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历史的辉煌为郑州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了一本厚重的大书，这部书经历无数风雨剥蚀依然生机勃发。郑州诗词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原文化之中，诗人们从母液中汲取营养，从诗歌作品的一般性概念出发，将诗学观念与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社会追求等打通联结，表现出了中原文化特有的气质。总结说来，郑州诗词文化具有这样一些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以人为本、大济苍生的思想情操；兼收并蓄、多元共融的博大胸襟；敢于创新、开明开放的开拓意识；地负海涵、包罗万汇的丰富内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艺术向往；坚定执著、厚德求是的精神境界。

一、以人为本、大济苍生的思想情操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哲学更重视"人"，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西方哲学更重视"物"，以物为本，以物为出发点。依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自然是一异己的力量，黑格尔论希腊精神："自然现象里表示的意义是精神供给的。"而依中国先哲的思想，人与自然为息息相通的整体，"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中国最宏伟的哲学--儒学，就是从人开始，到人结束，所以有人把儒学叫做情感儒学。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而在于仁心、敬畏和真诚，在于感情的真挚。

这一点对中国诗学非常重要，作为表达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中国诗歌从萌发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道路，而最终落脚点还是"人"。后人为中国第一部诗歌选集《诗经》作笺，多以"比兴"蔽之，比兴之说当然不能概括《诗经》全貌，但以比兴诠释《诗经》精神是很有见地的。比兴之说，诠释了中国诗学中人与世间万物的生命共感，物界万物的万千形态是为了人的丰富形态存在的，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一种传统。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郑州诗词文化的存在，并且因为郑州诗词文化的存在而更加丰富。

在文化启蒙阶段，《诗经》中很多章节充斥着神巫文化的懵懂，而在郑风中，人们找不到鬼神的存在，他的本体几乎都是人，洋溢着对人的深刻关怀，鲜明地表现了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彼其之子，邦之彦矣"、"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缟衣茹藘，聊可与娱"等等，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同时也主宰了诗歌的全部内容，肯定自己、信任自己、表现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来践行以人文本的人文关怀。《郑风》中的诗篇,男女直率的情感与性格,毫不掩饰,毫不矫揉造作,活活泼泼,自然流露,纯正而健康,令人感受到无限的生命力,是情感的自然抒发,是心灵的自然表白。于是我们在读郑风时，能够非常明确地体验到一种亲切的生活感、人情味，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经过不断的演变、丰富、升华，到了杜甫就变成了忧国忧民的社稷情怀、大济苍生的百姓情结。杜甫是儒家，儒家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融化进了他的血液，然后他用高超的诗歌艺术表现出来，让他成为了人类良心的象征。

《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悲陈陶》、《悲青坂》、《宿江边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诗歌，或嘲讽权贵，或批判时政，或担忧战事，对国事战事心急如焚、焦躁不安，而一旦大乱初定，杜甫又惊喜欲狂、喜极而涕，提笔写下了"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种炽热的爱国情怀对后世文人影响巨大，无数的爱国志士无不受到其启迪和强烈的震撼，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中国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深受杜甫影响，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理，好诗是由于有好的优秀的人格所造成的，所谓"工夫在诗外"，这就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的偏差，陆游后代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

更难能可贵的是，杜甫在忧国的同时，比前人更深入、更广泛地体验到了人民的痛苦，并用诗歌表达出了人民的要求、愿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最最普通的对比，成了中国诗歌文化史上最有震撼力量的诗章。"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情感让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这种至高至洁的人格，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思想。他对国家的关注终生没有放弃，他对人民的热情终生没有冷漠，所以他成了人类良心的象征。当代学者傅道彬、陈永宏在《歌者的悲欢》一书中言杜甫为后人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说："在这座非人工建立的纪念碑面前，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在它的面前低下自己仰慕感念的头颅；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和责任感的炎黄子孙，都会自心底深处升腾起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为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能哺育出如此伟大高洁的人格而由衷的自豪。"

郑州的另一位伟大诗人白居易深受杜甫影响，他有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句就直接衍化于杜甫，如"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等。事实上，在反映百姓疾苦、揭示社会矛盾、抨击腐败堕落方面，白居易丝毫不逊色于杜甫，他是杜甫之后又一个为了百姓歌泣的洪钟大吕，是杜甫之后又一座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他用勇敢尖锐的笔挑开了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

《贺雨》诗中他要求朝廷："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已责宽三农。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然后直言百姓饥穷的根本："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哭孔戡》中他告诫为政者："平生刚肠内，直气归其间。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天。"《乐游园》中他讽刺："孔生死洛阳，元九谪荆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宿紫阁村》中描写暴卒的野蛮："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而十首《秦中吟》，字字血，声声泪，首首如利剑，句句似投枪。《重赋》，在百姓"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的时候，官府还要"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一方面是内臣们的"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一方面是百姓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在公卿们"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时，却"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豪奢们"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老翁辛酸的却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在"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时，贫家女的景象却是"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贫穷得连女儿都难以出嫁，这是什么世道？《伤宅》，大官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可是谁来关心百姓呢？"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句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十首《秦中吟》就是正声。能把人民的苦难装在心里，这心胸一定无比广阔；能喊出人民的声音，这声音一定无比磊落。

李商隐以情爱诗著称，而他的政治诗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的政治诗，形象地反映了唐代后期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观点鲜明，见解精辟，表现出卓异的胆识。特别是他酬赠、哭祭刘蕡的一系列诗篇，表达了他们肝胆相契的情怀。《哭刘蕡》云："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后人评："义山此等诗殆得少陵之神，不仅形貌。"说李商隐得杜甫之神，指的可能不止是诗歌造诣，更多的是诗歌精神。

刘禹锡青年时就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后废官被贬几近二十年，但他始终没有冷落满腔热血、一片热情，他的坚韧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是少有的。他在《上杜司徒书》中言："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也没有被击倒，他始终保持着豪迈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态度，悲而不哀，怨而无悔，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始终如一，并由此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总是与祖国生死相依，与人民休戚与共的。从郑州走出的诗人们，表现出了对人的真切关怀，他们为时代而泣、为百姓而哭，顺遂时不沉醉于安富尊荣，贫贱时不沉沦于一己辛酸，集中体现了以人文本、大济苍生的思想情操。

