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为平民立言的煽情大师

据治欧美文学的学者说，古典小说跟现代小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古典小说往往写到一二百页男女主人公才开始接吻，而现代小说一二十页就已经写到狗男女们上床啦。

中国作家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浮城》在第一页就写到了一男一女上床，够狠够炫吧？记得开篇头一行是男人的一句粗话："妈的，死结儿！"是一个男司机在床上解女人的裤带儿，对方的裤带儿却系个死结儿，后来故事的发展中该男与该女做爱未遂似乎捎带着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如果单拿写上床这个标志看，梁晓声该是个比现代还现代的小说家吧？然而不是。梁晓声的小说一点也不现代，在当代中国名作家里面，如果以"玩文学"与否画一个数轴，他一定居于最不会"玩文学"者的最远端，相距十万八千里的遥远另一端自然是王朔那个小痞爷。梁晓声文坛走笔二十多年，走的还是正经八百的现实主义的路子。上面提到的《浮城》，姑且算作梁氏创作才情的偶一闪现，应当不会错。

一

梁晓声的名字是和"知青小说"紧密联系一起的，1984年被写当代文学史学者定义为"梁晓声年"。80年代是梁晓声在文坛叱咤风云的十年，以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雪城》主题歌被出道不久的刘欢唱彻共和国的大街小巷，直到被海岩的《便衣警察》主题歌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梁晓声最早产生轰动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面还多少闪现着主人公身上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到了写《今夜有暴风雪》时，作品虽然依旧有理想色彩，但已不是张扬理想，而是企图撕毁理想给人看，企图指证那些所谓理想的必然破灭。等到写《雪城》时，已是在批判当年知青理想的幼稚了。后来他说，自己的全部知青小说没有一部满意的。从这上面看，他比那些在自己作品里一味张扬青春无悔的作家更真实也更伟大。这是他的起家阶段。其后的梁晓声依然笔力劲健，小说之外，散文随笔也出了许多，而他的专题性写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是成为那一年度的畅销书。

如果你读过梁氏作品，而且读得比一般人要多，会发现"固执"、"执拗"、"顽固"，诸如此类的字眼尽可以往他身上堆，在这一切坚实基础之前得到凸显的，是貌似不容否定、其实谁也无法否定的内在真诚。前些年张承志喊出过一个口号："以笔为旗"，徒然叫人觉出其精神和写作的病态，其实梁晓声才更像是真正的"以笔为旗"。陈晓明说："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的冲击，梁晓声这代理想主义者一定感到巨大的困惑，但梁晓声没有迷惘，没有沉默。他看到在这样的时代言说的权利和责任。过去的那种肯定性的历史理性精神，现在变成批判性的在场的主体。""批判性的在场的主体"云云，忒过学术，大概是说梁晓声的入世态度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吧？来自一位读者兼作家的表述就直截顺畅多了："梁晓声对我的影响，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无论在我的文字还是生活当中，都渗透了一种梁晓声似的思想，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但他总在驱使着我，我想是积极的，曾经和一位同是现代作家的人交流，他说梁晓声的思想是偏激的，我想很多现代人多少都会有这种看法，但是我却觉得是真实的，他所能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意义上的真正人生。"

二

说梁晓声，就不能略过"平民作家"这顶冠冕。他被评论界和读者大众一致当作平民的代言人，更有一个已经非他莫属的专有称呼，叫做"平民作家"。

如果粗枝大叶地去看，梁的作品写出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另一方面，又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利谋取私利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和精神生活的苍白。

梁晓声有一个特点，在笔下写着这一大类作品时，他把自己的理性放倒了脑后他自己都看不见的地方，任由着自己同情平民、全然站在下层百姓角度说事儿的惯性奔泻如千里江河滔滔不绝，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他快刀斩乱麻似的将社会划出尚未富裕者和富裕者的对立立场，并以此来确定自己观察社会、剖析社会、拯救社会的角色形象，然而他的观察剖析及抨击好象嫉妒大于其他，将一切富裕者统统以"无商不奸"概而视之，划入该狠狠痛打之列。他这样做，有一个先验性的前提，那就是：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不干净。这里凸显出梁氏作品中的一个主打情结：仇富心态。这可是中国文人的悠久传统，大概从先秦诸子作品中就有了最初的胚胎，到了梁哥哥这里，发展得愈发奋越和偏激，他把那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人们也变成大众的"敌人"，就是这样的非理性的文字倾泄，引起了那些贫民、平民、流民的强烈共鸣。不知这是梁本人的真实意识表现还是他的一个写作策略？这一点除了梁作家本人出来表明心志，估计谁也无权骤下断语。

纵观其作品，不难发现梁晓声统领自家创作格局的独门功夫，那就是：煽情。不妨说，他和余秋雨是这些年来两位煽情大师，老余煽的是文化之情，老梁专煽社会道德理想之情。老余的书比老梁卖得好一些，上电视的机会更多一些，挨的骂也更多一些。在这上面，北方汉子梁晓声是否沾了面相憨厚的光，也未可知。

