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思堂
与
苏轼的《铜仁思堂记》
钟华楚南
在铜仁城西,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棕树塘。宋神宗熙宁年间,湖北常平使章惇不知出于何故,在这里修建了一幢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并取名“众思堂”。相传,与章惇同时代的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曾云游到此,在看到“众思堂”后,若有所悟,欣然命笔,写下了鲜为人知的《铜仁思堂记》(见明万历《铜仁府志》),从此,这座不起眼的殿堂便成了铜仁的一处名胜古迹。明嘉靖年间,众思堂又成为行人陈珊的别业,并讹传为“螽斯塘”。据清光绪《铜仁府志》载:“众思堂:在府治西半里,宋湖北常平使张惇建,苏轼有记。《一统志》按:熙宁五年,命章惇经制荆湖蛮,蛮皆入地。是时,郡隶荆湖北路,尚无铜仁之名,所谓湖北者,非今湖北也。惇与苏轼同时,则张惇乃章惇之误。众思堂后讹为螽斯塘,明行人陈珊别业。珊多子,故以螽斯名塘,其实音传之误也。”
从府志考证中可以看出,《铜仁思堂记》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铜仁”一名到元代才开始出现,而苏轼所处的年代在宋神宗年间,怎么可能写出《铜仁思堂记》?这一缪误曾引起许多史志学者的困惑。笔者偶阅《苏轼文集》,在其中找到了《思堂记》一文,其标题并无“铜仁”二字。与《铜仁思堂记》相比较,其中的不少内容是该记中所没有的,并且从中还发现了明万历《铜仁府志》所载的《铜仁思堂记》有不少错误之处,如将“质夫”误为“质大”、“贤人”,误“无及”为“槃及”等。同时文中还漏掉不少字句,如“死生祸福”,漏掉了“祸福”两字;“言发于心而冲于口……而避就之哉!”、“少时遇隐者曰……余行之。”漏掉了整整两段文字。从以上可以看出,《铜仁思堂记》是后人经过删改而载入明万历《铜仁府志》的,就连题记,也不是原来的。
苏轼的《思堂记》成稿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熙宁末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差点遭受灭顶之灾,虽保住了性命,但终究还是免不了被贬逐的命运。这一时期,苏轼处于人生最失意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时,章惇也同时被劾黜。落漠的心境,无疑使两人对人生产生了共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苏轼才把自己的志向由仕途转向了“山水之间”,而“屈驾”到一个小小的“蛮夷之地”来。我们从《思堂记》中的“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 ”等句子中,便能看出作者当时对政局的看法。苏轼的所谓“思”,其中不无对仕途之险恶、人生之无常的思考。
清代以后,不知从何时起,铜仁人又将“螽斯塘”改称为“棕树塘”,这一称谓的变迁,今天已无任何史料可以考证。这大概也是音传之误吧。而众思堂的遗址今天亦已面目全非了,就是老铜仁,也很少有人知道众思堂就是今天的棕树塘,并且还有苏轼的《思堂记》一文。但无论如何,《铜仁思堂记》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尤其是其中对“临义”与“临战”的思考,对我们后人更是不无启迪。笔者在对照两篇文章后,将一些错字作了校正,并将遗漏的字句进行了增补。但愿我们的读者在读到这篇文章时,会从中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
附:《铜仁思堂记》
铜 仁 思 堂 记
宋张[章]惇①为湖北常平使,建思堂于铜之小江。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为,
必思而后行,子为我记之。②
(宋)苏子瞻③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槃[无]④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熟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将以是记思堂,不亦缪乎?虽然,言各有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质大[夫]之贤,其所谓思者,岂世俗之营营于思虑者乎?《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顾[愿]学焉。《诗》曰:“思无邪。”贤人[质夫]以之。
元丰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记。
注:①章惇,即章质夫,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
②文中加下划线部分的文字为明万历《铜仁府志·铜仁思堂记》中所没有的。
③苏子瞻,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④文中错字,在[ ]中予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