二、兼收并蓄、多元共融的博大胸襟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善于兼收并蓄、多元共融的民族，中原文化本身就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出生于郑州的新郑，其时的中原地带，氏族林立，有成百上千的大小部落，其中以炎帝部落最大。到了黄帝时代，炎帝部落矛盾重重，开始对外侵伐掠夺，黄帝就武力制暴，最终击败炎帝部落，使其归顺。后来，黄帝部落又击败了蚩尤部落，天下一统，定都新郑。黄帝的统治应该说是整兵和修德并齐，在平息争斗后，更多的是以德治国，养息生民，安抚百姓，农耕蚕桑，安居乐业，并以道义协调部落间的关系，使大家友好相安。也就是说，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原文化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后，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广泛吸纳周边多种文化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思想、制度的全面融合和不断升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坐落在郑州嵩山的嵩阳书院很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在历史上，嵩阳书院曾分别是佛教、道教、儒教场所。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而距嵩阳书院不远处的少林寺，鼓楼前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一直被人称为三教合一碑。此碑的奇特之处在于其下半部的混元图是佛道儒三教圣人合体像，图成圆形，整幅看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正面像；遮住画像一边，左面是儒家鼻祖孔子侧像；遮住另一边，右面是道教尊者老子像：三体合一，圆润相融。释迦、孔子、老子，共捧一"九流混元图"，图上九曲河流的尽头各连荷花，意喻三教九流、诸源合一。三个头像合在一起，再加上合肩、合上身，合捧混元图，整个画面布局巧妙，通润和谐。

中原文化这种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兼容精神，直接影响着郑州的诗词文化。他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也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诗歌。

李白出于对道的信仰来到嵩山，并得到嵩山道人元丹丘和胡紫阳的指点。应该说，李白的道教思想得益于嵩山修行，但同时，李白对嵩山文化的形成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可以说，嵩山如果缺少了李白在此留下的几十篇诗作，也许会减少几分韵味。当年李白唱着"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来到嵩山，寻找他的"万古宅"，他最终找到了"玉女峰"。李白终其一生都在遍访名山，都在认真实践着升天之梦。他攀援的山路，比常人走过的大道都要长。论危乎高哉，"玉女峰"不要说与李白诗下的峨眉、青城、蜀道相较有些距离，就是在嵩山七十二峰中，也并非超然卓立。但李白就是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因李白而天下闻名。最终，李白虽没有在他的"万古宅"嵩山玉女峰羽化成仙，但在既要长生不老、又要大济苍生的大唐道风熏染下，成为了一个高蹈长空的"诗仙"。

同样在嵩山隐逸过的还有唐朝另一个大诗人王维。王维少小成名，少年得志，至二十一岁举进士，始入仕途，更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但王维四十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一些大大小小的打击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意官场，从而经常时不时地去过着归隐的生活。有人认为，王维一向厌倦官场，始终向往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向往清心寡欲的隐居生活，向往为僧参禅的佛家生活。这话有些道理，但王维内心向往的是官场，归隐只是他在官场遭受挫折时的一种韬诲之计，图的是东山再起，并非是长久隐居。实际上这种归隐是违背王维心意的，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因为王维一直是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嵩山以它博大的胸怀在接纳信道的李白的同时，也接纳了信佛的王维。开元十九年（731），王维来到了嵩山，隐居下来。其间，王维在诗中流露出灰色的心境，如他的《归嵩山作》，写了诗人归嵩山途中和归山后的情景，选取的场景有丛生野草，有古渡荒城，有落日，有暮禽，给人荒凉凄冷的意境，充满着道不尽的惆怅和郁郁不得志的情绪。王维不愿意离开官场，但又不喜欢官场的氛围，就让自己归隐在佛学的思想里。据传，王维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维摩诘进入室中，所以让他名维，字摩诘。维摩诘是很有名的在家菩萨，是大乘佛教早期经典《维摩诘经》中的主人公。而王维隐居嵩山，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嵩山本身就是佛教重地，天下闻名的禅宗祖庭少林寺就坐落在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 ，因此寺建于少室山麓的丛林茂密之处，故名少林。少林寺是我国佛教禅宗的发样地，所以又称少林禅寺或大少林。据文献记载，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印度高僧跋陀自西域跋涉到洛阳，他性爱幽栖，常到嵩山，又受孝文帝尊崇，所以就"诏于少室山阴，筑少林寺而居之"。北魏正光至孝昌年间，另一印度僧人达摩来中国，曾在嵩山中面壁九年，修禅于少林寺，并广集弟子，传授禅宗，使少林寺的影响日益扩大。王维年轻时即信奉佛教，这也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对山水田园的描绘，用诗的语言来阐发佛理，从而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求得安静，求得平和，化解对官场中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怨愤。王维为此还得到了一个美称--"诗佛"。

如果说王维是在嵩山隐居，岑参在嵩山可以视作修炼。岑参历来作为唐代边塞诗人代表而引起关注，他的边塞诗给人以雄浑的感受和雄壮的感觉。即便是他的一些景物诗，也喜好表现景致的奇异，即使是常景，他写来亦不同寻常，时人谓其"语奇体峻，意亦造奇"。他的这种艺术倾向形成很早，与他在嵩山的经历关系极其密切。岑参于15至20岁之间居于嵩山，亲山林而远人事的心音便如主旋律在诗中频频奏响，无论在内地还是在边庭，岑参总是将目光更多地投注于自然，在自然中发现美、发现神奇也发现奥义。岑参有意将人事与山林相对，在对立中表现自己的审美趣向与情感归依。"久与人群疏，转爱丘壑中"（《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事惬林中语，人幽物外踪。吾庐幸相近，兹地兴偏浓"（《携琴酒寻阎防崇济寺所居禅院》）、"爱兹清俗虑，何事老尘客？况有林下约，转怀物外踪"（《春半与群公同游元处士别业》）、"东溪草堂路，来往行自熟。生事在云山，谁能复羁束"（《题华严寺环公禅房》）、"性本爱鱼鸟，未能返崖溪。中岁徇微官，遂令心赏睽"（《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等等。这种对自然的审美兴趣，便是在嵩山自然风光中发源并形成的。而嵩山壁立如削、奇石耸立、飞松倒挂、险峻奇绝的自然风光，和岑参想象奇绝、境界辽阔、构思危峻、气势磅礴的性情互相融合，形成了他奇逸的诗风。

