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写作就像织毛活儿

终于排到王安忆了。其实她早就排上了，有善良朋友惜玉怜香兼及怜韶华不在之女作家，强烈建议老王做作家评论文章千万放女作家一马，起码也在年龄上以池莉为界限，大于池莉的一概在被放马之列。不过，出于对王安忆文学成就的尊重，终觉还是认真抚拍两下才对。

一

文学界有一个共识，王安忆的贡献，在于用文字复活了一个存活在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她循着时代风云的蛛丝马迹去探寻历史，凭丰富的想象力复原上海作为一座历史大舞台的旧貌，用自己的笔在纸上营建一个具有文本意义的迷离旧梦中的上海。我也佩服她在写作上的坚决，态度明确地对以物质的亮丽景观而炫耀于世的上海不感兴趣，不写上海观光客参观指南类的东东，作为一个女作家，她够有定力。

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有一个网友的帖子，问："有谁看过王安忆的《长恨歌》？"我可以坦然地说：我看过。但也仅仅是看过而已，还是前年应台湾一出版社的稿约，准备攒一本有关上海女人话题的书，蒙师友一致推荐"你一定要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买来一本。结果是拙作的台湾繁体字版和大陆的简体字版已经先后印行，王安忆那本书还没读完，真是一次失败又失敬的阅读经历。

《长恨歌》刚出版时，记得《文汇读书周报》发过一个整版的缩写。主人公王琦瑶是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旧式女子，美丽却不骄傲。她16岁那年受追求者程先生鼓励参加了"上海小姐"的竞选，意外地得到了第三名，人称"三小姐"。后来她得到军方神秘人物李主任的垂青，成为他豢养的"金丝雀"；再后来李主任惨死，她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乡，和单纯的阿二有了一份似有还无的感情。三年以后她收拾心情回到上海，又与一大户人家的独生子康明逊堕入情网。后来他们因为她的怀孕而分开。王独自养大女儿薇薇，晚年与一个26岁的青年老克腊有一段畸恋。最后因为黄金而为人所杀。29万字所述说的，就只是这样一个女人的一生，情节简单且让人沮丧。

这部小说的文字够细腻，同为上海女作家的陆星儿说："常读《长恨歌》，我只感到那些细致到极点的文字，是安忆掰碎的心。对一条弄堂的描写，就用了几万字的笔触，细到对一颗落到地缝里的西瓜籽都不放过，我想，她对这个世界的觉察实在太仔细，她对人情的体察实在太明白。"这样的细碎文笔，往好听上说，是"如涓涓细流，如片片落花，不经意间，时光伴着水汽在一条寻常又寻常的上海小巷轻轻流转"，"凭藉第三人称全知式的叙事之利，起手花了足足五个章节的篇幅描写上海的弄堂世界，既有泼墨山水式的大写意，也有描金敷彩般的工笔画"（某网友的评语），往更真实的评价上说，则是罗里罗嗦，到了细而无当的地步，堪堪把上一辈子塞在牙缝里的肉丝饭屑都给拨拉出来啦。因此，《长恨歌》没看完，责任多半不在我。

二

读王安忆小说，像是面对天下第一等冰雪聪明的苏杭女的刺绣作品，让读者一门心思将脑袋凑近再凑近，把眼神和心力沉到了她那万分细密的针脚里去逐根品赏丝线的质地、色泽、形状甚至年代，她就这样丝丝缕缕牵制读者的眼神和心力不让你游移开去，不让你将眼睛离开织面超过5cm。恰巧对于小说写作，王安忆也曾夫子自道："我觉得创作其实更像做手艺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绣枕套，我觉得创作有时就像做绣花工作，今天一朵花明天一朵花的，但整个布局心里早就有谱了，虽然不是十分的明确。"这话说得再传神不过！可是如此这般过于理性化的表达，把作品演绎得像温婉柔弱的催眠曲似的，我觉得不爽，当年《长恨歌》没有读完就应归咎于此，而怪不得本读者没有耐心。看她的作品，确实感觉得到作者对于整个布局的"心里早就有谱"，一方面也感觉到并"不是十分的明确"，可以设想在她的写作中，有了大体线索的同时，对整部作品的规模也会有一个大体约定，于是乎写着写着，比如原先心里是打谱儿写20万字的吧，慢慢悠悠写到了十八九万字的光景，一数快够字数了，于是从开篇伊始就耐心异常、平稳异常的作者王安忆顿时笔下生风，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发展由葡伏爬行状态腾一下立起身子，变成了飞人刘翔的世界第一速度蹭蹭蹭地往前奔去，让读者从细赏天下第一细密的针脚工夫瞬间变成追踪凌波微步，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故事写完，大功告成。

