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这个字值得揣摩，你不能说它"无所指"，也不能说其是"泛指"，但深究它到底指谁，很可能是"一头雾水"。如今媒体不时使用"某"字，一方面是因为有的人甭管有理没理，只要曝光触及其利益，他就先告到法院再议。另一方面，有的问题、有些事很"敏感"，如果特指挑明，有可能被"封杀"。舆论监督看上去是块不错的挡箭牌，但"无冕之王"终归没有实权，顾及一些记者曝光后遭遇打击报复，媒体使用"某"字何尝不蕴含一种无奈？相对于媒体，公权机关显然"有冕"，可是，一些公权机关也学会"打太极"，这倒未必是其没有彻查，而是因为其中要么存在利益瓜葛，要么怀有"丑闻不可外扬"心理。

　　例如：每一次重大问题发生后，我们常常听到"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可实际情况却是，一些人总觉得"别人出事属于倒霉"、"与己无关高高挂起"。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陕西"周老虎"千名处级干部整风会上，一些人呼呼大睡。一次次打击官煤勾结声势颇大，但矿难事故还是屡屡发生，权力之手总是若隐若现。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常规监管体系与司法执行存在重大隐患，对一些问题是以"不出事"、"不曝光"为默许前提。这同样告诉我们，高层领导的"针对性"震怒，未必能镇住一些基层领导"泛化"的侥幸心理。除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之外，我们的权力约束架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探雷器"。反腐败、反渎职更始终是确保执政能力建设、巩固社会公信力的底线前提。

　　因此，目前的政治体制就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结成一张关系网，它限制个人自由，同时又为网内成员提供许多有形与无形资源。中国社会不崇尚个人隐私，任何人要超越这张网不可能，但谁要出了事，这张伸展通达的网，也为他提供保护和依托。

　　请看：有些有"眼光"、很贪婪的人"放长线钓大鱼"，在年轻干部身上打主意，实施先期感情投资。广州的案例表明，有43.8％的行贿人会对目前虽未掌握大权，但前景看好并今后可为我用的年轻干部"投资"。他们投入的是金钱，培养的是感情，等待的是利益。这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养士"，有点像市场上的"买期货"，也有点像赌场上的"押宝＂。这种先期感情投资很厉害，也很危险，它容易使黑金和政治挂起钩来，使奸商、黑恶势力和权力沆瀣一气，使一些为富不仁的"富大款"、"黑大哥"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强力部门"有了代理人，犹如猫鼠共舞，恰似狼狈为奸。

　　同时，有些"年轻干部"花钱买官，自然心术不正，行为不端，有私心，有野心，主动找上门去，交"江湖朋友"，寻"经济基础"，谋划"远大前程"，争取"更大进步"。有些年轻干部之所以被人家像"士"一样养起来，像"期货"一样被买下来，像"赌注"一样押上去，往往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或半推半就的，是本人自觉地接受了被"养"、被"买"、被"押"的命运。倘若自己心底无私，洁身自好，"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是常识。

　　比如，同样是官员开会打瞌睡，在甲地立刻丢官，在乙地只是做出"深刻检讨"；相对于中秋变端午的"笔误"，对收费站的错误回复"性质"更严重，但后者却对错误持无所谓态度。这之中，是否启动问责、要问责到什么程度，上级领导的态度往往是决定性因素。也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制度性问责规范与标尺，问责对老百姓而言，似乎成了对官僚风作的"解气发泄"；对官员则成了"谁撞上枪口算谁倒霉"。所以才有人说，现在的问责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我想说的是，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从来不会先有路后有人走。如今的一些问责的确存在主观与"量罚"不确定性，但总比以前很少有问责要好。

　　人们不禁要问：具体问题为啥具体经办人不管？问题为啥只有找领导才能"尽快解决"？关键还是在于权力，在于当干部特别是当领导大有"好处"，也在于有人忘记了为谁掌权，为谁用权。其关键是我们的管理机关有没有决心与毅力"刮骨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