在嵩山隐居的还有以"苦吟"著名的唐末诗人孟郊。孟郊的诗以写荒寂之境、发寒苦之音著称，与当时的另一个大诗人贾岛并称为"郊寒岛瘦"。孟郊对隐士生活情有独钟，在《隐士》一诗中有"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的警句，大意是隐居的人像宝玉一样，怕从隐含着玉的石头中琢出，一出来就难免沾上尘埃；又像松柏一样，怕离开深山，一离开深山就会成为人们烧火用的薪柴，就是说隐士的价值在于隐，离开了隐就会贬值。他早年曾长期隐居嵩山，写过很多游嵩的诗，像《访嵩阳道士不遇》，想象着这位没能见着的道士先生游走五岳，如乘鹤过日，只不过在嵩山留下个影子罢了。还有《哀孟云卿嵩阳荒居》，一首不太长的诗里，接连用了"幽、荒、苦、疏、秋芜、寒槿、残芳、遗秀"等字词，是典型的孟郊特色，睹物思人，其哀弥甚。不过，孟郊最终也没能真正的归隐，他的诗歌一旦被韩愈赏识，嵩山就放飞了他，到五十岁高中进士，当了个县尉。县尉职是直接压迫百姓的工作，历史中高适、杜甫都做过，都时间不长，辞官而去。孟郊与他们一样，到任后并无作为，后被罚"半俸"，每月只发一半工资，这一半工资是无法养活妻儿老小的，两年后，孟郊辞去了公职，收拾行囊，回老家了。"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

"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是千古文人的向往与追求。文章象春天灿漫的花朵，文思如山涧奔涌的泉水，这境界当然让人艳慕。可自古迄今，很少有几个文人能够真正拥有。固然有李白"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也有苏东坡"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可我们遇到最多的，还是"苦吟"二字。郊岛的诗，后来者评价并不高，欧阳修"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应该说是带有明显嘲笑味道，苏轼则在《读孟郊诗》中言："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蚺，竟如嚼空鳌。"元好问则干脆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这是不公允的。如果把诗歌比作一座高城厚院，在这个城院中，当然有李白、苏轼们明月下把酒当歌吐纳珠玉思接千载唇齿言泉，也应有孟郊、贾岛们瘦影伶仃冥思苦想长歌低吟句削字减。前者浩风荡荡，如大江大河一日千里奔腾不息；后者雅兴幽幽，似山涧溪流波光粼粼清澈平静。加在一起，才构成了诗城的整个风景。就如嵩山，他接纳了信道的李白，也接纳了信佛的王维，他接纳了奇逸的岑参，也接纳了苦吟的贾岛。

兼收并蓄才有大江奔流，多元共融才能琴瑟和鸣。在郑州诗词文化发展进程中，郑州诗词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些特征既基于郑州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地理位置，也来源于郑州人民善于学习、博采众长的博大胸襟。

三、敢于创新、开明开放的开拓意识

考察郑州诗词文化，会发现郑州的诗人们十分善于从时代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在诗歌语言、意象、形式、风格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实现了诗歌的创新和突破。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广泛反映了周人婚恋风俗,祭祀宴饮,欢会娱乐,战争徭役等生活百态,而以歌咏爱情的诗最多,文学水平也最高。郑风中的爱情诗，以其热情奔放、淋漓尽致而有别于其他国风作品，特别令人瞩目。一个现象的产生,其后必有许多关键要素。郑风独特的风格，是和郑州这个地方古时的地理、经济、商贸、文化、习俗等因素分不开。

《汉书地理志》对於郑国的地理环境有这样一番论述:"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臯、萦阳、颖川之崇高阳城皆郑之分也，土惬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而《国语郑语》则对郑国一带民风有异于传统进行了论述:"谢、郑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遝其君，而未及周德。"谢、郑之地，正是郑国东迁後的中心地带，其民"未及周德"，是周礼"王化"薄弱的地区，其所呈现的是一种与周礼相异质的生活情调，与《周南》、《召南》所代表的周礼规约下的正统生活大不相同。当代学者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说:"1953年，郑县太仆乡发现一批青铜器，形制、纹饰属于春秋前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件还有图像化的族氏铭文，如作日下奔走形，两足形之类，为商代以来这类铭文最晚的例子。这表明当地长期有远古文化遗迹，受郑国统治才逐渐同化。"由此可知，殷习在郑国的文化因素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深刻的影响郑人的民情与文化。《太康地记》云:"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气，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今俗多宽慢。"由于郑国地处历史古都，曾是帝王之乡，拥有悠久的文化，并且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陶冶了郑国人民，因此其个性多喜好安乐，心胸开阔。再者郑国是新迁于东方的殷人所在，古老的风俗与新来的风俗在此相交融合，自然会生长出更多新鲜的东西。

郑州居中原腹地，中国之中，古往今来一直是我国的交通枢纽，交通的便利又带来了商贸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东当齐国之冲，西为王畿之邑，又是晋楚南北活动之中心点，所以郑国商业在春秋中叶占有重要的地位。《国语郑语》记载:"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极姟，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以食兆民。"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国商人遂特别活跃，足迹遍布四方。郑地的商业勃兴，交通便利，带动了都邑的繁华，其时的大都市有大梁、新郑、阳翟、荥阳、宛、洛阳和咸阳等，而新郑、荥阳皆在郑国境内，大梁、洛阳距郑国也不足百里。所以，此处各地人群往来众多，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较为开放，礼教束缚较少。《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在传统社会中，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使是送迎也不得出门，但郑国有违於当时的礼俗，看祭仲妻女的对话，身为世家贵妇，居然以异於传统的"人尽可夫"，由此郑国一般男女就更可想而知了。郑国的社会风尚与男女情感相对於其他各国明显开通许多，在如此的气氛下，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郑风》作品的情感风格，呈现出不同的情调。

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既接受外来的影响，又保存固有中原文化系统。在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青铜时代的一个代表作品，充份表现了郑国当时的社会精神。莲鹤方壶的体形高大,"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从造型、花纹、雕饰等特征来看，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晶，大约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西周晚期文化的因素，其壶体呈现较为粗壮的椭方形，壶体的主体花纹为一首二身的龙形纹，莲瓣则是从西周晚期青铜器的立体形环带饰物演化而来；其二是晋文化的因素，壶顶的立鹤，显然受到西周晚期晋国青铜器鸟形顶饰的影响；其三是楚文化的因素，龙耳、虎足、翼兽都是在楚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正因莲鹤方壶的多元组成因素，其在历史的浪潮下也有着极重要的时代意义，郭沫若就此有过一个精彩的论述:"盖顶一鸟耸立，张翅欲飞，壶侧双龙旁顾，夺器欲出，壶底两螭抗拒，跃跃欲试，全部格局在庞然大器的附著上，有离心前进动向，象征争求解放，迎接曙光的时代精神。"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下，郑国文化极其丰富,《郑风》在如此的文化积淀下，自然也有不同的风貌。

