对此现象看的最清楚的，当属解释学大师，《真理与方法》的作者伽达默尔，他用“浅薄和无知”来评论法里亚斯的著作是恰当的，他能理解海德格尔当时的行为的真正意义：“如果他能从根本上对大学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他的梦就能如愿以偿，他最在乎的哲学就能实现。为此，他当时做着一切我们当时避之不及的事情。对他来说，这些举动是为了打破教会的政治影响，打破学术界官僚体制的桎梏。”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的政治冒险失败了，如同两千多年前，他的前辈柏拉图一样，据此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哲学也是在现实中行不通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欧洲就不会有哲学，至少是统治了西方两千多年，我们至今还在竭力摆脱其影响的形而上学哲学。但海德格尔与柏拉图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他的政治迷失之前，他的做重要著作是《存在与时间》，一部没有完成的未竟之作，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其主要思想，仍然具有主体哲学的痕迹，并且在表达方式上，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至少没有摆脱现象学的言说方式。海德格尔政治冒险的失败的确可以说与他的哲学有关，在他的前期哲学中，他还未找到通往“思”的真正道路，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到思与诗的对话之中去。 六、 如果我们深思一下，即可知道，将海德格尔、庞德、德曼，格拉斯等哲学家和作家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兴趣，乃是出于一种无聊的闲聊乐趣。海德格尔走入了一条歧途，这并不是说他想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而是他涉足是政治的行为本身，在他之间无论是伟大的柏拉图，但丁、还是歌德，都曾想以从政的方式来直接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哲人王只能是哲人的弟子，而不可能是哲学家本人。有些深刻的认识，只能在生活经验中被认识，他们无法排除政治上冒险的失败，让海德格尔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使命应该是完全的沉入到“思”的事情之中去，只有在通往思的道路，才是他们抵达他们的本质领域。但丁被流放，歌德的潜逃，正是在他们离开政治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进入到本己的事业之中去，《神曲》和《浮士德》，让他们成为了文化艺术领域不可动摇的国王。海德格尔在政治冒险失败后，开始潜心到诗与思的对话之中，去追寻探询存在本源的冒险。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家们，还没有充分的领会他的后期思想，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本身是深有体会的。 哲学并不能实现思的任务，在他看来，哲学已经散落在具体科学——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萨特之后，列维—施特劳斯、福柯、德里达，罗蓝•巴特等哲学家的文本中，哲学已经被人类学、历史学、修辞学、符号学所分割，作为本体论的哲学，已经与形而上学一起终结了。或许，我们可以讲之看作是一种思的运作，至少在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之中，有些似是而非的意味。 从海德格尔对对诗歌和艺术的推崇来看，应该把思的任务寄托到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上去。但是《明镜》的访谈中，他却说：“我看不到现代艺术拓路人，现代艺术是不是洞察到了艺术的本真，或者至少是寻觅艺术的本真？前景极其暗淡。我们不应该说海德格尔是悲观主义的。因为在如今，大多数人仍然把艺术、诗和哲学当作“文化事业”的时代里，在艺术中运思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略微看一看我们当今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状况，就不难得出更加悲观的结论。“对我们这些当今的人来说，有待去思的东西的伟大之处实在太伟大了。我们穷其心智，也许能为思的通途筑一狭小而局促的小桥而已。” 当哲学变为学院里的一种僵化的生产论文的学术活动，当文学成为一种供大众娱乐消遣，或者提供精神食粮的文化生产，我们该如何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思的踪迹呢？或许，我们只有寻得“某位将来的思者领受了这一思的使命，真的肩负起我们试着准备的思”的时候到来。 ※※※※※※ 我的博克：[url=http://blog.sina.com.cn/u/1214982941]儒帅哲师文学殿堂 [/color][/url] 在贫困的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