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移民（上）

冷梦  

不知有多少诗歌唱黄河，不知有多少故事叙黄河。
黄河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面貌。
今天，这篇中篇报告文学陈述了黄河的一段历史。
这是一段人为的、无可原谅的史实。
一个问题，读完之后，你不觉得有点儿光怪陆离吗？

作者简介：
冷梦，女，西安市人，1955年生，1982年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教师、记者、编辑、警官等。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百战将星》《沧海风流》；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中华一绝》《皮影王传奇》等及电视剧文学剧本、美学论文论著等三百余万字。
作品荣获西安女作家奖、陕西省第五届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等省市及国家级文学奖。

目 录
三门峡移民始末（引子）
第一章 光荣与逃亡
1．记忆中总是有雨。远迁宁夏的先遣队员
2．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3．神秘的集体大逃亡。副省长的盛怒与内疚
4．陕宁两省政府的不安。为民请命的支部书记们
第二章 伊甸园的失落
1．周恩来总理说：关于三门峡，不宜过早下结论
2．洪荒过后的土地。乞讨度日，短暂的侯鸟生涯
3．昔日的富庶。爱情传说：女干部"上"嫁上八户村
4．"穷移民"结下的一个涩果。古文明村的不幸殒落
第三章 失地与夺地
1．罕见的"圈地运动"。新的土地占有者
2．风起萧墙。二十年后往事重提。准备"坐官司"的移民返库"司令"
3．一场恶战，移民受挫。"金沙滩"回来的残兵败将
4．祖宗遗骨，清明返里祭祖。"四大司令"传略
5．"政府军"与"移民军"的对垒。"农工军"倒戈形势骤变
第四章 回归黄土地
1．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流泪了：政府对不起你们
2．陕西省长说：任何时候，我保留要地的权利
3．四进拜家庄。"毁坏万亩青苗"事件
4．终圆还乡梦。迟来的《安魂曲》
第五章 历史，该怎样对你说?
推开这扇"历史之门"
写在"黄河大移民"之后
三门峡移民始末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二十八万多陕西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养聚息的热土，迁移异土他乡......
三十八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增至四十五万多人，他们中的一部分重返家园，但故园己非旧时貌；他们中的相当多人，仍在当初迁移的渭北高原沟壑区。
历史是相当沉重的。
它制造了一个延续了三十八年的悲剧，铸成了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
1994年初刺骨隆冬，作者驱程几千里，接触了这个由一段光怪陆离的历史造就的特殊贫困群体：陕西移民部落。

第 一 章
光荣与逃亡
1、记忆中总是有雨。远迁宁夏的先遣队员
"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迁回库区那天还下雨......"
--记忆中总是有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家园。
1956年秋，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出发了。情形有点像凯旋军远征，又有点像当年解放区人民欢送子弟兵，先遣队员们披红戴花，喧闹的人群敲锣打鼓，村道上，大路边，卡车排成一条长龙，在人们的挥手、热泪、祝福声和羡慕的眼光中，卡车鸣笛上路了。
村村落落，队队卡车，汇集成车的洪流，向西泻去......
先遣队员们有资格骄傲。他们是陕西朝邑、大荔、华阴、潼关几县几十万农民中的"好儿郎"，获得"先遣队员"称号是不容易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当时的红头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与贫下中农为主，适当吸收部分上中农；地主、富农、管制分子们不在入选之列。制定于1955年9月的渭南地委宣传部《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宣传提纲》中写道：
三门峡水库是咱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对国家和人民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这叫咱们的人看起来，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咱们的好事情，反革命分子却是极端仇视的。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
基于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观念，先遣队员的审批必须经过三道程序：农业社讨论通过、乡政府审查、县政府批准。当一件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诸如"光荣"、"荣耀"的代名词时，人们的荣誉感便被大大激发起来了。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在移民中出现了父子兄弟相争、夫妻相劝踊跃报名的动人场面。仅大荔县杨村，分配名额154名，报名的就有1087名，其中兄弟相争的105起，妻劝夫者194件。南洛乡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在多次报名不予批准后，当众咬破手指，写血书以示心迹。朝邑县苍西村一个老太太为儿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先遣队员"激动得睡不着觉，怕媳妇一个人赶制不出活计儿子走时耽搁了寒衣，一大早起来拐着小脚跑五里路把女儿叫回娘家帮忙缝衣，老婆婆说："政府叫我们到那里一定比我们这里好，因为自解放以来政府就没说过哄人的话。"
政府在百姓中拥有崇高威望，他们毫不犹豫地弃离家园踏上漫漫西行路。
义和村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土地，这个村首批先遣队员87人，全是三四十岁正当年的棒小伙儿。合作社副主任屈建忠，当年是这支先遣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先遣队员张西育，当年是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不足十八岁的小伙子。屈建忠去，因为他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负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张西育去，因为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长这么大没有离开过陕西，他想要远走高飞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无论出自何种动机，出发的那天他们相当激动和自豪。两位老汉谈起当年的情景：
"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十五辆卡车往宁夏去。五天路程。途中政府安排得很好，让吃好、喝好、休息好、照顾好。沿途设有食宿站、水站等，饭尽饱吃，连吃带拿，上路前每人带两个馍，晚上睡大通铺。最后，我们来到了宁夏贺兰县平吉堡......"
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
平吉堡靠贺兰山，沙漠边缘地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义和村人在这片荒滩上搭了两个半草庵子，来年春天．在当地人用拖拉机浅浅地翻了一遍的土地上播种下四十亩麦子。他们在此安家了。
亲人们翘首以待。不久，第一批信息反馈了回来。西平洛村一个青年写信说："父母亲大人心放宽，你儿住的荒沙滩；鞋底纳密底纳厚，你儿走的石子路。"大面积逃跑开始发生。据朝邑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朝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想法。"
逃跑的人分南北两路回来。
"北路军"长途步行，穿越内蒙古沙漠，翻山越岭，路途艰险，粮断水绝，濒临绝境......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

"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听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
风波波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一个老妈妈在地里拾棉桃，想起远在宁夏此时或许正在"受苦受难"的独生儿子，一屁股瘫坐在棉花地里，悲声大哭。
另一个老妈妈，疯了，傻了，不吃不喝，满村跑着找儿子，嘶哑着嗓门，叫魂似的一遍又一遍喊着："儿呀，你回来!......"
一群老婆老头，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乡长骂社干部，手捣着鼻子溅着唾沫星子骂：
"你那时候说有多么好，现在都跑回来了，究竟你们是说话哩还是放屁呢?"
2．大饥荒的阴影。杀子的父亲
再动员就困难多了。无论如何，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都更有说服力。
老移民王景仁回忆当年情景说：
"五七年秋又让去宁夏，不情愿去，不行。干部说，‘不去，井你跳去!黄河去跳去!没盖盖子!'派人绑绳把房拉倒，亲戚全家人哭得像泪人儿，就这样，我们一家十几口。母亲、哥哥一家，我带一儿一女(妻已去世)，迁陶乐县......"
不情愿也得上路。当时的情景多少带有点强迫性质，有的躲到亲戚家里，被搜出来；有的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跑回来又被送走。上路时再不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如同办丧事一般，老婆老头们坐上马车的一刹那哭天抹泪地嚎啕大哭，拍胸顿足骂移民干部："哎哟哟，我的催命鬼哟!"
"移民们既舍不得离开祖先的地方，又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心疼地哭着走的！泊子乡张乡长亲自护送本乡移民到宁夏，乡长怕车颠了老婆老汉们，让他们坐卡车前边，自己挨车帮子坐。一到固原以北，荒秃秃的沙漠，老婆老汉们伤心地哭了，坐在车里面对面地骂乡长：‘张乡长、张乡长日你妈，你把我送到你妈的×里去了!'乡长无奈，又赔笑脸又说好话：‘好伯伯，好妈妈，你甭骂我张永清，到你过上幸福的日子，你就想起我张永清'......"
大荔县移民干部任茂全如今是位硕健的老人，1956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和移民工作结缘，在张乡长挨骂的时候，负责护送移民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心情极为复杂。
到陶乐县要过黄河，移民坐在黄河边就是不愿渡河而去，詈骂声不绝于耳，当然都是对着他们的"冤家"移民干部；移民干部要真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厚着脸皮"迎战"移民的语弹骂雨："你骂我受，反正我把你送到这儿了!"
......