与其他国风相比，郑风中的爱情少了哀怨、痛苦和淫乱，而多了自由、热烈和愉悦。《缁衣》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女曰鸡鸣》充满了生活气息，《有女同车》描写男女春游的欢悦，《野有蔓草》讲述的是一见钟情的感受，《将仲子》向所爱的人坦率倾诉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子衿》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溱洧》描摹一群男女节日游乐的情景，如此等等，反映了当时郑国人的精神风貌。而其中很多篇目，在形式、内容、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发轫的意义，显示了郑人敢于创新、开明开放的勇气和胸怀。《缁衣》一首可作为中国最早的赠衣诗，《女曰鸡鸣》一首则可认为是中国诗词中"对答体"的第一首。而郑风中很多名句，如"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孔武有力"、"执子之手"、"与之偕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等等，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后人从此汲取了无尽的营养。

伟大诗人杜甫，一生都在不懈追求诗歌艺术的创新。其名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方面说明了他对诗歌艺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他独辟蹊径、推陈出新的追求。杜甫对诗歌艺术的创新，有学者总结了十个方面：一是变先前诗歌的以抒情为主转而成为以叙事为主，变先前诗歌的歌唱理想而成为描写实际人生；二是首创"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三是首次把时局题材引入七律；四是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五是首倡"瘦硬"为美的审美主张；六是首创以诗论诗的文论形式；七是首创典雅辉煌的长篇排律；八是首次把"当句对"的对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九是首创"丁卯句法"；十是创制了一种新型的拗救方式。这些创新，具有开创诗歌新天地的重要意义。

仅从诗歌语言来说，杜甫的创新创造就足以让后人敬佩。他开创了吸收底层百姓口语词汇入诗的传统。大约从《诗经》时代起，士大夫阶层作诗，就都是使用"雅言"，即古时候的标准语书面语，而根本瞧不起底层百姓的日常口语和方言土语。杜甫可能是第一个最瞧得起底层百姓口语和方言土语的著名诗人，因为没有任何诗人曾经像杜甫那样，把那么多百姓口语、方言土语引入诗歌。俗语"个"、"着"、"吃"、"臭"、"肥"、"逼仄"、"耶"、"娘"等等，他都堂而皇之地写入自己的诗篇，如"峡口惊闻猴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客睡何曾着"、"对酒不能吃"、"但使残年饱吃饭"、"朱门酒肉臭"、"肥男有母送"、"逼仄何逼仄"、"耶娘妻子走相送"等等。唐代诗人中，当然也有个别人、个别时候将底层百姓口语和方言土语写入诗歌。但是，像杜甫这么多、这么热心吸收口语、方言词汇，决无第二人。杜甫的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诗人，使得多少百姓口语词汇进入了士大夫的诗歌，进入了"雅言"。

同时，杜甫还创造了一批一直被人民大众广泛使用的词语，其中有些今天已经成为固定词语、成语，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鲜活。如古稀、冰雪聪明、衮衮诸公、残山剩水、炙手可热、别开生面、惨淡经营、明眸皓齿、历历在目、白云苍狗、指挥若定等等。古今诗人之中，杜甫创造的固定词语、成语应该是最多的。而杜甫的许多诗句更成为历代人们引用不辍的名言，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经过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淘洗，汉语中还有这么多杜甫创造的东西保存着、运用着、鲜活着，杜甫真的是一位真正不朽的伟大诗人。

郑州的另一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对中国诗词的发展也有其独特贡献。他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新乐府"一名就是白居易提出的。《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最后一类标名为"新乐府辞"。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府"，专门"刺美见事"。白居易不但提出了新的诗歌理论，并且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和系统的创作，他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就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编排构建的讽喻诗系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成就都没能超过白居易。白居易的这类诗，频频使用塑造典型、构架情节、突出对比、结合议论的艺术手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构造，没有婉转含蓄，篇篇直白尽露，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等等，充满了激愤斥责，读后令人痛快淋漓。内容决定形式，这些诗讽喻的性质，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创造了这种形式，并且把这种形式运用得臻于完美。

白居易还是中国文学史中最早写词的大诗人之一，也是唐朝时期使用词牌种类最多的诗人，《一七令》、《江南春》、《竹枝》、《花非花》、《长相思》、《急乐世》、《宴桃源》、《浪淘沙》、《杨柳枝》、《隔浦莲》、《忆江南》、《离别难》、《柘枝词》等，很多词牌都是他第一次使用并将形式固定下来的。他对词发展的贡献，主要是以自己的"新歌词"推进了"声诗"向词的演化，以词作实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以自己大诗人的声誉和影响促进了词的创作和发展。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

死后葬在郑州的伟大诗人刘禹锡也一直致力于文人词创作。他非常注意向民歌学习，后经长期探索，写出了《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其中以十一首《竹枝词》艺术成就最高也最为著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因为竹枝词是直接学习模仿民歌而创作的，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百姓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所以有广大的写作队伍，而且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晚唐诗歌的杰出代表李商隐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同样具有开拓性贡献。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对心灵世界作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千变万化和复杂奥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腻、传神的展示。同时他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的领域：非逻辑的、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这样的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容量，且亦留给读者以更大的联想空间。就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而言，在中国诗史上是空前的。而他很多题为《无题》的诗歌，以其独特的绮丽蕴藉的风格，不仅在晚唐的诗坛上独树一帜，放射出奇丽的光彩，而且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地负海涵、包罗万汇的丰富内容

"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是胡应麟评杜甫诗歌艺术内容语。郑州诗词的内容，也可以按照这个评语来形容。按照诗歌内容分类，所有的题材都可以在郑州诗词中找到精品。

山水诗。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虽不以山水诗著称，但他一生留下了不少山水景物佳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独辟蹊径、独领高标。如三首《望岳》诗，分别写的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和南岳衡山。这三首诗分别是杜甫青年、中年、老年的作品。泰山之《望岳》"贷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诀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华山之《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枝，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衡山之《望岳》"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歘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则亡。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嶪相望。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归来觊命驾，沐浴休玉堂。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其泰山之《望岳》，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极精炼地勾勒出泰山雄伟高大之气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则是因山之感召，抒发诗人豪气冲天的佳句。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是山水诗的高手，他的《春题湖上》"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草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全诗不引典故，仅用白描，就把西湖幽美的景物，描绘得妩媚迷人，使人流连往返。而他的《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乎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更是把西湖万物复苏、气象更新、燕舞莺歌、百花吐馥的美景写得活声活色。西湖固然美，可是如果没有了诗人的妙笔，西湖的韵味毫无疑问要减弱不少呢。

