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2日以来,中国人的目光无不集中在一个地方--四川。13亿人往一处看,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同之处在于这次大家的心思比较统一,对于汶川的关注,除了个别全无心肝的东西借机抢夺拯灾物资,偷盗灾区钱财,甚至潜入灾区拐卖婴儿,从中大发国难财之外,多数人还是体现出了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的基本素质,包括一些平时冷酷无情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自觉自愿地捐款献血。用一些平时对当代人性颇有微词的人的话说,一场震惊世界的特大地震,把国人沉睡的良知和泯灭的人性震醒了。 从行动上看,确实可以这样说,比起往年的水灾、火灾、雪灾来,这次捐款捐物的人数成倍增长,志愿奔赴灾区贡献绵薄之力的救援队一拔接一拔,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拔地而起,一条条告急信息在QQ群里四处辗转,几乎每一个人都以各种方式关注、牵挂着灾区的一草一木。每一场救援行动,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每一个遇难者的不幸,都催生着亿万人的眼泪,每一个奋不顾身的人物,都赢得了亿万人的尊重。在过去的历次天灾人祸中,哪次有这样的万众一心过? 地震使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他们不但要承受流离失所之悲,失去亲人之痛,还得拖着伤残的躯体,守着残缺的家庭,面对今后漫长得令人发怵的岁月。地震对于财产造成的损失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回来,对人民生命造成的危害却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因而,灾难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不仅严重地蔓延在受灾人群当中,同时也通过电视和网络的传播,感染到众多关注这场灾难的人们。就我自己来说,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到那些惨绝人寰的情景,就止不住泪流满面,这种地震后遗症,不是轻易就能够痊愈的。 国家总理纵横的老泪、首次为平民降下的国旗、13亿人的哀悼和祈福,前所未有的规模似乎透露着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一个不幸中之万幸:一向为人所诟病的中华民族业已沉睡多年的爱心和良知,在灾难面前猝然苏醒,或者复活。 然而我还是振奋不起来。不是因为在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关头,还有不少连单位动员也抠不出半文钱的人民"公仆",还有对生命罹难毫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恶语相向的冷血动物,以及乘机潜入灾区偷摸扒窃拐卖孤儿的人间丑类,因为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就算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能完全杜绝恶的存在。我不会被一片树叶的阴影挡住而忽视了更多的阳光,我是怀疑由一场震动世界的重大灾害激发出来的人性,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一次多米诺骨牌般的社会效应,是否真的能从根子里改变多年来形成的自私、冷漠和残忍? 假定不是一场事关上千万人生计的灾难,假定不是一场涉及数百万人安危的灾难,假定不是一场夺去六、七万人生命的灾难,假定只是一个街区发生火灾,假定只是一辆汽车发生车祸,假定只是一个少女遭遇流氓,我们还会这样关注吗?我们会泪如雨下并且自觉捐款甚至奋不顾身地冲上前线去救灾抢险吗? 记得曾经有一个被全国通辑的大走私犯,公安部门一直找不到他的踪影,但却在一次世界性的运动会上,无意中被新闻记者摄进了取景框。当时这个狡猾的通辑犯正在挥舞着鲜艳的红旗,为中国队的胜利狂呼呐喊。一次自发的爱国行动,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使他从一个风光无限的巨贾沦为阶下囚。 当时他的这个行为曾经引发过专家争论,即一个犯罪分子,有没有资格爱国,有没有爱国的可能。这种不能批判地看待一个具有复杂思想的人的立场和观点,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驳和批评。 我在这里不是要来讨论一个罪犯能不能或会不会爱国。我是质疑他的这种爱国热情到底来自何处。一个以损害大多数人利益获得个人幸福的人,从正常思维上看,是不大可能爱国的,因为在我看来,爱国与爱人,是不可分割的,不爱同饮一江水的国民而大谈爱国,不是很空洞和虚伪吗? 但在中国,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就算是文革中乱施淫威,肆意践踏人民生命尊严的红卫兵,骨子里也是爱国的,在他们的眼里,个人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只要他们怀疑谁有可能危及国家及领袖的安危,他们都会不计一切代价消灭掉这个人。 随意整人的文革只是历史的一个拐点,即使后人再怎么牵扯国家的安危,也没有任意处置他人的权利了,但忠君爱国的思想一直贯穿着整个民族的发展史,这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们一直在大力宣扬和倡导的,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生命意识存在形态的根据。我们能够大谈国际形势,洞察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却对邻居的生存状况毫无察觉,我们可以为国家在一场国际体育竞赛上取得突破而举国欢庆,却对无辜惨死在自己脚下的平民熟视无睹。国家,在中国人这里,成为了一个徒具政治意义而没有实质内容的词汇,爱国,也成为了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自欺欺人之举。 所以如果要我回答上述那个问题,我会说,罪犯是完全可以可能爱国的,但这种感情,只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热情和冲动的驱使,是被洗脑之后的一种无条件盲从,因此,他才可能干得出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来。而且,他的东奔西逃拒绝自首,是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罪过的一种行为,他的爱国热情,除了满足当权者的自尊与虚荣外,没有任何实在意义。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这次拯灾行动中,很多人未必是出于对受难者个体生命的怜悯和尊重,是因为这场地震不只是个别人的灾难,而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成为了民族的苦难,国家与民族,这样沉甸甸的词汇,才与他们的捐助拯灾对上了点。 在网络上泛滥成灾的关于汶川地震的文艺作品中,我看得更多的并不是对那些早逝如花的生命的怜惜,不是对人类苦难由衷的悲悯,而是对国家领导人的礼赞,是对"最可爱的人"的歌颂,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重燃。一场改变了上千万人生活的自然灾害,数万人非正常丧失的生命,它们全部的意义和作用,似乎只给了政府和党表现的机会。于是大家的视线迅速转移,淡化甚至美化了灾难。写出这样非常主旋律作品的人,要让他们捐款当无问题,要让他们前往灾区进行救援,或许在整个社会同放悲声的氛围中也能产生一时冲动,但如果要让他们对口帮扶,领养孤儿,长期持续捐助和扶持灾民,还能有多大可能? 范跑跑的反面事迹给我们提了个醒,他对自己在地震来临时的真情写照,成为了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污点,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依据。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我们面临这种生死抉择,有多少人可能会考虑到他人的生命安危?在我们这个震感并不明显的地方,同样也出现过完全雷同的一幕,我相信,在位于地震带上的重灾区,这样的情形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止范跑跑一个,只不过没有人有勇气把自己真实的心理公开出来。 我一直认为,只有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在毫无生命之虞的后方,在全国上下一心的感召下摇旗呐喊,表现和兜售自己的仁爱与忠诚,这谁都做得出来。 我不否认各位亲临灾区坐镇指挥的国家领导人抗灾的诚意,相反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次他们的表现确实深得民心。但我同时也看到了草根们对本属政府正当职责的行为的顶礼膜拜,这种独立人格与个体生命意识的蒙昧,昭示出他们在专制制度下完全丧失了自我觉醒的需求。因而,一场天大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些人自觉不自觉作秀的舞台,即使有某个特权人物的以身作则亲历亲为,也难以扭转国民这种业已根深蒂固的思想。 在这样的一种强势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我们能够乐观地宣称,中国人沉睡的良知和泯灭的人性苏醒了吗?
2008年6月1日凌晨3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