1957年秋，陕两省移民办主任老宋到宁夏去看望移民，走着走着，平平的地面突然塌陷一个深坑，宋主任猝不及防掉进坑里，沙土差点覆没了他。这就是宁夏移民安置区。严格地说，这是一批迁徙到边塞地区的垦荒者。那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移民形容当地气候是"一年一场风"，塞外荒漠，长年刮风不止，从春刮到夏，从秋刮到冬，风起之处，黄沙漫卷，遮天蔽日，道路消失了，伸手不见五指，混沌天地一片。同风的肆虐和慷慨恰成反差，雨、雪、水格外吝啬，落雪了，下雨了，不足五分钟，连地皮还来不及浸湿，一场狂风刮来，雪住雨停。黄河大浪滔天，但在这里，奔腾咆哮的黄河纤弱得用抽水机抽不出水。大自然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黄尘和流沙的世界，由于长年下不了一场透雨透雪，这儿尘土没及膝盖，大风卷着黄沙往一起旋，眨眼工夫堆积成无数沙丘，关中人做梦也梦不到这么大的风这么多的沙，晚上进了屋，第二天早晨，房门被流沙堵得死死的，犹如被活埋在沙丘里。
这儿的民俗也叫关中人吃惊。当地人的"天然粮仓"在泥屋顶上，看不见谷堆麦囤，也看不见牲口圈，空地上插几根木棍棍，牛呀马呀就"露宿"在外。陇牛居然适应这种简陋的饲养方式，既不跑丢，也不患个头疼脑热；秦牛却不然，尽管移民们心肝宝贝似的疼它爱它，精心照料着这些伴随他们千里迢迢来此安家落户的家乡牛，可它们，还是一条接一条地永远闭紧了牛眼，再也听不见主人撕肝裂肺的哭喊和呜咽......
义和村带去的二十多条牛，没有多久，死光了。
秦地牛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不服水土气候。
人也很难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更大的威胁和不幸。还不是来自大自然。
其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公社化"随之带来"食堂化"。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大饥荒。用"饿殍遍野"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一场真正的"人祸"。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死于那场大灾难。对于这些背井离乡远迁内蒙古沙漠边缘地带的移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船漏偏遇顶头风......
饥饿降临了。这里的土地对陕西移民非常刻薄。当地人种的是水地、熟地，移民开垦的是荒地、旱地。干旱又像驱逐不走的妖孽，关中农民在失去了赖以生计的耕牛以后肩扛手犁抛洒下大把大把汗水好不容易播种下的麦子，两个月以后，它们竞冒不出那片喜人的新绿，扒开松松软软的干土，一看，麦种仍原模原样地躺在那里!农民颤抖着手捧起麦种，仰望苍天，泪流满面，诅咒，诅咒这不赐给他们粮食的陌生土地!
87户义和村人再迁陶乐(由于外迁任务压缩，他们从黄河东岸的贺兰压缩合并到黄河西岸的陶乐)，他们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七斤半，佐以不多的土豆和红萝卜。今天的前义和村人却能"自豪"地告诉笔者："在陕西移民中，我义和村人副食生活还是最高的。"为了活命，他们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煮煮充饥。他们也铤而走险，由"良民"变为"盗贼"，夜黑人静，扛上个破口袋，去偷当地人的玉米，这种"营生"当然风险，被当地人逮住打个半死不活。移民迁移之初，按政策规定只准带800斤行李，桌椅板凳箱箱柜柜早已处理，此时，他们能卖的只有随身带去的被褥衣服，用身上衣去换口中食，一斤红萝卜1．2元，一件衣服也就是一斤红萝卜。1958年刚刚复员就随家迁移到贺兰县一农庄的陈向荣，全家十一口人最后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倾家荡产了。活命却是那样艰难。

移民干部张维德，当年是个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他有一次亲身体验的经历。在移民点上，他迫不及待地端起了饭碗，他饿了，长途跋涉后小伙子早已饥肠辘辘，但农民捂住他的碗口，告诉他："不是乡党舍不得让你吃，娃呀，听乡党一句话，你该吃两碗，只吃一碗；该吃一碗，只吃半碗。"张维德疑疑惑惑地看看碗中食。这是一种当地人叫"派子"的草籽搅拌着胡萝卜蒸成的饭，咽下之后，到下午就感觉肚子胀痛起来，异常难受。"乡党"流泪告诉他，有些人就是这样胀死的。贺兰一农庄八村有个老汉，吃了糠皮皮(即谷糠)蒸成的馍，肚胀拉不下来，儿子拉车把他送到35里外的银川医院，灌肠后，老汉嚷着想吃碗面条，儿子四处求告总算满足了老爷子一点微薄的心愿，可是，一碗面条吃下去，老汉却翻了白眼，撑死了!儿子抚尸又哭又笑：老爷子总算落了个饱死鬼!
饿得实在招架不住，有人想出了"辣子疗法"，一家之主的老汉们背着家人偷偷到合作社买点辣子酱，晚上冲上点喝下去，空空的胃囊里呛起阵阵辣潮，辣感觉麻醉了神经，在一种奇特的烧灼般的快感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这些老汉因此而嗜辣成瘾，许多年后，没有那半碗辣子水就很难入眠。
活下来的老汉老婆是幸运的。复转军人陈向荣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移民村落的土墙根下一溜蜷缩着身子晒太阳的老婆老汉，"脸一浮肿，时间不长就毙了(死了)。"前几天还蹲在墙根底下的一个老汉，过几天不见了，不用问，就知道这老汉已命归黄泉；到来年春天，当荒漠上的太阳暖暖融融地普照在人们身上，蹲在墙根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变得异常残酷。亲情也变得冷酷无情，骨肉亲人为你死我活自相残杀。贺兰县一农庄大队书记苗茂堂的亲弟弟苗茂盛饿死了，年仅三十岁。副书记薛明寿的哥哥和弟媳妇(副书记的妻子)为抢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争来夺去，双方都死死抓着碗沿，稀饭在争夺中全部被泼洒在地上，大伯子哥和弟媳妇都傻眼了，遂放声大哭，不为姻亲关系的沦丧而哭，哭的是那碗没到口的稀饭！更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父亲叫薛辛友，儿子只有六七岁，那天在"食堂"，男孩缠着父亲要饭吃，父亲愁容满面地望着啼哭不已的儿子。他没有饭。他自己也快饿死了。儿子的哭声撕肝裂肺。小男孩理解不了父亲的尴尬，嘶哑着嗓子哭闹得愈发厉害，父亲发怒了，瞪着一双饿得昏花的眼睛，饿鹰般张着双臂扑到儿子面前，摇撼着儿子瘦小的肩膀，一声非人的嚎叫声冲出胸膛："说！你要吃饭，我把你捏死！"--儿子还是要吃饭！哭声越来越弱，最后，儿子瘫软地躺在父亲脚下......做父亲的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望着从此不再会啼哭，也从此不再会喊饿，从此再也不会"要吃饭"的儿子，父亲笑了，瘆人地疯笑了。法律不宽恕任何有罪之人。当地公安机关逮捕了薛辛友，杀子的父亲以"谋杀罪"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投入监狱。四天后，这个"杀人凶手"毙命于大牢。有罪的父亲紧随着无辜而屈死的儿子相会在另一世界......
三十多年后，当年贺兰县一农庄党支部书记薛武亭讲起他亲眼看到的这幕杀人惨剧，老汉哭了，哭得泣不成声，哽咽难语。他泪流满面地告诉记者：
"六0年一年，我们大队饿死了十七个人，十七条人命啊!"
二十九岁的支部书记再也不忍看着父老乡亲们倒毙于饥饿。他心里淤满了泪水，苦涩的泪河浸得他的良心抖颤，于是他作出了一个他负疚多年的决定--此是后话。
3．神秘的集体大逃亡。副省长的盛怒与内疚
1959年冬，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信中向父亲哀告：
"赶快想办法把我和奶奶搬回来，再不回来，就饿死了!我们已经把枕头里的荞麦皮都吃光了......"
这是迁移到陶乐县的王景仁的儿子写给父亲的一封信。王景仁只身逃回了陕西，寄身在亲戚家里。儿子和母亲生命危在旦夕。接信后，他心急如焚。可是，他连路资都没有，怎么"解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幼子?王景仁只有变卖惟一一件"贵重"的东西，他从宁夏穿回来的皮大衣。在华阴县城街上，王景仁被臂戴红袖章的税务人员抓住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集市上不得自由买卖。税务局要求他开一个证明，以证明他合法公民的身份及皮大衣的来路，否则皮大衣没收。王景仁既已落籍宁夏，在陕西就算是"黑人黑户"。无奈，他找了一个老熟人，证明算是开出了，但归还皮大衣有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返回宁夏(当时陕西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力配合阻止移民返籍)。税务人员"押解"着他，用卖掉皮大衣的钱给他买了张火车票。王景仁返宁后，在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夜晚，偷偷将老母、幼子接回了陕西。但此后磨难更多......