三

考察一个作家，往往习惯于从其出身入手。梁晓声起初是北大荒建设兵团的战士，后来走进大学校门。须知，那时的大学生说是"天之骄子"真不算夸张，和今日莘莘学子毕业之时即是失业之日的境遇比起来，真可谓是天上地下，更不用说青年梁晓声入的还是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据《新周刊》做过的一个中国高校专题所说，那可是中国最具小资情调的大学。按说，这座校门出来的作家应该最缺少"仇富心态"和非理性煽情而多的是云淡风轻才对，但纵观梁氏作品，其最早扬名立万的知青文学三部曲大抵还是较朴素、真实的现实感情的表达，其后的作品中，真情一个不小心，就被煽情给遮蔽住，而作为一种写作策略的煽情，继而就发展壮大成写作目的啦。

替他脱去煽情的外衣，可以发现，梁晓声从开始写作的那个时刻到现在，几乎没有多少风格和写作策略的变化。他都是以一种相当粗粝的写实风格和相当"硬"的修辞方法来进行写作。他的语言表达似乎有些孤僻，那种凌乱的段落，过多的转折词，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了枯涩的感觉。尽管梁晓声仍然是很大一部分读者的最爱，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但在对一位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作家进行衡量时，文学标准仍是不可缺席的。这里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大凡坚守"文以载道"的作家，都难免落此窠臼？

四

在酷评遍地炮火连天的互联网上，极少看到对梁晓声的不敬之辞。和朋友谈及这一点，她说，自己不能忍受梁作品里的崇高精神，梁大哥就像个唠唠叨叨磨磨叽叽的唐僧，总是那么善良＆那么性情＆那么实在＆那么有使命感，不是妖怪，谁下得去手拍他啊？想想也是呀。

梁晓声的使命感叫人看着累，他的价值判断标准却又常常矛盾。这可以举一个例子：

一日，某地书摊，某人指着一本《梁晓声选集》对摊主说："这书是盗版的。"摊主有点不屑，道："盗不盗版关你什么事了？你怎么知道这是盗版的？"某人笑答："梁晓声根本就没出过选集。嘿嘿，那梁晓声便是本人。"摊主不由地一征，而梁先生挥挥手扬长而去之际，留下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没关系，没关系，怪不容易的，卖吧卖吧！"

在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有网友问道：这一句"不容易"究竟是从何而来？是作家本人不容易？是那摊主不容易？还是那盗版书商不容易了？！

文章上与现实中价值判断的矛盾且放过不说，我们还是单就文章说文章，只就写作说写作。梁晓声对记者说过："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我感觉到我经历的时代有些事值得我记录下来。"摆明了是把小说当历史来写。评论界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巴尔扎克"，原因也在这里。可是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问题，用一位朋友辞不达意的话说：拿小说当历史写，俺也没意见，可人家巴尔扎克强调的是真实，人家并没有像梁晓声那样，自己的道德判断至上啊。用梁晓声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有个固执的观点，既生在当代就应该记录当代。一个作家总体上的状态还应该反映他目击到的一切并做出判断。""反映他目击到的一切"，这个目标没问题，"并做出判断"，这个目标也没问题，但把两句话合起来，问题就出现了。"做出判断"，恐怕主要的还是做出价值判断。一经价值判断，就分出了对人对事对物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而写什么不写什么，是浓墨重彩地写还是轻描淡写地写，以及用何种色彩的语词来写，这些问题同时出现，也同时由作家的价值判断来决定和解决，结果就是，"做出判断"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反映他目击到的一切"这一恢宏伟大的理想，并把这一理想降格为"反映作家愿意看到的一切"--对那些作家不愿意看到的，即使不能视而不见，至少也要忽略不计。

因此，当梁晓声宣称"我笔下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城市平民：看自行车的、弹棉花的打工者、拾垃圾的......我的笔下永远不会忽略这种存在"时，他对"做出判断"的过分强调，同时又使他在写作实践中包含了太多的主观色彩。他是小人物的代言人不假，可是他在代言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就把自己由一个客观平视的叙述者，放到了一个俯视众生的评判者的位置上。结果，主观的价值评判，压倒了客观的代言叙述。在那些为小人物立言的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我们听到的，常常只有梁晓声自个儿一个人正义凛然的声音，那些被代言的小人物，被批判的大人物，对不起，他们都暂时缺席，不能发言。

五

对于煽情文学，有一个形象说法："煽情"如吃春药，折磨他人累坏自己。但，非天赐慧眼，绝难明悟及此。当下的梁作家生命不息，煽情不止，意兴正旺，而梁的粉丝们，也就在那手法粗砺的煽情文学中享受着被煽的快感。

如果退一步回到公道的立场上说，在中国，有梁晓声这样一位名作家，终究比没有要好得多，尽管他直着脖梗发犟时写的文章说的话会偏激，终归是代表了芸芸大众的一种言论倾向。甚至可以说，梁晓声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如果问一声要不要赠一顶"中国文学的良心"的桂冠给他，相信不少人会举起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