怀乡诗。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漂泊不定，对家乡、亲人自然是思念情切、刻骨铭心。如《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天下本是同一轮明月，但因时间、地点、心情的不同，月明程度也有差异，兄弟离散的孤寂使秦州月自然无法比拟手足相聚的故乡月，露与月的夜景中蕴蓄着无限深情。全诗以清新的语言抒发了诗人处在国破家亡遭遇中的痛苦之情，表达了他与诸弟深挚纯洁的友情，字字传情，句句达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杜甫五岁离开家乡巩县，一生都在路上奔波，一生都在想着回家，一生也没有回去。其实，五岁就离开了家乡的杜甫对生他的那个窑洞应该几无印象了，而家乡印象其实对于一个在外奔波了一生的人来说是没有更多意义的，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象征，家的象征就是幸福安康的象征。唐代宗大历二年，流寓夔州的杜甫登高望乡，时当深秋，晴空如海，山深林密，高猿哀转，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杜甫写下了千古绝唱《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把思乡与登高、羁旅、悲秋、伤时、忧国等交融相洽，达到了极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效果。金性尧以为"是杜诗中最能表现大气盘旋，悲凉沉郁之作"，胡应麟《诗薮》干脆把它称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旷世之作"。羁旅愁怀凝结成沉重的乡思，乡思又升华成家国一统的志士情怀，这时，诗人的羁旅就显得是那样的悲壮，而诗人的乡思又显得是那样的圣洁。

咏怀诗。以吟咏个人抱负，反映或讽刺社会状况，情感上多体现为壮志难酬的苦闷或身处逆境时的豁达。杜甫诗集中咏怀诗数量甚大，标明为咏怀、遣怀、遣兴、述怀、遣忧、解忧的诗作就有数十首之多，其它以兴、忆、有感、漫成等为题的作品亦属于咏怀一类。杜甫的咏怀诗是在中唐时期战乱的特殊背景之下创作的，它既继承了古代咏怀诗抒写心迹情怀的表现传统，又在关怀天下苍生苦难和国家盛衰休戚的内容与情感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表达了诗人期盼安宁和平，期盼社会和谐的深切愿望。杜甫的《蜀相》是咏怀诗中的名篇："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是上元元年（760）春天，杜甫初到成都游武侯祠所作。当时安史之乱未平，作者仕途失意，弃官入蜀。他在诗中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推崇备至，有着深刻的寓意。前两联记行写景，洒洒脱脱；后两联议事论人，忽变沉郁。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不愧是如椽巨笔。全篇由景到人，由寻找瞻仰到追述回顾，由感叹缅怀到泪流满襟，顿挫豪迈，几度层折。全篇所怀者大，所感者深，凡读此篇者，莫不有雄浑沉郁之感。刘禹锡的咏史诗也十分为人称道，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尤显故国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咏物诗。借吟咏自然或社会事物，托物言志，来表达思想感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咏物诗中的精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是白居易第一次赴长安应考的习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曲野草颂，更是一曲生命颂。"草"，作为中心词，构成全诗意境的主体意象。全诗借景写情，蕴含深刻，刻画形象生动，用语自然流畅，意境浑然完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一定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情，语语有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在"赋得体"中，为千古绝唱。按"赋得体"的标准，此诗的结构也堪称严谨妥当：前四句写"原上草"，后四句写"古道送别"。然而，此诗佳处，远不止于此。其为名作，实因意胜，即赞美一种顽强向上的生命精神。具有这种境界的还有刘禹锡的《始闻秋风》："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五夜飕飀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这首咏唱秋风的诗，一洗前人悲秋叹老、思乡怀人的旧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表达了诗人奋发进取、积极向上、豁达乐观的人生观。诗歌首联采用拟人手法，代秋风设辞，匠心独具地创造了一个生动可感的秋风形象。颔联两句是从诗人自己的角度来写，好似一出老朋友间共话别情的活话剧。颈联两句笔力陡转，秋风使骏马和鸷雕顿然精神抖擞，秋风使世间万物充满了虎虎生气。最后两句，秋风使长天澄澈，大地清明，正好可以登高四望，为感谢秋风的深情厚意，我就算抱着这残病之躯，也要登上高台，欣赏秋的美景，领略秋的意韵。诗人作此诗时正患足疾，而且此后一直疾病缠身，而"扶病"却依然要"上高台"的举动，表现了诗人"心如砥柱"、虽老而不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诗人一生革新政治、坚持理想的坚定信念的艺术写照。通读此诗，英迈之气直从字里行间透出，使诵读者不禁为之精神振奋。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首高亢的秋歌，更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爱情诗。爱情诗自《诗经》起，源远流长，主要描写男女爱慕之情和爱情生活，或抒发离别相思之情。爱情诗在郑州诗词文化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诗经郑风》21篇，有17篇可归为爱情诗。到了唐代，这块土地更是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情诗歌大家李商隐。李商隐抒情之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这些诗在李诗中不占多数，却是李商隐诗独特的艺术风貌的代表。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李商隐的爱情观和女性观是比较进步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他曾在《别令狐綯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闭幽闺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他的爱情诗，情挚意真，深厚缠绵。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为无因。李商隐还写了"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无题》），那种被"贮之幽房密寝"，无权过问自己婚事的怀春女子；写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其一），那种显然难得结合，却已经目成心许的爱情；写了那种终生难忘而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有悖于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态度。李商隐以他的诗，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曲折地显现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气氛与士人的精神面貌。

赠别诗。赠别诗是诗歌中最早出现、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主要抒写离情别恨，或用以激励劝勉，或用以表达深情厚谊，或用以抒发别离之愁。李商隐的"人生除死唯有别"，道出了"别"带给古人的万般感受。刘禹锡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是赠别诗中的名篇。元和元年刘禹锡和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革新活动，被贬放湖湘远郡。元和十年正月刚得召还长安，时仅一月，因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触怒权贵，又被排挤到更加荒远的岭南州郡去。而柳宗元这时也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两人同出长安南行，到衡阳分手，柳宗元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刘禹锡即作《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作答："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寄离情于山水，同怅望以写哀，词尽篇中，而意余言外，既深稳又绵渺，不愧大家笔墨。也许是这首诗写得过于悲伤，柳宗元又写了《重别梦得》送别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刘禹锡回赠《答诗》："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从永贞新政，谋议唱和，到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再到被召回京，继贬远荒。一路上，刘柳二人已经走了整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侵蚀他们，生活的艰辛困苦没有隔绝他们，世道的腥风血雨没有迷惑他们，他们的友谊反而历久弥坚，历久弥新。"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这相居为邻愿望，正表达了难分难舍的深厚情谊。