逃跑，返籍，终于酿成一股潮流。逃跑次数最多的，达七八次之多；跑回来，逮住以后遣返回宁，如此周而复始，但只要有一口气，移民还是往回跑。其原因已经不说自明，一是饥饿，二是气候恶劣，三是媳妇不生孩子(移民说"让我们断子绝孙")。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移民同当地人的矛盾日趋激化。
当年，陶乐县全县人口6000多人，移民13000多人，是当地居民的两倍之多。按移民的说法"我们移民东西扯了一百多里"，人多势却不众。为种地，为活命，为民族风俗，移民同当地人的纠纷时有发生。水往高处流，先来者自然占据了有利地势，在河水贵似油、水成为活命之水养家煳口之水的情形下，上游人截水浇地，而在下游的移民的土地很难淌进一两股清泉，眼看着庄稼焦渴干死，关中农民豁出命来与当地人干架，这种聚众斗殴并不能改变水的流向，反而恶化了本当亲密相处的宁陕农民兄弟的感情。紧接着，从河水之争发展到井水之争。陶乐人卸了井绳，移民一怒之下拉了口猪搁到井台上宰杀，这种行为当然大大伤害了回族农民的民族感情和尊严，双方发生了一场铁锹镢头为武器的恶性械斗，一个移民的耳朵被铲掉，又从脖子擦过去，差点儿出了人命案子。时值会农县县长到移民点去慰问，余怒未消的移民将家乡的父母官打得重伤住院。穷困潦倒、饥饿、民族纠纷......使这群老实本分的关中农民变成了"暴民"和"野蛮人"。
当贫穷赤裸裸地展现在别人面前时，尊严和人格也就不复存在。老移民们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受人白眼惹人奚落的辛酸往事。在集镇上他们手里攥着可怜的钱买萝卜，卖主一听对方是陕西口音，忙一脚踩住布袋口，小贩们害怕这些饿疯了的老陕来偷来抢，瞪着警惕的眼睛密切注视严加防范。移民路过豆腐摊，眼看着白花花的豆腐垂涎欲滴，小贩白他们一眼，嘴角掠上一丝讥诮和不屑："你们移民还想吃豆腐?"他们伤心了，感觉自己的人格受了屈辱。
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怀念自己的"家"。那片在黄、渭、洛三角洲的肥沃土地和"心疼地哭着走的"弃离了的关中平原。那些祖宅。那片沃土。......
有人开始不顾性命地往回跑。要返陕必须东渡黄河，政府通令，凡渡河、乘车(包括火车、汽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北洛村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农民趁夜色偷跑出农庄，当晚来到黄河边。时值隆冬，河面上结了层冰，青年农民义无反顾地蹬着破自行车上了冰面，突然，"咔嚓"一声可怕的巨响，浮冰塌陷下去，黑窟窿转瞬间将他吞没。几天后，一个妇女抱着婴儿、胳膊上挎着包袱踏上了光洁如镜的冰面，走到河中央，脚下的冰层发出咔咔嚓嚓的断裂声，妇女惨叫一声，婴儿还来不及啼哭，母子俩跌落进冰窟窿里，几秒钟内，阴鸷的黄河水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水葬"......
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的各级父母官们坐镇到了宁夏。陕西省组成有副省长和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绝移民过河之路。扶老携幼的移民们黑压压拥挤在河边，哭哭啼啼哀告他们的父母官让他们渡河，让他们返陕回家。绰号"王胡子"的华阴县委书记望着这一群落魄的家乡人，心里痛楚，但"使命"在肩，"王胡子"一跺脚，眼眶里噙着泪水大吼一声：
"全当把你们卖了壮丁了！你们就在这儿!"
......
1961年夏，黄河仁群渡口。
几千移民守候在渡口三天三夜。移民拥向银川长途公共汽车站，要求搭车返陕，但宁夏政府下令所有的运输司机均不准让移民搭乘车辆，移民忿而包围了车站，致使宁夏公共交通阻断一周。其问，赵渡乡青年农民王茂生一气之下找了一把鎯头一根钉，"当当当"几下，把长钉深嵌进车胎，瘪了的汽车顿时瘫在那里。王茂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几年大牢出来，对他当初所犯"罪行"却仍旧无悔。
"枪打出头鸟"，王茂生做了"出头鸟"，"出头鸟"被弹压下去，但几千移民毕竟人多势众，小小的骚动过后，他们仍然困守渡口不愿离去。滔滔的黄河水，阻断了他们的返乡之路，却阻不断他们的思乡之情。东望长安，思归愈切。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婆老汉扑倒在陕西省副省长脚下，抱住省长的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告：
"好我的省长呢，我生活没办法，你好歹让我回去......"
副省长一皱眉头："你是什么人?"
老婆老汉们一看省长黑着脸，模样挺吓人，害怕了，说话哆哆嗦嗦："我......是咱三门峡库区的移民......"
"什么移民?--你是刁民!"
副省长大怒。几名公安人员上前，当即绑了两个老婆婆。这一下人群炸锅了，转眼间，几千男女老幼跑得无影无踪。
两个老婆吓瘫了，不知道省长会如何发落她们。人群散后，副省长和颜悦色地过来，亲自为她们松了绑。
"老人家，受惊了，好好回去吧......"
副省长说完背过脸去，不忍看那两颗白花花的脑袋对着他打躬作揖......
(许多年后，当笔者采写这篇报告时，当年在黄河仁群渡口处理移民集体请命回陕的副省长已经仙逝。笔者无缘采访他，因而也无缘倾听他的心曲。很难想像副省长的复杂感情，但拿着百姓俸禄的父母官不可能不动情--当他看到百姓的苦水，当他面对着几千双痛苦而祈求的眼睛。)
那一天，夜幕降临了，移民村落显得格外宁静，仿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被驱散的移民们默默地回到了他们简陋的土屋。半夜，一声马嘶，接着一声牛叫，开始有点寥落，后来就有点你呼我应，串通好了似的，"咴咴"，"哞哞"叫个不停。牲口们已经是"硕果仅存"，虽然叫声寥落，但在寂静的荒原听起来还是格外喧闹。移民干部们被吵醒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家家户户房门全是虚掩着的，移民村落里，除了他们，已几无一人......
这是一次神秘的集体大逃亡，一次不动声色的集体反抗。一个又一个移民村落，一夜之间，仿佛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
他们逃往何处?
他们要回家。回家的路途艰辛备至，扶老携幼的人群踏上了茫茫大沙漠，那就是逃亡的"先遣队员"们谈虎色变的"北路"：经内蒙古沙漠迂回到山西太原、大同，过潼关，而后进入陕境。横跨三省，徒步数千里，饥饿，干渴，餐风露宿；高山，峡谷，大河，其悲壮之色并不亚于犹太民族在公元前的"出埃及"。
千辛万苦，他们回到了家。其时，"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屋被拆，祖坟被迁，土地荒芜......这一片曾经生养聚息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已经成为"库区"(注：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在陕西境内的部分称之为"三门峡陕西库区"；为此而迁移的人口称为"陕西库区移民"，简称"库区移民"。这一称谓从5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陕西的户籍簿上注销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踏上漫漫东归路的同时，他们便成了"盲流"。移民干部们奉命"清剿"，逮住的移民，立即遣返归宁。跑回来的移民整天东躲西藏，钻进山沟沟里，和干部"捉迷藏"；不幸被逮住的，采取了"你送我跑"冥顽不化的"软抵抗"策略，他们很听话地听凭干部送上火车，可是半道上又掉转方向回来了，如此这般往复多次，真正能遣送回去的几无一人，"战果"极其可怜。也有以死抗命的。一对年轻夫妇跑回来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呻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人。
许多年后，一位女移民干部谈起当年的一幕情景还相当"后怕"。
那天，她踏着没膝的茅草和泥泞到了库区柳村(实为遗址)，因为根据"侦察"得知，一位女高中生从宁夏逃回后躲藏在这里。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低矮的用麦草秸、树枝搭成的草棚，女移民干部拨开棚前半人高的荒草悄悄走了进去。棚里没人。借着棚壁上透进的天光，只见草棚内几无一物：一堆麦草，显然是女学生睡眠的草窝；一盏油灯，当时库区已不再供给移民油、棉，移民自己榨油照明，女学生的油灯里不多的油很可能是"同病相怜"的人施舍的；一只做针线活用的小筐子(当地人称"活蒲篮")......女移民干部随手掀了掀小筐里的破衣裳，突然她吓得尖叫一声面色煞白狂逃而出：姑娘做活计的筐里赫然盘踞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大蛇，蛇猛地昂起头，蛇嘴里发出"咝咝"的怪叫!......女移民干部惊魂未定一口气跑了很远很远。事后她纳闷，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怎么能独自在那么可怕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这当然是一个谜。

那个不知姓名的农村少女的故事里多少包含着一种悲剧意味：妙龄少女宁可过"穴居人"的生活而不愿留居宁夏，究竟是什么样的勇气在支配着她?
