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信报］汪曾祺纪念文章

标题：《 好文人 好老头 好作家－－纪念汪曾祺先生 》

作者：王 谦

1997年，鲜花盛开的五月，77岁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十年时间倏忽而逝，汪曾祺作品的影响依然不减。

一，文人底子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文人作家的代表。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那一代人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东西，是大家基因里的同类项，汪先生过人之处在于他同时拥有过人的才气。单从出自他笔下的现代京剧《沙家滨》中"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词就品得出来，如此把古代文人吟诗作对的雅致融入当时既革命又通俗的戏文，绝非其他样板戏所能比。据说，当江青对这个剧本最后审查定稿时，由创作人员一人一句地念给江青他们听，边念边提意见边修改，这个即时修改定稿的执笔的活儿就是中年汪曾祺来做的，其他人先别说能力不逮，单是在江旗手面前一站，还能把呼吸喘匀实就算他有胆气；老汪还是在江青面前敢跷二郎腿边抽烟边说话的唯一一个人。这里面除了平常心之外，还是由实力特别是才子气打底的。至于后来这股子才子气在作为汪先生主打项目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的表现，更是在在多见。

在自主创作中，他把精力投向了对市井中生活和人物题材的写作，在作品里显出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和观照世界的悲悯情怀，几乎所有作品都来得清新自然，浑然天成，在平淡中透出味道，没有媚俗，也不清高得不食人间烟火。他只是平心而发，就算那笔底有几分外露的禅意吧，也是融合了儒家精神基因之后的花果了。（与汪曾祺相反的，则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俗中扮雅、俗中扮禅，殊不可耐。）倘由此回视汪先生在江青时代为样板戏所尽的文字之力，不过是践行了孔子的一句名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罢了。

二，生活着的老头儿汪曾祺

汪曾祺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期间，白天画《中国马铃薯图谱》，晚上看《容斋随笔》。他回忆说，每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概无第二人"。也许，当时正在盛年的汪先生是把这当成再平常不过的人生，才会这样从容、冲淡，却又不慌不忙地做着份内的正事。

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因曾被江青赏识而成为工作组的重点怀疑对象，审查两年多，交代材料写了十几万字。汪先生在苦闷时之中，一样在平常饮食中觅到自己的乐趣，他给老同学写信说："最近发明一种吃食：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碎剁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儿......"

后来写吃食的文章发得多了，汪先生也便有了美食家之誉。他作品中能写出个中三昧的是对一些寻常小吃的点睛之笔，有人说，汪曾祺笔下的饮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但他的这类文章里面，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怀旧，也正是这股子怀旧的成分造就了他的美食家的名声。只要品味一下他的名言--"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就不难推知此老对于美食的修为实在离博大精深有着相当的差距。他沾光的是用来写小吃的文字的质量，和文字的味道，以及当他写作的时候，又正好赶上了那个全民怀旧的年代。

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在做正事的同时，有滋有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这便是汪曾祺以自己的人生态度留给世人的意义。

三，好的文学家汪曾祺

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收获了一大一少两大作家，少的是王小波，老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对小说创作有句名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与王小波痴迷于小说的文本实验算是殊途同归。

汪曾祺于小说、散文都极擅长。其散文绝少空泛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字里行间弥漫着文人的情调，但透过那些洒脱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的济世之心。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如《严子陵钓台》、《国子监》、《胡同文化》、《宋朝人的吃喝》等，并不难在余秋雨的"苦旅式"散文中找到类似题材，但是很明显，两人文风的区别就在于：汪的淡远、余的激昂，汪的平常、余的作势。也许，在民族精神衰落的年代更需要余秋雨，但放眼长远，汪先生的作品更有持续的生命力。

由此来看汪曾祺散文的价值，便在于朴素风流。其人，即之也温，其文，读之无边无际，平和隽永。读者可长久地领略那混融了才情、热情的文字的魅力，领略汪氏散文的力量。

汪曾祺又是一位很好的小说家。旧式文人的修养，使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他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和民间文学颇有研究，在个人心性方面，又具有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的一个特点：格局小。他关注的往往是社会小事，生活的一角，一个片断，在这样的小格局之中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他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这可以算是自谦，但又不完全是自谦。

说起这一类文风，评论家往往说"小中见大"，其实，小中怎么能见出大呢？只能说小有小的合适，小境界常常为大的东西所不能及。在格局的大小方面，巴蜀才子魏明伦跟汪先生恰恰相反，太多追求大的格局，而常露出捉襟见肘的窘相。不妨说，小的选题和格局，既与写作者个人的秉性有关，也不妨说是一种写作选择上的智慧。

汪氏小说的文学意义，在于对传统笔记小说体裁起到了兴灭继绝的贡献。他的许多"小说"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走的旧式笔记作品一路。倘说里面有相当多的虚构的成分，其实看看古人的笔记，在以写实纪实为主的一路之外，也包含着一路以虚构为能事的文字，显见的例子便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但是，汪曾祺距离杰出或伟大的小说家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我，一方面是喜欢汪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方面却为自己不敢理直气壮地把杰出或伟大的小说家这一类称谓颁在汪先生头上略感愧疚。

汪先生的小说创作，悲悯和温情并存，但艺术纯度不如同一样去世的王小波。其小说作品从文体层面上去看，大多有着作者的自说自话和主观发言，随手拈出两例。《大淖记事》的结尾写道："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钓鱼巷》的结尾："很多人都死了。人活一世，草活一秋。"这样由作文者自己跳进故事里面舒发感慨的写法，跟清代蒲松龄《聊斋》中每一篇末尾的"异史氏曰"何其相似乃尔！倘从文体写作的方面来看，汪曾祺的小说主要是写自己的性情，是他的性情和才情决定了他笔下的作品在着笔于市井红尘题材的同时，又能出之于十分的恬淡、空远，但却谈不上多高的文章难度。就算他定人物的感情也是一样，比如，《小娘娘》结尾有种伤感，"谢普天把小娘的骨灰装在手制的瓷瓶里带回家乡，在来蝶园选一棵桂花，把骨灰埋在桂花下面的土里，埋得很深、很深。"从上面列举的三例来看，这哪里像小说？更像是从中小学生作文一路走出来的啊。

四，斯人已去，余音长响

也许汪曾祺那种旧式的士大夫风格在当今以创造和膨胀为主旋律的社会中不足以提倡，也许当人们用感官去承受各式目眩心迷的刺激时不会有更多的人热爱他的作品，但是，有这样的作品存在，便为当代社会保存了一份清新淡雅、闲适恬淡、宁静致远的心意。可以说，汪曾祺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文学，甚至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歌消失了。"这是汪先生在作品《徙》的开头一句话。很多人也消失了，包括这个叫"汪曾祺"的可爱老头儿。但是，他的文字依然在读者的眼中和心里隽永着，汪曾祺这个名字也像一瓮老酒，人酒合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洋溢着历时而弥醇的香氛。这个时代不缺热闹，但想找个宁静的去处则难，浮躁的时候，应当捧一本汪曾祺的书。

汪曾祺给世人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够热爱他的作品的人读一生。

2007-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