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娘家在东北师大住宅区,那是一大片或高或矮的楼群,结构基本差不多,最高的七层,最矮的四层,最老的30岁,最新的也有15岁以上,那些楼看上去普通极了,远远没有新建的花园小区那样漂亮,居住在楼中的人们也随着楼的日渐陈陋而老去,生机和活力在消退,我很为这样的变化而感慨。 大年初二那天,120救护车停在我们家楼下,弟弟说一门的老先生被抬走了,父亲连忙挪动到窗前看,他伤心地说"可怜呐,一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我看见父亲的眼睛里有泪光闪过。其实很多年前我就感受到,故乡这庞大的住宅区已经老了,出入间很少看见年轻人,空巢老人每年不知增加多少户。 记得25年前我从吉林回长春探亲的感觉是轻松和愉快。走在成长的家园里,随处会遇到老师和儿时的朋友,老师们那时大多是中年人,他们会猫下腰看我胸前的校徽,很高兴地说"当老师啦,好,好。"那时他们还会把我幼小的格格高高举在头顶,"快长大吧,和爸爸妈妈一样当老师。"那时这些住在平凡的楼房中却有着非凡建树的学者是那样深沉睿智,随时给我新的思考和发现,如著名的茅盾研究学者孙中田先生、鲁迅研究学者及好友蒋锡金先生、诗人高帆、庄子研究学者何善周先生、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扬公骥先生-- 儿时的朋友见到我,总要约个饭局或找个大树下聊上一阵子,就是童年那些事和那些人,总也聊不完。可是现在,老先生们很难看见,关于他们的消息都是父亲传递,我的那些朋友们,有一些现在已经是外国的公民了,还有一些也都和我差不多,唯一的孩子远在他乡,自己还在空巢里作学问,再有几年,也就和父辈们一样,开始退休后的寂寞孤独的生活了。所幸离不能行走还有些年头,朋友们基本健在,我们中年人的日子还好过,我的前辈们现在的日子,的确很艰辛--他们艰辛地跋涉在精神的苦海之中。 有时说到这个观点,我自己都会这样反驳:那些学者有着丰富的收入,有着医疗保障,有着安稳的生活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晚年有什么失落呢?但是我一样再次反驳我自己:就是因为他们是学者,所以才更为失落。 不是吗?因为他们一生几乎都在著书立说研究讲学,所以在这一切不复存在时,他们的感觉是一无所有。他们不能使用互连网,眼睛花了,手发抖了,腰支撑不住了,大脑的死亡细胞太多了;因为自己是学者,他们满屋的书香把自己的孩子熏制成天之骄子,后来这些成功的儿女在国外定居,所以这些学者的孙辈们很少见过爷爷奶奶,两代人的离去让这些学者在晚年加倍品尝到了何谓孤苦。 的确,人老了牙口不行了,吃上用不多少钱,穿着吗?也就是休闲舒适一个标准,更何况现在的商场,哪里有可供老人选择的服装,出门运动服,进门体恤衫罢了;倒是站讲台穿过的中山装和西服,还被老学者们珍藏着,他们说"这是要穿着去另一个世界的礼服",说这话时非常坦然。想想,当一个老人对吃和穿都没有兴趣时,他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内涵呢? 这些曾经有着显赫的学术成果的老人们,在天气晴朗时会拄着各色拐杖到公园散步,有的身边陪伴着老伴儿,有的身后跟着个保姆,还没见到有儿女相伴的,所以我在父亲身边行走时,父亲会向他们一一介绍"这是我的女儿。"那些老者就会说"认识,知道,我那儿子女儿在--",那些国名和工作的部门让我曾经汗颜,是不是我太没出息了?可是今年的我显然是老了,我顽固地庆幸自己是没出息的,没出息到我总有时间回家看看,挺好的。 这个年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感受:人的精神需求必须有个度,要求过高了失落过大,那是十分痛苦的。如果不渴望更高的境界,就有相对的轻松和自由,写到这里我想起两件事,一件是有一年一位相当出名的大书法家来长春讲学,为我的老师画了一幅画作生日礼物。已经行走不便的老师吩咐自己的老伴儿去取画,老伴儿欣然前往,在抱着画上自己家五楼时心脏病发作,故去。从此老师孑然一身,再无话。另一件是07年9月,邻居一位副教授参评教授,学校的小评委全部通过,省里的大评委没有通过,接到通知当时就血压升高脑出血死亡,夫人在六个月后另嫁他人,满屋子的书当废品卖掉。 生命诚可贵,精神追求过高,实为不幸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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