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没有跑回原籍。这些人是移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凭着一身力气跑到石嘴山煤矿出卖苦力。县移民局和大队干部到煤矿去找人，矿上说："是你们的人你们就领回去。"干部守在矿坑口，出来一群脸面抹得乌黑的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根本分辨不清，"认领"总闹出笑话。面对这种煤矿和逃亡移民"沆瀣一气"的局面，移民干部也无奈，只得打道回府。这部分移民差不多都成功地"潜伏"了下来。
逃回原籍的人中也有成功者。但其颠沛流离之苦和生存的艰难却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的。老移民王景仁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王景仁在变卖皮大衣后悄悄返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老母和三个孩子接回了陕西，寄身在库边村(库区周围的村庄)姐姐的家里。当时的情景是一家人衣食无着，为了生存，两个孩子每天提个篮，到库区地里挖菜根，老母亲把孙子剥下的榆树皮磨成面，榆树皮和菜根蒸成的窝窝成了老少一家人的主要口粮。王景仁做起了黑市生意，当时不准农民进行集市贸易，王景仁所谓的"黑市生意"就是从盛产红薯的邻县买点红薯面粉，趁天黑挑担步行上百里赶回大荔县城，卖给做凉粉的小贩赚几个脚力钱。这种生意辛苦自不必说，还担惊受怕颇有几分风险。一个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王景仁挑着一担红薯面粉刚走到渭河大桥上，"呼啦"一声黑暗中站出来几个人，红薯面粉当即被全部没收，王景仁叫苦不迭、愁眉不展地回到了家--红薯面粉的本钱是借人的，这一下连本钱都赔了进去。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一家人连锅都揭不开，姐姐让外甥送来几个馍，"小年"伴和着泪水度了过去。后来王景仁听说新疆建设兵团要人，一狠心，卖了从宁夏背回来的惟一一床棉被和棉衣棉裤，将十五岁的大儿子送到了新疆，临别时，儿子扯着衣襟啼哭不已。王景仁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地流淌，"儿子毕竟年纪太小!"也是舍不得儿子，也是生活无奈，王景仁举家迁移到了新疆库尔勒地区，七十岁的老母给人剥麻、拾棉花，他则凭着做饭的手艺干起了灶头，如此挨过了一年多时光。一日，姐姐来信，告诉他，有了个"两省协议"，移民可以返陕，"再说，不能把老人的尸骨扔到新疆......"
王景仁回来了。这时，是1962年春。
4．陕宁两省政府的不安。为民请命的支部书记们
迁宁移民返陕的起因得追溯到1961年夏。也就是黄河仁群渡口数千移民苦守三天三夜东望黄河不得归的那个"多事之夏"；也就是陶乐县移民村落不动声色的集体大逃亡的那个"多事之夏"。这年的夏天移民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最终影响了三万多迁宁移民的命运。
大荔县移民局的卷宗里有关于这个事件的历史记载：
1961年8月，有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这就是薛武亭作出的那个负疚多年的决定：上访告状。薛武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党员，他至今认为此举是与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符合。"上访......给我的历史沾了污点。从此和社会脱离，谁再问移民问题，不染!......"薛武亭痛苦万状地说着，一边摆着骨节突出的大手。可以看出，这个"污点"在折磨了他三十多年以后仍磨灭不了，他将对党负疚到"去见马克思''那一天......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八九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书记--一农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上访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省与省协议的。"
......进京上访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省长。"
"薛省长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
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取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 薛省长，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省长，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是会让他们终生不忘的......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共产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省长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当两省工作会议还在召开时，消息传出，许多移民聚在一起边喝酒边哭。感情太复杂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可能和他们一起返回家园，亲人的尸骨将永远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几年的折腾，耗尽了他们的家力财力，几乎家家元气大伤，家徒四壁......还有，还有婚嫁在当地的子女，他们也将不能与他们同行，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然而,‘他们毕竟要回家了!
据老移民赵孟才回忆：返陕的那天，数万移民背着铺盖卷(从陕西带去的东西卖光了，许多家庭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女人背上绑着孩子，拿上筷子碗，扶老携幼，形同难民，浩浩荡荡，从河东到河西沿途数十里像一股灰色浪潮缓缓蠕动。银川新城火车站人满为患，不顾死活的移民人踩人拼命往车上挤，从窗户爬。车费是国家负担，但搭乘不上的移民情急之下采取了"贿赂"之法，送一袋子土豆给列车员。返陕心切，归心似箭。
然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远迁宁夏移民的失败，仅仅是他们苦难的开始；更多的磨难在等待着他们......

第 二 章
伊甸园的失落
1．周恩来总理说：关于三门峡，不宜过早下结论
"黄河清，圣人出"，这是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句民谣。
可以说，在古老中华民族的诸多梦幻中，治理黄河水害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最古老的梦幻。
1952年10月20日，共和国诞生后三年零一个月．一个伟人站在河南省兰考县境内的黄河大堤上，望着浊浪排空的滔滔黄河水，说出了一句后来影响到这条中国第二大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命运的一句话：
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而早在共和国诞生前夕，这位伟人同另一位伟人同乘一条大木船东渡黄河时，伟人面对大河发出慨叹：
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蔑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蔑视我们这个民族。
雄才伟略的毛泽东，对九曲黄河有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站在他身边的周恩来显然理解，他凝重地点了点充满睿智的脑袋。
如此，在共和国诞生的初期，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即将治理黄河的伟大梦幻付诸于现实，便完全是情理中事。
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
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倾听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庄重地向世界和中国宣布："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邓子恢话音刚落，怀仁堂里发出海啸般的掌声。一届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举起，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感到他们站在了中华文明史的一个新开端。
的确，这件事非同寻常。
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共和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只有过两次：三门峡和三峡工程。三门峡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峡为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中国版图上的两条大河。大河的治理和开发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意义甚至是长江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自古以来是一条"害河"。另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黄河的重视。共和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一届一次人大通过了共和国宪法，一届二次人大即通过了这个治理黄河的规划。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向一条伟大河流的挑战，自然伟力面对由最强健的民族灵魂凝结成的伟大人格。然而，千古不驯的黄河征服起来却相当棘手，年轻的共和国可以勒紧裤带，积聚起自清末以来百年战乱销蚀殆敝的国力财力，但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不济却是这个自尊的民族不能不承认的痛苦现实。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中国要治理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雄心与尴尬，热情与严酷，气魄与拘囿，梦想与现实......诸般滋味交织在一个崛起的年轻巨人的心腑里。它需要外力。以自力更生为立国之本的新生政权需要借力于科技发达国家。域外的"伟大的盟邦苏联" (邓子恢报告中语)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正值中苏友好时期，几亿中国人连妇女小孩提起苏联人也必口称"苏联老大哥"的时代。"老大哥"慷慨援建中国156个工程项目，而在这156项中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惟一一项水利工程。苏联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列宁格勒设计院承担了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的设计。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回答中国同行们对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的忧虑时，慷慨激昂地说道：
"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后来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工程命运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这个观点日后要接受历史的严厉评判。
中国专家们没有沉默。他们是炎黄子孙，懂得土地对农民、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柯洛略夫用带有卷舌音吐出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一串俄语实在太沉重了。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海跋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淹没区域移民87万人(这个数字对于50年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小数字)。假如淹没的土地是贫瘠的或荒芜的也罢，偏偏它淹没的大部分是中国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以外的号称八百里秦川粮仓的富庶的关中平原沃野。水利学家张光斗愤然而伤心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电，也不能以一个西瓜去换一个芝麻。"青年技术员温善章先后致书水利部、国务院，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应按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思想设计，水库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后开的专家讨论会上，温善章、叶永毅等颇有远虑地预言道：
关中平原土地资源宝贵，将来可能比动力还缺乏。
对于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陕西，陕西省反应自然强烈。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到陕视察，陕西省领导直面进谏，陈情与诉说三门峡库区淹没损失太大，应降低水库正常高水位。陕西列举了两个数据：陕西省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山地，平原只有一千多万亩；陕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为82人，而淹没的平原高产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0人。"用迁移70万～80万人N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年～70年的拦沙库，群众很难通过。"陕西领导人委屈地说，"另外，水库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将逐渐向上游延伸，西安的重工业区地基将泡松泡软，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威胁西安!