讽喻诗。讽喻诗是郑州诗词文化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它以嘲讽或劝喻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世态炎凉，表达人民或正人直士呼声的诗歌。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５０首、《秦中吟》１０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而诗人留下的一些名句，更是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痛下针砭，震聋发聩，完全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另一个以讽喻诗著称的是刘禹锡。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那里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游玄都观，依然傲岸不屈，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人用桃花比喻朝中新得势力的权贵，用看花人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奔走权门之徒。此诗传出，执政者当即以"语涉讥讽"再贬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刘禹锡以诗获罪，又远去连州。但在被贬十四年后，重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不减当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时的玄都观，百亩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灿若红霞的千树桃花已荡然无存，代替它的是不足以观赏的菜花，那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而上次因看花题诗被贬的刘禹锡却又重返长安，旧地重游。作者还是用桃花比新贵，用种桃道士比喻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就连皇帝也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刘禹锡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表示丝毫不为十四年前因诗得祸而悔恨，不会因屡遭贬谪而屈服。但是，这个"再游"又引起执政者的"不悦"。他又被派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做了"太子宾客"这一闲官。

边塞诗。边塞诗是以描写边塞风光，反映边疆将士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杜甫1400首诗歌中，有300多首与战乱有关，有40首可归于边塞诗类，《出塞》曲就有14首，先写的九首称《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后出塞》。前出塞之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作者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谣谚体开势，讲如何练兵用武，怎样克敌制胜；后四句却写如何节制武功，力避杀伐，逼出"止戈为武"的本旨。如无可靠的武备，就不能制止外来侵略；但自恃强大武器而穷兵黩武，也是不可取的，诗人主张既拥强兵，又以"制侵陵"为限，才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李颀的边塞诗不多，且长期过着隐居生活，但其边塞诗成就却最为突出，特别是他诗中的悲壮气氛和理想色彩，是其他很多边塞诗人不可比拟的。《古意》一首说："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诗里写少年英勇豪侠，渴望立功的气概，虎虎如生。结尾听歌落泪的描写，在悲伤之中仍不失豪侠浪漫的气息。诗风在豪壮中略带苍凉。《古从军行》一篇，更是他边塞诗中的杰出代表作："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诗中不仅对胡汉双方士兵怨恨战争的心情有真切的描绘，而且还尖锐地提出了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战争对谁有利的问题。结尾两句，尤其写得警辟深刻，动人心弦。这首诗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沉痛、章法的整饬、音韵的宛转，都达到了边塞诗的最高峰。

郑州诗词文化内容，除上述主要类别外，还有题画诗、宫怨诗、无题诗、哲理诗等，也都有极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价值。所有这些，都在这个诗城中闪烁着五彩缤纷的光彩，使这个城市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中夺人眼目。

五、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艺术向往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之旅，滥觞于涓涓细流，经历了无数潜滋暗长、回环往复，终于汇成了汪洋洪湖、浩瀚碧海，纷呈出无限风光。写读阶层日益广泛，题材内容不断掘拓，风格流派竞相纷繁，体式技法更加完善，这其中有外在契机的催化，也有中国古典诗歌内在生命的嬗递，当然更少不了历代诗人们的不懈追求。正是有了众多诗词大家的孜孜追求，才带动了诗歌走上了一个又一个巅峰，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盛世长歌。通观郑州地域的诗人们的创作，会发现他们对诗歌的艺术性非常重视。因此，他们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杜甫的诗歌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艺术典范，他对于诗歌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杜甫诗歌的艺术向往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真切丰富，感情的饱满有力，它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酝酿、消化和触发，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杜甫诗歌擅长于叙事，常常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因而这样作品的艺术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夺人魄"，力透纸背。如《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他回到羌村之后，在兵荒马乱之中，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很惊讶，原来你还活着，在惊讶之余禁不住再抹去眼中的泪水、"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深夜和妻子秉烛而坐的那些情事，在梦中一样不敢相信，竟然还能够活着见面、"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左邻右舍爬在他们家的院墙边，看着杜甫回家后和亲人的相聚，不由唏嘘感叹，这些细节都表现了在战争年代家人团聚的独特的景象。杜甫的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兴象浑融。如《登高》一首，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首句如狂飙来自天外，使全诗为悲哀激荡的气氛所笼罩，"渚清"一句语势平缓，仿佛闲笔，实际上借写望中所见而逼出第三四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一句，给人以万景纷驰、百感交集之感。可是紧接着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不仅展现出开阔辽远，无比壮观的境界，而且突出了诗人壮心不已的激情。而《北征》、《秋兴八首》、《登楼》等诗则将抒情、叙事、议论和写景融为一体，创造出更为沉痛蕴藉、风力奇拔的艺术境界。

杜诗众体俱佳，五七言律成就尤高。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杜甫律诗可以纯熟自如地表达各种题材内容，尤其是用律诗来反映时事，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功能。杜甫还常用组诗的形式写律诗，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与内容。如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中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更为重要的是，杜甫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突破近体格律的束缚，在声律句法上加以变化。他创造了五七言拗律，用失粘失对的拗句拗律表现艰难苦恨、牢骚悲愤等执拗不平之情。如《晓发公安》："邻鸡夜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上句"哭"、"昨"都是仄声，下句"色"、"态"、"几"亦均为仄声，仄多平少，完全不合近体格律，但这样的写法和声律和作者苦涩酸楚的心境甚为吻合。另外，他还尝试运古入律，在律诗中用散文句式，打破古近体的界限，具有奇崛兀傲的音律感和气骨美。如《白帝城最高楼》："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枹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此诗各家都认为是拗体，称为歌行变格。"独立缥缈之飞楼" 是上二下五句法，"杖藜叹世者谁子"是上五下二句法，都与一般律诗中上四下三者不同。只有这样突兀生挺的句法，配以城尖径仄的描写，合以泣血的心情，才更显得生挺奇横，这是杜诗之不可及处。

同时，杜甫在十分重视语言方面的锻炼。他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既能融化前人诗赋中现成的语汇，又能用口语和俗语人诗，不避尖新，不避拗峭，不避粗拙，这就使他的诗在秀句丽句之外，又有深句、险句、拙句、累句，从而突破了盛唐人一味以闲雅、冲淡为致的审美趣味。其粗拙如"但使残年饱吃饭"、"叫妇开大瓶"，尖新如"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拗峭如"乐游古园崒森爽"，生僻如"哀壑权芽浩呼汹"，这类句子随处可见，由于气魄精彩流动于字里行间，倒为他的诗歌增添了苍硬奇崛的声情。此外，他在诗里大量运用经史古语和典故，或融景入典，或化典人景，或典景交融，这也使他的诗歌增添了深典凝重之感。所有这些，显然与盛唐诗"音律宏畅，辞彩高华，不涉事理，不关典要，清空罔象"(郝敬《杜诗题辞》)的基本特点大不相同。由于杜甫在艺术上力求独构新格，其不同题材不同时期的作品各有不同的风格，或俊逸，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华赡，或古朴，并不总是一副面孔，一种腔调。这就改变了盛唐诗风格比较单一的状况，为中晚唐诗人在构思、音节、语言方面刻意求变辟出了新路。