王安忆是个非常真实的作家，这方面比许多男作家强出很多。她说："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写作就像织毛衣，需要很有耐心，从底上开始，一针一线织起来，而且起头最难......"天哪，看她又说到织毛衣上来啦。王安忆将写作比喻成织毛衣，而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排除掉对男友、老公、情人抑或子女的情感，织毛衣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过程枯燥、又无建树快感的活路，它固然要求耐心，但在技术层面，需要的几乎全是耐心和稳定，而不要多少创作激情的成分在。我想，在王小波、王朔、刘索拉们那里，谁都不会把写作跟织毛衣相提并论。

三

作为一位体制内作家，王安忆实在是够勤奋。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之后，一直在自己的园地上辛勤地耕耘着，而且风格几经变换。这就不仅仅是敬业，而且是一种能耐了。也许，对王安忆来说，沉迷于创作正是她的一种存在方式？单看她的创作量之大，许多曾经齐名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但也惟其量之大，被人遗忘的作品也就更多，她的许多作品写出来之后就被无情地尘封而湮没不现，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也只有《长恨歌》，正是这部作品为她挣得了殊荣：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在《亚洲周刊》评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 强"中占得一席之地。四年前的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台湾人最爱读的大陆女作家是王安忆，作品自然还是《长恨歌》。

现在一提到写上海题材，人们便在第一时间想到王安忆。事实上，上海这个"特殊环境"让王安忆的创作陷入了一种惯性而不能自拔。《长恨歌》之后的作品，在写作水平上每况愈下。难怪有人说："读《妹头》，读《富萍》，更像在读池莉的文字。池莉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女作家--为市场而写作。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小市民，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小市民。武汉的小市民，俗便俗到底了，在这种彻底的庸俗中，倒也透露出一种善良真诚的可爱来；而上海的小市民，虽然骨子里极俗，却还得装出一种优雅和高贵来，即使穷得家徒四壁了，还要在头发上抹上点猪油，油头粉面地走在淮海路上，这种伪善令人厌恶。然而，王安忆却充满着赞赏、把玩的态度来描述这一切--她一点也没有想从中挣脱出来的意思。"

如果把王安忆的作品多看几本，不难发现，她笔下的女人尽管职业、身份、年龄、容貌之间有着不同，但人物的类型很单一。约略说来，有这样一些特点：

1）她们很少有长久的朋友，既不懂得心疼同性，也不懂得珍惜友情，即使母女之间也是互相利用、互相竞争的关系。而对自己，与其说是自恋，不如说是自虐，是在自虐中体味自恋的快感，而这快感还是读者替她们发现出来的，要不就连这一点可怜的快感也没有，最多是在生活和情感上有些小的自怨自哀而已。

2）她们一生都在算计，对待世界，鲜有干脆、直白的真诚，让人看到的是上海女人的小气和不美丽。

3）她们的性格发展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说是自私，有一些，要说是勾心斗角又称不上，看不到有道理有来由的恨，也看不到有道理有来由的恨，从来都是无缘无故的情感转轨和婚姻结合。

一言以蔽之，曰：人物嫌小气，作品不大气。

四

也许是在行文中太过倾心于细节描写了，在现实中论起事理来就会犯逻辑不清的毛病。且看一次接近海外媒体的访谈的情况，王安忆说："你真要我做上海的作家，我还真有点觉得自己不够。因为从文化背景来说，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上海的上海人，不是一个非常市民化的上海人。你要说我是知青作家吧，也不够，因为我当知青，时间非常之短。从我父母这条线讲，说我是干部子弟，我也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干部，而且级别也不是那么高。而我也不喜欢别人说我是女性写作者，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单纯性别关系的。那就中国吧。我觉得‘中国作家'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大陆。你不可能说是全人类的作家。"紧接着又落实了一句，"在台湾，他们给我起的外号就叫‘共和国的女儿'。"乖乖，这叫什么呢？就跟玩孔融让梨的游戏似的，自己当仁不让地当成了孔融他哥啦，专捡大个儿的往自己兜里装！王安忆的玉照在出版物和网上都不难找到，一副很大方很实在的漂亮，一点不带耍心计的意思，所以这只能算是逻辑不清，大脑犯浑。

