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的快速发展来形容，那用"火箭般蹿升"来形容公务员报考热一点也不为过。大学生"考碗族"一年热过一年,今年报考比例是1687：1。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大学生非要考公务员呢？除了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公务员本身极具诱惑力外，社会资源极度倾斜也是大学生考公务员族迅速膨胀的关键原因。

　　例如，偶然的一天，某政法单位员工用自家车送单位主要领导回家，那位领导突然对他说了一番话："小Ｄ，你现在还年轻，还有很多机会，现在何必急着买个车呢？为什么不拿着这钱去活动活动，先求个大的前程，有了前程，什么都会有的，还担心以后没车吗？"后来，朋友告诉我，这番话让他很受触动。

　　领导的话道出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偏偏要挤公务员这条船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没有心灵恐惧意识和道德约束底线，法律是唯一的防洪堤。可是，偏偏我们又是个权大于法的社会，于是，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监督，没有法律约束的中国权力阶层，就成了没有任何阻挡的黄河长江，一旦挤进，不仅是祸国弄钱，还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大肆糟蹋。谁都知道这些自称是人民公仆的东西，花钱买官，买官搂钱早已成为人民的公害，他们除了钱欲和更大的权力，更丢尽了中国人祖宗的脸。

　　例如：每一次重大问题发生后，我们听到都是"要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等等。可实际情况却是，一些人总觉得"别人出事属于倒霉"、"与己无关高高挂起"。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陕西"周老虎"千名处级干部整风会上，一些人呼呼大睡。一次次打击官煤勾结声势颇大，但矿难事故还是屡屡发生，权力之手总是若隐若现。权力者对前车之鉴并不忌惮，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常规监管体系与司法执行存在重大隐患，对一些问题是以"不出事"、"不曝光"为默许前提。这同样告诉我们，高层领导的"针对性"震怒，未必能镇住一些基层领导"泛化"的侥幸心理。除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之外，我们的权力约束架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探雷器"。反腐败、反渎职、反越权更始终是确保执政能力建设、巩固社会公信力的底线前提。

　　另外酒吧、歌厅、舞厅、桑拿等娱乐场所频频出事，因为这种地方往往比其它公共场所"乱"、容易"藏污纳垢"，也是尽人皆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有执照没安全"、"没执照照样干"的娱乐场所存在？一个字--钱，权钱交易！因为公务员掌握着组织资源，比如，审批权、配额权等。

　　无论现在的官，还是过去的官，出身如何，本性如何，他们的胃口之贪婪，手段之无耻，行为之下流，道德之沦丧。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样的，贪污虽然有着程度的不同，却有本质的相同。

　　著名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在"华南虎照"这出戏剧里，从网络民意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相信周正龙"不是一个人在裸泳"，而是"一群人在裸泳"。虽然其他人也在裸泳，但这些裸泳者裸得似乎并不彻底---他们都蒙着面！

　　如果本来是一群人的裸泳，最终却变成了一个人在裸泳，那么周正龙不过是从"裸泳俱乐部"里最风光的，变成了最倒霉的。以至于别人可以在关键时逃之夭夭，躲进幕后，他却光着身子逃到了镁光灯下。无怨无悔地撒谎，总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所以，"丢狐保虎"、"舍二奶护贪官"于情于理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这种罪责的赤裸转嫁不是"脑残"都能看透。因此法律上"特定关系人"成为替死鬼，不得不让人"深表遗憾"。我们不怀疑法律制定者的专业水平，但有些问题确实连普通人都看不过去，这恐怕不能仅仅归于"隔行如隔山"吧。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掌握着组织资源的公务人员，可以在政策的变动中率先获得好处。从大的方面说，在房产地产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好多是公务员出身；从小的方面看，相比其他行业、职业，公共部门和公务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完善、工资持续增长最有保障，等等。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政策主导型社会，公共部门制定的政策对社会资源的变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在政策的制定和变动中，掌握着组织资源的公务员，相比其他职业，"近水楼台"就成为最先的受益者。公务人员因为掌握着审批权和配额权而对社会资源产生"吸引力"。在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权力诱惑就会让社会资源向公务人员靠拢，以非法形式摄取社会资源。如果社会资源主要靠市场配置而不是行政权力配置，那么，社会资源就不会对公务人员有趋近冲动，否则，社会资源"偏爱"公务员就不可避免。同时，社会也不会出现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更不会出现一请就到，一喝就高，一捧就傲，一求就敲，一给就捞，一脱就要，一累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的局面。

　　总之，能把小事做好的人，虽说最终不一定能做成大事；但做不好小事的人，肯定也做不了大事，这是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