不少人倒抽一口冷气。
1958年4月，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确定了一条原则：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据此制定出：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设计，1960年汛前三门峡水库高程为335米，近期水库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高程。
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修正。愿望是良好的--处于上游的西安必须确保；处于下游的河南、山东等易受黄河泛滥威胁的省份地区必须确保--然而，这却是一对矛盾。当洪水来犯时，蓄水位达不到一定高度，下游灾情得不到控制；蓄水位过高时，黄河水阻断了中游地区(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陕西位于中游)，不说淹没关中平原大片的肥田沃野，即使很想确保的西安也难确保。人类常常面临两难之境，"熊掌与鱼"的命题之所以成为永恒其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但这还不是尴尬的全部。更大的尴尬来自黄河本身--这条流经中国腹地，流经大半个中国，流经中国二十九个省份(不包括台湾省)中的十一个省份，因它而诞生了中华民族，也因它而使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的大河。这是条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称"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即从黄河里舀起一斗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资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罗河是1公斤，苏联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的科罗拉多河10公斤，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黄河在河南陕县竞达34公斤!更形象的一种说法，黄河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如果用载重4吨的卡车运送，需要每天出动110万辆车拉一年；假如将这些泥沙堆成高宽各一米的土墙，可绕地球赤道27周!
苏联境内没有这样一条河，他们也没有一个民族同一条河亘古搏斗的悲壮史；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对一条河的感情如此复杂，如此爱恨交加。黄河，以雄浑的自然伟力和桀傲不逊的怪僻性格向一个智慧民族提出了挑战，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它的征服，尽管历史记载的是太多的失败；当然，也记录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雄魂......
1960年9月14日18时55分，黄河的一个重要时刻来到了
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一天之后，一个平静的绿色人工湖出现在中原大地，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了这个奇迹，"黄河水清"，再也不是梦想。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兴建会威胁百里之外的关中平原"(中央电视台1990年8月20日专题片《黄河三门峡》解说词)。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仅一年半，至1962年3月，库区淤积泥沙达15．3亿吨，93％的泥沙"只进不出"，原设计在330米高位的时候，库容为59．5亿立方米，到1962年剩43亿立方米，而到1964年仅剩22亿立方米。淤积之严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照这样下去，这座"黄河第一坝"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淤废。
更要命的是，淤积的严重后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谓"回水"。陕西境内的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泥沙不再按自然法则向下游流淌，潼关河床抬高4．5米，约有两三层楼高。渭河变成悬河，一旦决堤，洪水首当其冲直泻古城西安。
预感中最可怕的情形降临了。
周恩来总理夜不成寐了；他坦然告诉人们：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人类的智慧仿佛在此枯竭了。难题便是：关中要保，下 游要救，三门峡水库绝不能淤废。于是便有了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三十多年后，当记者站在96米高的混凝土筑成的宏伟大坝上时，呈现在跟前的是一个烟波浩淼，水清如碧，两岸峰峦倒映，水天相接的偌大人工湖；放眼望去，但见汹猛的黄河水，在此被拦腰斩断，大坝左端底部的八个泄水孔和右岸山崖下的两个隧洞，喷泻着浊流泥沙，黄雾弥漫，水声如雷，景色十分瑰丽壮观。三门峡水库没有淤废，且安然地走过了三十年的生命历程。然而，当我们赞叹中华民族这一令世人惊绝赞叹的非凡智慧奇迹时，却不能不同时承认，三门峡水库是一个留有遗憾的人类作品。
黄河惩罚了人类对它的轻慢和好大喜功，投入数以万计人力和数亿财力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其运用远没有达到苏联专家的360米高程，也没有达到"保守"一点的中国专家的335米高程。对它的使用实际上被迫采取了"限制，，或"控制"。一般按305米～300米运用，最高的春灌水位也只达到324米。如此一来，陕西省境内的三门峡库区土地并没有被淹没，原先预计中的一片水泊泽国实际仍『自是陆地；准确地说，陕西境内的百万亩良田实际被淹没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土地还存在。
这便是诱惑。
土地招魂般地诱惑着它的旧有居民，对他们来说，那是母亲之地，他们魂牵梦萦的伊甸园，列祖列宗阴魂不散地召唤着他们，他们想回那里去......

2．洪荒过后的土地。乞讨度日，短暂的候鸟生涯
迁宁移民回到了陕西，他们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大喜过望反而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不敢相信，以"我义和村人"而自豪的老移民赵孟才描述他返陕时的心情说："咱毛泽东的政策还管得深，让咱回来了，可还不敢相信库不建。"淳朴的农民搞不清楚百公里外河南境内三门峡水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回来了好。七八十户义和村人回到了他们的旧地，在拆掉了房屋的各家旧宅基上，拣砖头瓦块垒起了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庵棚，条件虽苦，心里却得到了些安慰，假如能让他们如此生活下去，他们也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豪迈地对着满目疮痍、曾遭洪水浩劫的故园土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光竹竿垒窗吧，自力更生!"
但是，大片的土地已不再属于他们所有。当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市人吃不饱，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吃不饱，三门峡库区土地既然无主，许多机关单位便开赴这里"拓荒"种地，办起了许多小农场。这些农场，当然属于国有性质，土地所有权在此发生了转移，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便是以后几十年土地纠纷的导火索，且愈演愈烈，乃至到80年代中叶，终于酿成了惊动国务院、中央军委、地方政府的数万农民闹返库、抢种土地的大风暴。

风暴的源头初始时却是风平浪静和风细雨甚至带点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据义和村民赵孟才回忆，衣食无着的移民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后，曾和耕种他们土地的陕西省人大委员会小农场领导老乔"谈判"，说他们"没油吃，甚至没油点灯"。老乔体谅移民的苦境，爽爽朗朗地问："你说你说，得要多少?""得30亩花生。""行，给你30亩。"30亩已经结满累累果实的花生地慷慨地给了这片土地的旧主人义和村人。其时正值1962年夏收，无粮的农民"派捐"了，诸小农场一天捐给移民五升麦子，且拨给了少量土地，这种带有乞讨性质的生涯毕竟不能长久。而1963年汛期的到来很快把候鸟般暂时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机关小农场卷回了城市，远迁宁夏的移民也不得不第三次搬迁。
1963年冬，寒风凛冽的富平县火车站。
几辆马车拉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他们便是二次安置到陕西富平县的移民。马车拉到村中间的打麦场上，稀里哗啦卸下瑟缩着身子的男女老幼，再卸下一堆破箱烂柜。马车扬长而去，冻土上"得得"的马蹄声渐去渐远。好奇的当地村民围着他们的新村民，大人小孩的眼睛都瞪得直直的，半晌没有人吭声，并不顾场内被围观者的难堪与尴尬。
仿佛是一次贫寒展览，也仿佛是对无端遭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无声倾诉，看的人和被看的人心里都酸酸的。这是幕很难被从记忆里抹去的情景。岁月也湮没不了心灵曾有过的震撼。当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少年，三十多年后少年成了富平县移民办主任，郭主任忘不了当年目睹的这幕情景，摇头叹息道：
"像难民一样。简直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就是富得让人眼红心热，甚至可以说是‘富甲一方'的黄河滩人。"
3．昔日的富庶。爱情传说：女干部"上"嫁上八户村
如果用"天上地下"来形容移民命运的巨变或许有点夸张，但他们确实有过"昔日的好时光"，也确实享受过田园牧歌般的美满和富足。
当地有一个传说。
朝邑县(因水库移民该县已经撤销)有一个上八户村，那一年，上八户村创造了一种关于"平地开口，垂直向下"的新型打井法，县上打算推而广之，于是，县上干部下到了上八户村。这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不久以后却引发了一段爆炸性的新闻：县上女干部李英嫁给了上八户村一位农民小伙儿。这倒也罢了，李英居然放弃了干部身份城镇户口婚后干脆在上八户村落了户，心甘情愿做了农妇。"李英嫁农民"这段故事在外界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城乡的巨大差别是太明显的事实。但了解上八户村生活状况的人对这段"新闻"却是淡然一笑：太正常了!在1956年，上八户村的劳动日值4～5元，全年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而当时县上一般干部的月收入30元左右，仅是上八户村收入的四分之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县上干部"上"嫁上八户村，从"域外奇谈"变为"凡人琐事"，足以说明上八户村的富庶与吸引力。

这个爱情故事只是这方土地富庶的一个缩影。
老移民干部仁茂全的记忆里有一幅鲜明的图画。
50年代中叶，朝邑县移民干部六十人中一共只有四块手表，大多数干部买不起自行车，下乡只能"以步代车"。朝邑县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长会议)，塬上人大多骑国产自行车，新华、白山、永久牌(一百多元一辆)；黄河滩人大都骑进口自行车，日本菊花、富士，英国菲力普，德国蓝铃(二三百元一辆)。即便不说时至90年代中叶城市人也鲜有能骑上外国名牌自行车的，仅在当时，朝邑县的贫富悬殊显然分三个档次：最穷，县上干部；居中游的，塬上人；最富的，黄河滩人。
黄河滩人有一句民谣：三年一涨水，给狗都要寻媳妇。
这就是说，黄河滩人不怕涨水盼涨水，黄河涨一次水，带给这里的是福音，几年不用施肥，地肥得流油。他们不怕水土流失。他们勤劳的双手早已把黄河滩变成了一片绿洲。有人描绘过当年黄河滩树木成林的那番美景。站在朝邑县最高点--丰阁义仓的顶上往黄河边望，满目葱茏，绿茫茫一片，一眼望去，只见树木，不见村庄，树木遮天蔽日，掩映着星罗棋布的农舍，以至于干部们下乡，常常会在这片密林中迷失了道路。
(这片绿洲，到了1985年已不复存在；关于它的劫难，当地人至今说起，仍然悲不自胜。)
应当说，即使按照90年代的标准，黄河滩居民早在50年代中叶也已经"提前"进入了小康。
4."穷移民"结下的一个涩果。古文明村的不幸殒落
远迁宁夏的三万多移民几经折腾于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部返回陕西再次安置。这次夭折的远迁，带给三万多移民的是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和家产的损失殆尽，当他们怀着欣喜与悲恸的复杂感情再度踏上陕西的土地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故乡人面前的是遮掩不住的贫穷和形容枯槁的落魄......