杜甫之所以能取得非常高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是用尽他毕生的心血换来的。杜甫学习非常虚心，他说"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虚心学习，使杜甫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但是他也不是无批判的学习，所以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而在肯定"清词丽句必为邻"的同时，提醒人们不要滑进形式主义的泥坑，"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写作非常苦心，他毫不讳言自己写诗的"苦用心"，达到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程度。更可贵的是，杜甫用一生坚持了这种苦心孤诣的写作态度，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又说"老去渐于诗律细"，直到死亡前夕，还力疾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那样长篇的排律。杜甫对诗歌艺术的探讨非常细心，盛唐诗人谈论诗的很少，杜甫却好论诗，而且细心。他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对严武说"吟诗好细论"，对高适、岑参说"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杜甫对于论诗很自负，也很感兴趣，所以说"论文或不愧"，"说诗能累夜"。他的《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专门论诗的诗，其中就可能包括他和朋友们"细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对书、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广泛爱好和吸收，也有助于他的诗歌艺术的提高。在《剑器行》的序文中，他曾提到张旭草书的"长进"和"豪荡感激"，是得到公孙大娘"剑器舞"的启发。

出生在郑州的另一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同样直至不倦。"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说性情。"他的这首《诗解》真正解答了诗歌的真的品质。

白居易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因而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白居易的诗歌，最受重视的是讽喻诗与闲适诗，它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而最具现实性的则是讽喻诗，这些诗涉及到唐代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可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写这些诗，就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的许多弊端都揭露出来，表现于诗歌。这些诗歌大都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脉络分明，曲折生动，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红线毯》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鲜明地刻画出了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

白居易的艺术追求还突出地表现在诗歌语言上。他的语言浅显平易，有意到笔随之妙。赵翼《瓯北诗语》说："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这种追求在讽谕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讽谕诗是论时事、美刺比兴的作品，这类诗本来容易使人迷离恍惚，诗人处在政治迫害的危险中，又往往故意写得隐晦曲折，归趣难求。阮籍的《咏怀》就是这样，李善注曰："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足见其隐晦的程度。所以《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兴，也说过"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的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陈子昂、李白所写的刺讥时政的诗，亦未能尽去闪烁隐约之辞。但是，讽喻诗到了白居易这里却性情大变，天地大光。白居易在继承杜甫显陈时事传统的同时，极力运用浅显平易的语言表现政治讽谕的内容，取得极好的艺术效果。冯班《钝吟杂录》说："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盖出于小雅也。"不为过誉之辞。白居易讽谕诗之外那些抒情写景的诗也有这种长处，很少用典，只是以极其平常的语言，倾吐内心的感受。亲切自然、娓娓动人，如那首著名的《钱塘湖春行》。当然，白居易并不只是浅显平易，他有些诗还能在浅显平易之中掀动波澜，运用点睛之句统摄全篇，达到平淡中见神奇的效果。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这期间，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而在此际，郑州的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他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在《杨柳枝词》中以其高度的自信宣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他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领域，力图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面目，从而使中唐之后再度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奇观。

刘禹锡对诗歌艺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方面，而这也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基石。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刘禹锡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是不遗余力的，其诗反映现实和表现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他所致力描写的农业劳动的场景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的，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继杜甫之后，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概，因而其取材更为广泛。他不仅扩大了"咏物"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一方面，刘禹锡对传统主题不乏表现的热情；另一方面，在表现这些传统主题时，又力图对其进行深化与反拨，以求显示自己的独特面目。而这正是他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另一重要贡献。在表现传统主题时，他虽然依循其既有的思维定势及情感指向，作顺向的引申与推阐，却力图深化其原有的情感内涵，强化其原有的思想力度，从而使之升华到新的更高的层次。更能见出刘禹锡的艺术独创性的还是他对传统主题所作的种种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奋的反拨，即故意违逆传统主题既定的情感指向与思想趋归，力图从相反的方向对其偏颇之处有所匡补或拨正，以显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如他一反"悲秋"的传统主题，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一反"嗟卑"的传统主题，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一反"叹老"的传统主题，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如秋词二首》、《学阮公体三首》、《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等。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刘禹锡在变革与完善诗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冠盖中唐，并足以雄视有唐一代的。和杜甫一样，刘禹锡兼擅各体。无论是五七言古诗、五七言绝句，还是五七言律诗，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娴熟自如地运用，表现出较同侪更为全面与深厚的功力。以七言绝句而言，刘禹锡虽然没有能象王昌龄那样赢得"七绝圣手"的美誉，但他对七言绝句的造诣，却受到后人的普遍推崇。几乎所有的诗论家都将他归于七言绝句的"一流高手"之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禹锡还对诗歌体式进行过"变革"的尝试。他将民歌的声情融入七言绝句中，成功地创制出"含思宛转"的民歌体乐府诗。他较早地试手了词的创作，标志着词已由"选词以配乐"的萌芽状态发展到"由乐以定词"的成熟阶段。

这些伟大的诗人，他们在艰苦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推陈出新，精研覃思，表现出了独特的诗歌艺术向往和审美价值追求。

六、坚定执著、厚德求是的精神境界

郑州这个地域的诗人们，他们在诗歌的王朝里，或劳作于垄亩，或歌吟于田园；或告别宫廷走向江山塞漠，或遭受贬谪流放夜郎；或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长歌一曲，或亡命于山河破碎之际歌哭苍生；或苦吟着精神深处的悲壮与孤寂，或感受着历史兴亡的落寞与惆怅。他们用诗歌铸就的诗的世界，其实是用心灵铸就的。

