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先生晚年的一部自述传，他自1960年12月开始写作，1962年11月完成；并以连载的方式，首发于《南洋商报》；1970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全书付印。而在国内初版则是在八十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内部发行”版（书名改成了《周作人回忆录》）。

说来有点机缘，这本书我读了三遍，跨度达二十多年。第一次读是八十年代，在广州读书时，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到了一本香港版的，繁体，竖排，印刷精美，比我们的毛选一点也不差。九十年代中期，到海南出长差，为打发旅中寂寞，到新华书店买书，不期然，再次发现此书，即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内部发行”版，印刷排版也不错，遂购入一本，但此书却没保存下来，一次酒后，送给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小友。前几天，在居家附近的一个以民工、中学生为服务对象的小借书点，竟然又与它重逢了，其时正与“金大侠”、“下半身”之类的畅销书拥挤在一起。抽出来一看，标明是敦煌文艺出版社的，但排版很密，大有盗版的嫌疑。毕竟是“老朋友”了，感觉很亲切，就来了个“第三次握手”。

想来让人感叹，一个顶着汉奸帽子的右翼文人的自传，从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的香港出版，到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内部发行”版，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代表流行文化的疑似盗版，此书的这一段否极泰来的历程，真是大可玩味，让人感慨系之，或许称得上中国文化二十年来的风向标了。

现在很多人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觉得冲淡，隽永，超凡脱俗。但说老实话，我自己不太喜欢这类文章，品茶要有合适的心境，慵散闲适或心波不起的时候，才能咂摸出那隐约的一缕茶香。积极入世的人或许应该更喜欢鲁迅的杂文，象北京二锅头一样辛辣，力道十足。这本《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在七十七岁高龄时写下的，个人感觉，其文风就愈加罗嗦了，不是对鲁迅研究和三十年代文艺饶有兴趣，实在是难有阅读快感的。

但作为新文学的史料来看，这本书还是有重要的价值。它虽然罗嗦，但很细致，可信度很高。几乎完全没有六十年代大陆文人回忆录中，凭空编造、无限拔高的毛病。它对周氏兄弟的家族、童年、求学、留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北大旧事、兄弟失和、以及著者自己出任伪职、译书生涯等，都有详细的叙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似乎也没下什么苦工夫，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日语，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大案（总榜）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鲁迅府试时请枪手代之，不料枪手乃一水货，故落后甚多）；在江南水师学堂时，成绩也常在前三甲。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

而这本书最被人炒做的是“兄弟失和”与“出任伪职”的部分，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史学者，拿鲁迅祭旗的文坛新锐，无不以此大做文章。对“兄弟失和”，他写了两节——“不辩解说”（上、下）。上节是些东拉西扯的东西，从苏格拉底之死、嵇康与山涛绝交书，到倪云林的“一说便俗”，再到林冲在野猪林哀求免死时，差人董超的“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总的意思是辩解无用，一说便俗。下节则说此事鲁迅生前无一字发表，以此称颂鲁迅的伟大。但又似乎不经意地表明，鲁迅平素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进一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此次对“兄弟失和”却无一字发表，真属意外了，其隐约的含义是鲁迅理亏了，故默然以对。他的另一句话则更是常被人引用——“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只有人的力量”，这话的指向是极其暧味的。

在“出任伪职”的部分，则是解释了北平失陷前，因家口大，故未听劝告，逃离北平，但身兼护校的公职。对遇刺一事，还是坚持日特所为的老话，以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跳入火坑的。对出任伪职后的叙述，则是重点描写了自己弘扬民族文化，暗贬大东亚共荣的壮举，并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作家批判为证，甚至说在日本投降后，日本特务头子曾问他是否接到新的任命，以此来暗示自己的曲线救国之实。

周作人对“诗与真实”这个命题很感兴趣，在文章里总是不断提及。通常，在别人的说法与他自己的不同时，他就要出来唠叨一通。自然，自己的永远是“真实”，别人的就成了“诗”。但有心人会发现，周作人的“真实”也要加工、剪裁，比如：在“兄弟失和”中，他剪去七月十七日记的十余字，并且有意将此事宣扬出来；而在“出任伪职”前，北大南撤的1937年，竟然遗失了全年的日记。由此可见，有些“真实”还是不能见人的。而这部《知堂回想录》的“真实”又是经过了怎样的剪裁，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看来，“兄弟失和”显系家事所为，鲁迅除了用过一个“宴之敖”的笔名，确实再未提到此事。但指鲁迅理亏了，恐怕也有点想当然。鲁迅对家事历来很少提及，他与朱安的不幸婚姻，谁还看到他发表过几个字来？现在某些人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实，谁也没在那个日本娘们的澡盆边呆着，连周作人自己也是听信一面之辞而已。羽太信子这个日本娘们雌威着实了得，据说，晚年的周作人被她整治得长吁短叹，痛不欲生。令人不解的是，周作人以“不辩解”自炫，却唠唠叨叨地写了两节，春秋笔法，语含机锋，诚不知是真痴还是假愚。但如此一来，那个日本娘们的澡盆疑案就更加迷雾重重，几乎成为中国文坛永远的热点话题。这个好兄弟就这样报答了从小照顾他、关心他的长兄。

而“出任伪职”的事更无须辩解了，史料已经证明，“元旦刺客”并不是什么日特，而是几个抗日青年，在风闻他将就任伪职后的一次行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大汉奸，以北周南胡（胡兰成）著称，这是无法篡改的历史。就是对“曲线救国”态度暧味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也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投入监狱。据说，当时有人曾向周作人的老朋友胡适求情帮忙，但被胡适一口回绝。另外，在大节有亏的前提下，那些对日本稍有微词的文章，其实不提也罢。铁杆汉奸与麻杆汉奸又能差多少？

平心而论，周作人终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他的思想，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贞诗）。而他晚年的这部《知堂回想录》，除了在“兄弟失和”上玩了一把春秋笔法，在“出任伪职”上搞了点云盖雾罩外，其余部分写得还是诚实的，其史料的详细就绝非一般文人所能，它的文史价值是极其珍贵的。但是，现在的某些人非要为周作人鸣冤叫屈，非要为汉奸正名，甚至非要将汉奸的帽子倒扣到鲁迅先生的头上，却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了。西风压倒东风，右风压倒左风，不刮风不过瘾，不走极端不罢休。由此看来，孔圣人之大呼“中庸”，确实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