远迁的夭折，移民的眼泪，却并未能使当时的执政者们幡然醒悟。他们并没有醒悟到远迁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只是一个极浅显的道理：水库移民根本不同于自愿迁徙移民，更不同于为追求更高利益或更高价值实现的拓荒者(如美国西部移民)。他们的生活水准如果突然之间降低到了一个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水平，安民，只能是一个美丽梦想!
然而，翻开所有的档案资料，所有的档案资料均表明，并没有谁真正忽视了移民的切身利益。
资料一：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报告中讲道：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
资料二：制定于1956年1月的《提纲》(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中指出：从水库区居民利益出发，主要考虑在迁移安置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水库区的原有水平并有逐步发展提高的远景。
资料三：制定于 1956年9月24日的陕西省政府移民工作计划中指出：必须本着保证移民生活一般不低于原来水平的原则。
......
这些良好的愿望，却最终没有兑现成为事实。
移民大批迁移的1958、1959年，正值极左思潮高潮的大跃进时期，移民经费的补偿标准几经变动，愈变愈低。写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一份移民工作报告中称：由于全面深入的、从上而下的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浪费现象，使移民工作出现了全面跃进的局面，移民各项财产的补偿指标大大降低，拆房1736．5间，每间拆除费比五七年降低59．8％；迁坟1627个，每墓补助费比五七年降低51．29％。
这个报告，是将此作为一个巨大成绩而载进史籍的。
由于补偿标准过低，移民在迁移时，只给了些许迁移和安家经费，土地国家既没有征用，也没有给补偿费，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祖祖辈辈辛勤抛洒汗水的肥田沃土，又没能及时得到必需的生产投入和生产补贴，遂陷入贫困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大跃进时代人们头昏脑热刮起浮夸的共产风、无视农民土地利益，终至埋下了陕西数十万计移民几十年贫困的祸根和贻害无穷的不幸种子，这枚苦果，是当时热衷于"放卫星"的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们始料未及的。
从1959年秋到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又有十五万多移民迁出库区；水库蓄水后，又将黄、渭、洛河沿岸回水影响区的近九万人后靠安置。至此，三门峡陕西省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县335米高程以下土地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成为"库区"；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另外，库区淹没区涉及山西省平陆、芮城、永济三县，涉及河南省灵宝、陕县两县，两省共移民十一万余人。其中。以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远迁既不成，移民安置便只有在陕西省境内消化。
陕西省尽管拥有土地面积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无奈南为秦巴山地，北为陕北高原，不是高山，便是黄土高坡，两地均因地理位置所限，经济发展远不及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陕南、陕北不好安置，只有就地安置在移民原属的渭南专区。渭南地区在失去了近百万亩良田后，又要承担如此巨大的移民任务，迫于条件所限，只好将绝大多数移民安置在其十一个县的沿山旱塬沟壑区及远不及库区条件的土地贫瘠地区。
迁移的时候，再没有了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的景象，在人们的沉默中，一辆辆车驶离了这片土地......
1959年，蒲城县和澄城县接纳了近七万移民，绝大多数安置在了沿山沟壑、旱塬、卤泊滩地区。在这片大自然的仁慈对人类显得特别薄情和吝啬的地方，在自然伟力漫不经心堆积起来的黄土高原山山峁峁沟沟岔岔里，稍微像样一点的地方，原有居民已经占据，命运安排给移民的，是穷山恶水中的穷山恶水，困苦备尝中的困苦备尝。

候鸟般在库区栖息了一年的义和村人"对口"到了富平县。群居的规模到了此时被打散了，富平县北山里的旱塬上，一个村庄安置一户义和村人，八十七个先遣队员的家安置在了八十七个村落，在渭北高原拉开一条南北三十里的"散兵线"。赵孟才一家三口住进了两个土窑里，他提着水桶第一次去打北山旱塬上的水，从井口往下望，黑咕隆咚井深数丈，却望不见渴念中的明镜般的井中水，三百多米打不出来一桶水，赵孟才失魂落魄跌坐在了井沿上。
陈向荣一家安置到了蒲城县永丰公社，也是旱塬，也住窑洞，880马力的水泵伸探进井里，只抽七分钟，没水了。生产队给一家人分了二百斤毛粮，包括红薯、谷子，勉勉强强吃四个月，"半年糠菜粮"--复转军人陈向荣如此描述说。
流落到新疆库尔勒一带的王景仁在听到姐姐告知允许他们返陕的福音后，结束了逃犯似的流浪生活，回到了陕西。他们在库区的老家临时搭了个庵棚，收了一季麦子。王景仁清楚地记得，阴历七八月，库区的玉米长起来了，政府又让迁往安区(安置区的简称)，"让你看‘点'的时候，烂棚棚同时拆掉了，没迁移前，全家一LI~-J『房，迁移到富平县，上来以后(塬上海拔三四千米，较关中平原犹如高山，所以在移民的语言中，"上来"特指到塬上)，五口人给盖了三间半房，和当地人比起来不如人家......"
--这是1963年夏、秋之季，从宁返陕的三万多移民的第四次安置。
朝邑县苍西乡苍西村村民迁移到了大荔县户家乡北寨村。原苍西村的人均土地虽然不足两亩，但地处井灌区，水车车出的水欢快地流淌在他们肥得流油的土地上，"那是一片渭河北岸的河滩地，种黄豆、黑豆、绿豆、花生、蓖麻，亩产小麦600多斤，皮棉150斤，一年两季收成，小麦收后，种玉米、谷子，1958年大丰收，麦子摊在场上一米多厚；住的呢，是土木结构的厦房......"曾经入朝作过战的北寨村支书张新堂略带忧郁地回忆着他们"昔日的好时光"，"可是到了这里，溜坡地，亩产皮棉才16斤左右，棉桃小得象筷子头一样......"
杨纯正，北寨村小学的教师，带着哲人般的沉思补充着他们村支书的话说：
"老村子人把这儿叫‘三不到'、‘狼窝'，怎么叫‘三不到'呢?粪上不到，水浇不到，人管不到。土质不好，土地不平，坑坑洼洼，来时一片荒草地，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镰刀无法割，用手拔......"