伟大诗人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他留给后世的1400多首诗歌，又被称为"诗史"。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的反映了杜甫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还完整记录了杜甫的心路历程，表露了诗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杜甫早年走遍高山大川，过着一种学习游历、悠闲放浪的生活，作品多是叙述自己的生活和抱负，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到了天宝年间，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他开始对社会现实和生命价值进行思考，诗风大变，诗歌也随之成熟，创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安史之乱使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杜甫也历尽了更多的艰辛，被俘、逃难、贬官，此时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对吏治黑暗，战争致使生灵涂炭的景象而心痛，忧虑，写出了"三吏"，"三别"，《春望》，《北征》等传世名作；另一方面他又满怀对国家将亡，而自己功业未就生出了无限感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晚年时期，他在蜀居住8年，国家的灾难仍未结束，人们流离失所，民生凋敝，经历了人生巨大磨难的杜甫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更大的升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亦足"，充分体现了他忘我的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是高于实践活动的一种东西，精神境界不仅指导着各种实践活动，而且渗透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就诗歌而言，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个人内心感受直接的表露，反映了一个人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因此，通过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追求与向往，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和境界。在这一层次上，杜甫诗歌中的精神更重要的体现为一种对社会、生命的理解、思考和判断上，他坚定执着地追求着社会的和谐、人格的完美，诗歌中充满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杜甫一生始终充满着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甚至他的一些咏物、写景、题画的诗都无不渗透着深厚感情。仅就写诗本身而言，他和很多诗人并不一样，从不讳言自己的艰辛与苦恼，并且以一种苦心孤诣的态度来对待创作，表现得非常执着、非常虔诚。诗论常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事实上他的现实主义诗歌中却蕴涵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反映了自己所理想的社会图景。他最初的理想就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来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讲"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直到晚年，还是不改初衷，"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尽管现实使杜甫的理想难以实现，他仍然执著追求，始终不渝，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顽强乐观的崇高精神。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跟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杜甫的意义也正体现于此。杜甫有一首诗《《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造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依修竹。此诗描写一位绝代佳人被丈夫遗弃后深居幽谷密林中冷寂无聊的生活情境，但佳人虽然清苦凄凉，却不改初衷，仍怀眷恋之情，并保持高尚的人格。这首诗，是杜甫精神境界的绝佳写照。

唐代诗人中，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着明确的思考，并通过诗文创作将自己的人生观点、生活态度加以多方表述的并不多，而白居易却正是这样一位难得的诗人。白居易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儒道释杂糅，既存在着矛盾，又充满了人生智慧，自中唐以后，一直影响着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们。白居易早期为官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多年的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白居易深深感到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皇帝的信任和宰相的支持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积极进谏，不怕牺牲，"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这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精神境界。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百姓之欲为欲"，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这一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于这时候写出来了。结果，白居易的这些指陈时弊，鞭挞社会黑暗的谏章和讽喻诗，不仅触忤了权倖，同时也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不快。自此以后，白居易就渐被疏远和冷落了，仕途也出现了危机。但是诗人耿直的性格并没有因仕途受挫而改变。当他闲居下邽四年之久后的元和九年，再次回到朝廷任职诏授太子赞善大夫时仍旧不改忠直之心、耿介之性。

元和十年，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杀而上书捕贼，以雪国耻，却被权贵们斥为越职奏事，并造谣中伤，被贬为江州司马。其实白居易遭贬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从元和初年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以来，公忠体国，勇于言事，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对那些剥下媚上、横行不法的权倖，或在疏奏中指名道姓地予以抨击，或则以其匕首投枪式的政治讽喻诗，将他们的丑行恶德作为某种类型加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因此树敌太多，积怨过深，从而导致他们内外勾结，造谣中伤，使白居易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庇护，最终遭到贬谪。江州之贬是对诗人的一个沉重打击，自贬江州司马到逝世，是白居易"独善其身"的时期。但白居易后期明哲保身的独善思想以及佛道思想，"兼济"之志并未消失，他并没有放弃原则，至死不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保持着自己高洁的品格。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出宰杭州，疏浚西湖；出刺苏州，清正廉明。出宰杭州，他在卸任时竟然将节省下来的俸禄存入官库，作为继任者以资应急的备用金，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可思议。担任苏州刺史虽然只有一年，但他卸任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事实上，白居易除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外，还是一位敢言直谏的政治家、有深睿之见的思想家，只是他的诗名太盛，让人忽视了他的政治思想。他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对道、法诸家思想亦认识深刻，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以儒家为主、兼采道法的政治思想体系，尤以"刑、礼、道迭相为用"的观点最为独到。"刑、礼、道迭相为用"说，突破了此前儒家代表人物主张的"德主刑辅"、以礼为治国之根本的成论，提出了根据刑、礼、道不同的治世用途，因事制宜，因势制宜，因时制宜，循环表里，迭相为用的主张。这种不墨守成规、敢于兼采诸家之长的治理观念，对社会的综合治理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并不是坐而论道，他不顾个人安危，勇猛精进，事无不言，体恤民瘼，直至终老。

郑州另一各勇猛精进的诗人是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刘禹锡的人格魅力，最突出的就是傲岸不屈、意志坚定、追求执着、顽强斗争，并且具有奋发自励的乐观精神。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那里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用桃花比喻朝中新得势力的权贵，用看花人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奔走权门之徒。刘禹锡以诗获罪，三月又远去连州。如果说，刘禹锡在被贬十年后能写下这样富有战斗性的篇章是很可贵的话，那么更为可贵的是，他因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被贬十四年后，重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不减当年。在中国历史上，像刘禹锡这样有"宰相之器"的诗人，被贬时间之长且又不消沉绝望者，是很少很少的。刘禹锡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表现了他不怕失败、追求执着的坚定意志。他在《浪淘沙》中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借"银河"喻指政治清明的理想境界，表示要迎着狂风巨浪，顶着万里黄沙，逆流直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浪淘沙》其八又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明白表露了他的坚强意志，表露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豪迈信念。刘禹锡虽备受打击，长期谪居，却坚强不屈，直面现实，勤奋进取，其中乐观主义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撑。《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言："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二十三年谪居"巴山楚水凄凉地"，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凄凉的巴山楚水，既"寂寞"，又"蹉跎"，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令人精神颓废，万念俱灰。但刘禹锡以他坚韧的品格，不屈的意志没有"似沙沉"，纵然"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他始终不改初衷，逆境不衰。诗人以"沉舟"、"病树"自比，虽感惆怅，但又相当达观，沉舟侧畔，有千帆竟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诗人满怀信心，以昂扬的精神、饱满的热情迎接属于他的春天。

刘禹锡的老乡、郑州荥阳的李商隐同样是一个无比坚韧的人。李商隐家世孤苦不幸，加之瘦赢文弱，形成他易于感伤的性格，但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中获得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锻炼了他坚韧执着的追求精神。李商隐童年时代受业于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家忠孝之道的堂叔，十五六岁时曾在玉阳山学道。他有"匡国"用世之心，也有过"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的出世念头。他反对机械复古，认为道并非周、孔所独能，自己和周、孔都体现着道。为文不必援经据典，不必忌讳，应挥笔独创，不甘居古人之下。这种颇具锋芒的思想，可见其精神的自主与自信。李商隐是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的各类政治诗不下百首，在其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占了六分之一，比重相当高。李商隐反对藩镇破坏国家统一，并针对伐叛中暴露的军政腐败现象，将反对藩镇割据和批判朝政结合起来，在思想深度上超出以前的同类作品。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表现诗人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李商隐的诗歌中，最为杰出的还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这些诗在李诗中不占多数，却是李商隐精神风貌的代表。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写出了那种终生难忘而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