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娘家在东北师大住宅区，那是一大片或高或矮的楼群，结构基本差不多，最高的七层，最矮的四层，最老的30岁，最新的也有15岁以上，那些楼看上去普通极了，远远没有新建的花园小区那样漂亮，居住在楼中的人们也随着楼的日渐陈陋而老去，生机和活力在消退，我很为这样的变化而感慨。       

      那年大年初二那天，120救护车停在我们家楼下，弟弟说一门的老先生被抬走了，父亲连忙挪动到窗前看，他伤心地说"可怜呐，一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我看见父亲的眼睛里有泪光闪过。其实很多年前我就感受到，故乡这庞大的住宅区已经老了，出入间很少看见年轻人，空巢老人每年不知增加多少户。
      记得25年前我从吉林回长春探亲的感觉是轻松和愉快。走在成长的家园里，随处会遇到老师和儿时的朋友，老师们那时大多是中年人，他们会猫下腰看我胸前的校徽，很高兴地说"当老师啦，好，好。"那时他们还会把我幼小的格格高高举在头顶，"快长大吧，和爸爸妈妈一样当老师。"那时这些住在平凡的楼房中却有着非凡建树的学者是那样深沉睿智，随时给我新的思考和发现，如著名的茅盾研究学者孙中田先生、鲁迅研究学者及好友蒋锡金先生、诗人高帆、庄子研究学者何善周先生、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扬公骥先生--
      儿时的朋友见到我，总要约个饭局或找个大树下聊上一阵子，就是童年那些事和那些人，总也聊不完。可是现在，老先生们很难看见，关于他们的消息都是父亲传递，我的那些朋友们，有一些现在已经是外国的公民了，还有一些也都和我差不多，唯一的孩子远在他乡，自己还在空巢里作学问，再有几年，也就和父辈们一样，开始退休后的寂寞孤独的生活了。所幸离不能行走还有些年头，朋友们基本健在，我们中年人的日子还好过，我的前辈们现在的日子，的确很艰辛--他们艰辛地跋涉在精神的苦海之中。
      有时说到这个观点，我自己都会这样反驳：那些学者有着丰富的收入，有着医疗保障，有着安稳的生活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晚年有什么失落呢？但是我一样再次反驳我自己：就是因为他们是学者，所以才更为失落。
     不是吗？因为他们一生几乎都在著书立说研究讲学，所以在这一切不复存在时，他们的感觉是一无所有。他们不能使用互连网，眼睛花了，手发抖了，腰支撑不住了，大脑的死亡细胞太多了；因为自己是学者，他们满屋的书香把自己的孩子熏制成天之骄子，后来这些成功的儿女在国外定居，所以这些学者的孙辈们很少见过爷爷奶奶，两代人的离去让这些学者在晚年加倍品尝到了何谓孤苦。
      的确，人老了牙口不行了，吃上用不多少钱，穿着吗？也就是休闲舒适一个标准，更何况现在的商场，哪里有可供老人选择的服装，出门运动服，进门体恤衫罢了；倒是站讲台穿过的中山装和西服，还被老学者们珍藏着，他们说"这是要穿着去另一个世界的礼服"，说这话时非常坦然。想想，当一个老人对吃和穿都没有兴趣时，他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内涵呢？
      这些曾经有着显赫的学术成果的老人们，在天气晴朗时会拄着各色拐杖到公园散步，有的身边陪伴着老伴儿，有的身后跟着个保姆，还没见到有儿女相伴的，所以我在父亲身边行走时，父亲会向他们一一介绍"这是我的女儿。"那些老者就会说"认识，知道，我那儿子女儿在--"，那些国名和工作的部门让我曾经汗颜，是不是我太没出息了？可是今年的我显然是老了，我顽固地庆幸自己是没出息的，没出息到我总有时间回家看看，挺好的。
      中年时代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感受：人的精神需求必须有个度，要求过高了失落过大，那是十分痛苦的。如果不渴望更高的境界，就有相对的轻松和自由，写到这里我想起两件事，一件是有一年一位相当出名的大书法家来长春讲学，为我的老师画了一幅画作生日礼物。已经行走不便的老师吩咐自己的老伴儿去取画，老伴儿欣然前往，在抱着画上自己家五楼时心脏病发作，故去。从此老师孑然一身，再无话。另一件是07年9月，邻居一位副教授参评教授，学校的小评委全部通过，省里的大评委没有通过，接到通知当时就血压升高脑出血死亡，夫人在六个月后另嫁他人，满屋子的书当废品卖掉。
      生命诚可贵，精神追求过高，实为不幸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