而对老苍西村村民来说，失去他们肥得流油的水浇地的悲哀后面，还有另一种悲哀。
陕西关中地区，曾经流传着一句广为人知的民谣：上了苍西坡，秀才比驴多。将秀才与毛驴相比固然不雅，但却隐喻着苍西村的一种古老的文明。该村是闻名遐迩的文化村，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重教育，村里识文断字的人比比皆是，而且，苍西村曾出过一个著名人物，曾在国民党时期任北大校长，共和国诞生后历任中日友协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张奚若就是苍西村人。然而，曾经著名的文化村时至今日已不复存在。移民开始的时候，1959年时年十二岁的张安堂的经历恐怕是一个典型，它能够说明一个文化村不幸殒落的沧桑史。
"当时我在苍西小学上五年级，上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移民迁移到安区。移民村五个村子的小学并在一起，上韦林小学，走十里路，背馍上学，宿舍住不下，人靠人睡，有的孩子挤得哭，老师说：‘能坐下就能睡下。'上了一个学期，移民继续移，又到西寨小学。上了不到一学期，家迁移到安区，上户家乡小学。这儿单科独进，教学质量远不及苍西，在苍西小学分数最低的，到这儿考90、100分。可是时间不长，苍西小学的上游生变成这里的中下游，而到了1961年，原在库区苍西小学的十五个小学生，搬安区以后就全都退学了。"
属于张安堂的，只有一个辉煌的小学时代。
在苍西小学，张安堂是学习委员，班上考试成绩的前一二名。几度迁移后，来到安区户家乡小学，只念了一学期书，家里经济发生困难，六年级小学生未毕业失学了，母亲给他一个小篮篮，十四岁的失学儿童步行数里回库区去拣拾野绿豆，这些野绿豆碾碎磨成面填进他空空的小肚腹。
张安堂失去了学堂，捡回了一条差点儿被饥饿夺去的生命。
生之法则，当然远高于求学问上学堂法则。
已经年近六十的张安堂老汉，内心深处却有着今生今世也化解不开的惆怅和失落。他喜爱语文，喜爱数学，"文艺呢?一都爱!"说到这里，老汉的眼睛里闪烁着憧憬，"我们苍西小学能演戏，演折子戏，我唱须生。那时我迷恋演戏，有一次连着十四个晚上看戏......"
他或许失落了一个文学家的前程，或许失落了一个数学家的前程，也或许失落了一个戏剧艺术家的前程......
好梦难圆。
难圆的或许是本该圆的梦。
苍西人不甘心殒落了文化村的美称，1964年，在刚刚度过了大饥荒的岁月，他们勒紧裤带，创办了北寨小学，开始时的学校，只是生产队的三间简朴旧房。然而，移民生活的贫困，使得苍西村子弟中，四十多个适龄儿童该上学而未上学，另有十六七名，勉勉强强读到小学四年级，又被迫辍学。
苍西村终究没有恢复它的昔日文明。
"秀才比驴多"，变成了对往昔苍西村的一个哀悼，一声叹息。
大荔县户家乡下吕村接纳了二十三户移民。这是一片重盐碱地，当地流传着一个民谣："冬秋白汪汪，夏秋水汪汪，只长咸蓬草，不长庄稼苗。"在这片似乎是上苍有意难为人们的土地上，移民们尽管大把大把抛洒着汗水，劳动的果实却显得十分可怜，粮食亩产全年不足200斤，皮棉不足20斤，劳动日值不到一毛，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家底已经过于瘠薄的移民到了这种地方，便从此捐弃了希望。翻身是没有指望的，一曲《翻身道情》，是他们再也唱不出来的歌。
村长孙春发是当地人，谈吐中，他毫不掩饰对移民的同情与怜悯，他叹息说：
"一队是移民队。尽管从1974年以后村里挑碱改良土壤，村里的老户基本从贫困中挣扎了出来，近几年生活状况好转盖起了新房。可是，移民队还是村上的穷队，二十三户移民有能力盖房的只有六七户，百分之八十的移民还住在原先迁上来时的简易房中......"
即使村长不做如此诚实的介绍，下吕村的"贫富悬殊"是来到这里的人们一眼便看得出来的。村里一砖到顶、质量较好的房，主人十有八九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老社员；半截土墙，墙中间豁开一个洞，连院门也没有，房子破破烂烂东歪西斜的，主人十分之十是移民。下吕村移民队的房子裸露着他们的贫穷，刺人眼目地昭示着他们的窘迫与寒碜。
经济上的落伍者，在村人的眼里，尊严便要打上折扣。
而对同村的另几户移民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尊严。
"李井坤，移民到这儿时是单干户，五十岁了还是条光棍，到他死欠了一千多元。过继了一个儿，两人的账合起来五千多元，儿子继承的是一问烂房、一大堆债务......"
"还有李双文，钻到黄陵山里讨了两年饭。"
"二十多户移民，只有一两户没欠债，最多的‘欠债万元户'有一户；欠8000～9000元的有五六户；其他欠5000～8000元。欠得最少的也有五六千元。"
村长孙春发列举了一长串令人心寒的数字。这些对移民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只恐怕这一代移民活着是还不清了，那么，他们的子孙会不会像那个老光棍李井坤过继的儿子，父辈留给他们的，是一大堆烂账?他们继承的，将是债务?是贫穷?......

第 三 章
失地与夺地
1．罕见的"圈地运动"。新的土地占有者
移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故土。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刻骨铭心地怀念着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一大片关中平原的肥田沃土。
然而，就在他们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过着困苦交加的窘迫生活的时候，他们原先生活的那一大片土地上陆陆续续开进了许多新居民。
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短暂的淹没后，陕西库区的土地又重新裸露了出来。新来者视它为"上帝的意外恩赐"，或胆怯，或理直气壮地占有了它；就仿佛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儿的土地既然"无主"，那么，谁耕种不是一样?
第一批到来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当黑油油的广袤土地裸露在他们眼前，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不可能不动心。他们来了，像是武工队或者游击队，赶着牲口，犁开这片土地，撒下麦种，收获的季节便理直气壮地割麦收秋。移民们匆匆迁走后，丢弃在荒芜土地上的砖瓦木料，成了他们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对这些库边队农民来说，拉上一车砖算一车砖，收上一季庄稼算一季庄稼，因为他们心里清清楚楚，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零零星星的、胆怯的，或者说鬼鬼祟祟的捡点便宜捞点好处。当然，如果可能的时候，比如说，地界恰好与移民的土地相毗连，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偷偷摸摸地向前推进，蚕吃桑叶般地蚕食一部分土地，此后便堂而皇之据为己有了。．这种秃鹫式的掠夺，规模并不很大。这片土地毕竟太辽阔了，他们的胃囊太小，只能"望洋兴叹"。
再来者，可不那么胆怯了。
毛泽东发出了"大办农业"的伟大号召，这就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类似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机关、学校、部队、厂矿企业、社会团体......纷纷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历史就这么恰恰给他们兴办农业提供了机遇，百万亩关中沃野的荒芜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一支支"垦荒队"进驻库区，大大小小的农场星罗棋布。据调查，在其最鼎盛时期，库区有五十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这209个新主人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他们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这片土地是共和国所有，那么国家的土地国有单位耕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他们的占有是理直气壮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衍变，一些小农场撤销，一些合并，最后形成三大农场：沙苑农场、朝邑农场、华阴农场。三大农场均国有性质，共占地三十多万亩。此外，还有机关、社队的78个小农场。
如此众多的地方上的大小农场，也并没有耕种完这么一片广袤土地。军队开始介入。
军队介入库区，开始是小规模的；真正大规模进驻，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部队"支左"。虽然史籍里从来没有人用"军事管制"这类语汇来概述"文革"中的这一事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支左"使得军队有了一柄"上方宝剑"，能够名正言顺地插手于地方政府。在此之前，军队与地方各自隶属于自己的序列，政府职能与军队职能水乳交融却互不干涉，然而此时，军队被赋予了一定的政府职能，它的典型产物就是"革命委员会"。各级委员会中，都有"军代表"，军代表们参与并决定着本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务。如此一来，军队与地方就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地方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本来作为军队大约是会疏漏过去的，但到了此时却尽收眼底。驻陕的地方部队、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各兵种、军事科研单位以及野战军部队，这时候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因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而虚置下来的土地。军队正处于低标准时期。他们希望用这片土地上收获的果实来补充给养，来改善官兵的生活，来增加部队的收益和增加军费。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耕种自己祖国的土地父母的土地似乎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他们也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军费开支取之于国库，国家的军队耕种国家的土地当然算是合情合理。于是��各种番号的部队一支支、一队队浩浩荡荡开进陕西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军区农场，兰州空军农场，一。三部队农场，兰州军区政治部农场......几十家部队农场星罗棋布。规模虽然不及先来者的地方国有农场，却也相当可观，军队也形成三大农场：兰州军区华阴农场和雨林农场，兰州空军大荔农场，共占地十六万多亩。另有四个靶场：兰州军区空军轰炸靶场、兵器工业部。五一靶场、国防科工委华阴试验场和朝邑试验场。除此之外，还有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特，据大荔县委书记回忆，"文革"中，大荔县政府瘫痪，以县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大荔县革命第一线指挥部"，当四面八方的部队伸手要库区土地(撤销的朝邑县也并入了大荔县)的时候，这位叫丁××的武装部长一一慨然应诺，开上辆吉普车，以车轱辘辗过的履痕算作地界。
但这件事，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年月里，应当说，根本不算什么。
1975年，兰州军区一位副军长驱车来到陕西三门峡库区，此行他办了一件事：当时农建六师在库区占了一大片土地，六师属部队序列，副军长来，让其让出一部分土地，这片土地就是现在的"雨林农场"，这件事的起因，是有关部门批准新成立的雨林农场在陕西合阳县一带的新民滩围垦，新民滩地处黄河滩盐碱地，自然不能令人满意，由是副军长稍稍动动唇舌，新民滩的盐碱地"掉包"成了原属大荔县雨林乡的上好肥田。(以后移民多少知道了点"内幕"，指责部队农场说："国家让你围垦屯荒，你跑到我这里来开垦?你就应该到国家的西伯利亚去农垦!""再说，你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要地干什么?")