说到她创作的高产，她说自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天就是写小说。看她的小说，人物姓甚名谁不重要，描述的只是一个个"她"的故事。她小说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姓名。除了在小说开头，在段落上起承载作用的地方才会出现一些人物名字。其它地方，统统都是"她如何如何"的语式，用我的朋友的说法就是：她分明摆开一副掘井人的姿态，抓住一个点，可以不引入第三者或者旁观因素，祥林嫂一般地唠叨下去。如此说来，王安忆就是一个文学熟练工而已。

五

女式毛衣一直是王氏作坊的主打商品，2005年一开春，王安忆新作《遍地枭雄》已经改成男人样式了。不用说，这样的改变让人眼前一亮，但继之是眼前一晕--在读过作品之后。

这是个作者力求真实而骨子里难掩其荒诞的江湖故事，有人对作品主旨作了概括：遍地枭雄的世界里并没有英雄，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小说主人公小名叫毛豆，大号韩燕来，是上海郊区征地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几经择业，最后选择了开出租车。圣诞之夜，韩燕来遭遇劫车，从此人生发生转折：他渐渐被劫车人大王吸引，鬼使神差地与他交上朋友，并跌入黑道，走上男性枭雄的不归路。

大概是有意在创作上转轨吧，力气使得过于大了，这部作品写得有几分发狠的意思。王安忆意在创作一部江湖传奇，这个传奇可怜碰巧肇始于毛豆的出租车遭劫持事件，让人拍案惊奇的是劫匪大王的魅力使得年轻单纯的被劫的出租车司机毛豆同志像是让人拍了花子似的跟随而去。毛豆在当出租车司机之前的描写还看得过去，是王氏原先那种不温不火、间杂一两句冷幽默的针法，后面就出现了可笑的景观：三个抢车的劫匪嘴里不时冒出富有文学气息的语言，不时把做作文当作训练思维的方式。为了把枭雄老大塑造成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博览群书而且雄辩，作品中还描写了一场他和一个大学教授充满哲学性的辩论。这个老大的厉害还体现在他会训练兄弟的"思维"，训练方式就是出几个"我的未来"之类的作文题。这样的设计，看完了之后回头想想都要发笑。

六

其实说到突破，并不是说非得像《遍地枭雄》那样由专写女人变脸一样改成通篇全写男人--而且是强悍的男人--才算成功。在我看来，完成于四年前的《上种红莲下种藕》，就是她对自身突破的一种努力，而且是一次成功的努力。这部作品，是我眼中的王安忆最佳作品。

小说讲述了江南古镇的古朴与变迁，讲述了村镇生活的清新素雅以及伴随新变化而带来的淡淡哀伤。寄宿别人家的小女孩秧宝宝如何经历日常的被关爱和被排斥，她的小女孩时期的脆弱的友谊，她的对老家老屋的怀恋，对孤寡老人夏公公的感情。"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歌谣，在公公口中多次出现，那种沧桑与落寞，无奈与哀愁却坚忍而无畏让人悸动令人沉浸。有网友发帖子说："当小女孩最后看着老爷爷独自坐在夕阳下唱着那首歌谣落泪时，我也泪流满面。"这是一种值得期许的流泪。同样是那种细致而常常没有来由的小的情感纠葛，在这部作品中用在小学年龄的小女生身上就自然得多，也熨帖得多了。在这里的最大优点，是朴实、不矫情。

由此可以说，作家不必刻意要转轨，口头上搔搔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痒痒肉可以；万一转不好，就别瞎转。

六

王安忆自然也成为一些酷评家的靶子，可惜评论家们每每把投枪刺向了靶心以外的地方。年轻的余杰批评说："王安忆缺少张爱玲的那种对孤独和寂寞刻骨铭心的感受，王安忆的生活太热闹、也太顺当了。张爱玲的贵族味道是天生的，王安忆的贵族味道则是自己调制出来的。张爱玲的苍凉是‘落了个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苍凉；而王安忆的苍凉则是咖啡馆里看老月份牌的苍凉。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可笑得很，贵族味道就那么重要么？我也可以不讲理地说小余一句：从农村里凭着高考这条独木桥一路拼搏出来的小子，懂什么叫贵族味道！

2004年底，杭州，不年轻的文化掮客贺雄飞批评王安忆是"美女文学的教母"、是"在把锁链当项链，连三流作家都不算"，认为这些女作家完全缺乏生活基础，最终只能通过不断看碟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其中还不乏很多黄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样说，就有涉人身攻击了，这样的酷评给我的感觉殊不佳。贺还表示，他将在2005年初"解剖完王安忆这只麻雀"，他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著作近期将问世"。

对于文学批评，老王一直有个偏见，有本事就自己创作作品，靠评论或骂别人的作品混饭吃不算本事。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在为自己这篇文章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