据陕西省1984年一份调查报告中《关于库区土地的划拨手续问题》写道：
当时很多单位划拨使用库区土地时，有的是原省革委会个别领导圈定的；有的是部队首长召集军队有关单位和在地方"支左"的军队领导开会确定的；有的是用地单位和没有批准土地权的基层单位(如农场、潼关滩管会等)互相协商转让的；还有的是单方面划定的地界(如第三十一基地华阴靶场)；有的是借用的。而且少借多占(如兰空农场等)......
占地的方式，确实有点五花八门。
陕西省的百万亩土地(其中七十五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如此发生了利益转移。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吞没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几十万农民至此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2．风起萧墙。二十年后往事重提。
准备"坐官司"的移民返库"司令"
移民从迁出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刻能够忘记他们弃离了的家园。而且，只要有记忆，记忆中就永远有一片黑油油绿森森的土地；只要有语言，他们的语汇中，就永远有"当我们在库区的时候"这样充满怀旧之情的话语。当初他们迁移，是为响应政府"迁一家，保万家"的号召，是为保护黄河下游百姓免遭洪水泛滥涂炭，为修水库，为国家民族大利大义，他们宁肯舍弃那么牵心的家园，甚至于宁肯在高原沟壑区那狼窝地区那几百米深也打不到水的地方困苦煎熬忍饥挨饿......可是，突然之间，仿佛平地里刮起了一股飓风，移民眼睁睁看着，许许多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那一片土地，新来者们划了地界，竖了界碑地桩，搬木运料，大兴土木，一片片红砖瓦房，一幢幢青砖楼房平地而起。架设电线，修整道路，大有长期定居下去的态势。移民们大为震惊。咋的，库不修了?乖乖，政府说支援三门峡把我们迁走了，原来是欺哄人，把我们哄走，让城里人和部队在这里办农场?--关于水库的淤积关于回水末端威胁古城西安关于水库运用方针的被迫改变以及库容量的缩小达不到最初设计水平等等诸如此类复杂的科学问题他们一概不知。农民肯认死理，在他们简单的逻辑推理中，他们认定既然他们的土地没有被淹没既然这一片当初说是要走船航运捕捞打鱼的汪洋水库现在仍然是一片陆地，那么也就是说三门峡水库国家不修了：既然不修，就该让他们重返家园！当那股占地浪潮愈演愈烈的时候，移民们也再不愿意坐视，于是，他们行动了。
--由此便开始了历时三十多年、使国家蒙受损失地方政府备受其害移民耗尽资财大伤元气的悲剧性事件：返库风波。
最早的一场风波，发生在1964年。
成群结队的移民返回库区，"我们吃不饱，我们也要种地!"话说得很硬，可是，面对国有农场、部队农场这些头衔大得吓人他们根本无力抗衡的大单位，他们毕竟从内。‘深处感到惧怕和胆怯。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在农场的空闲地带搭上个草棚，埋锅造饭，偷割抢割；你来我躲，你走我割。库区的树林里，库边队的亲戚熟人家里，成了他们开展游击战的"青纱帐"。农场不堪骚扰之苦，求助于地方政府，政府派人解劝，移民不听：
"说是修水库，不让我们种地，那你修洋楼呢?叫你国有农场、部队农场种地!"
理不服，说也无用。移民继续偷割抢割，看看政府、农场对他们无奈，胆儿大了起来，到了夏收秋种，他们也扶犁耕地，堂堂皇皇撒了种子，准备收获丰硕的庄稼......这场风波的最后结局，是公安机关逮捕了移民头头王志义等四人。这是有资料记载的最早一次政府动用专政手段"弹压"移民返库。事态自然平息。移民们作鸟兽散。王志义等人被戴上手铐的瞬问，移民惊得目瞪口呆，在那一刻，他们明白了什么叫政府，什么叫专政。
移民们被震慑住了，平平静静度过了中国历史上那段非常时期。其间小有骚动，动荡不大。这多少有点奇怪，乱世之中，这片不安宁的、潜伏着一触即发危机的土地反而相安无事。但是，风暴在酝酿着。暴风骤雨的前夜，总是格外宁静。大自然如此，人类的大事变也如此。
十几年后。
1979年秋，蒲城县马湖大队果园。
这天，原朝邑县沙苑滩五十多岁的移民王福义正在看守果园，来了几个澄城县移民找他，澄城人说："我们打算闹返库，你们闹不闹?"随同跟来的蒲城移民看着王福义。王福义一拍大腿："闹!人家都闹这事，咱为啥不闹?"
--时年七十三岁的王福义老汉回忆了移民"重起战火"的始端。这似乎是风暴的源头。可是，起因呢?--既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从他们迁移上来的1959年算起)，既然库区土地被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既然他们在安区已经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什么原因，又是怎样一个契机使他们萌发了要返回库区、要回他们土地的念头?
假如人们不会忘记的话，人们应当记得，1979年前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变，"四人帮"倒台，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关于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的恢复，华国锋引退，邓小平重新出来掌舵......在这一系列大事变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复出，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更迭，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而与移民息息相关、并震动他们的，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和民主风气的勃兴。前者，引发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家庭经济承包责任制，土地由集体耕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富裕不再是一种罪恶。富裕、奔小康、过美满日子，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利益。别人富裕了，自己却还在饥馑贫困中挣扎，移民们感到心理特别不平衡。当分给他们的责任田特别贫瘠，当他们辛苦一年却仍然温饱不济，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怀念他们失去的那片沃土。至于后者，民主风气的勃兴，则给了他们争取自身利益的勇气。他们不甘心他们的利益长期受到漠视，不甘心贫穷和受苦受难。他们要争取对土地的权利。
王福义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参与的这件事情的艰难和风险。他当过小学教师，在农民中，算是肚里有墨水的人，在最初酝酿这场风暴时，他对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做过深思熟虑的思考。不，这种思考或许延绵于他生命中的整个中年时期，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用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苦苦思索着他的命运，移民的命运，他在用整个灵魂、整个生命去思考这个问题。
1959年秋，三十八岁的王福义带着一家老小从朝邑县沙苑滩迁移到了渭北高原的蒲城县马湖大队。命运对他极其刻薄，他落脚生根的马湖，尽管有一个美丽的字眼"湖"，却是一个令秦地农民谈虎色变的地方。陕西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龙山马湖，渴死寡妇。"民谣一言以蔽之概括了这个有着"湖"字的地方恰恰是陕西远近闻名的最缺水的地方，这里十年九旱，水源极其匮乏，井深一百多米也打不出一桶即便是粘稠的黄水。要买水，得越过县界，到毗邻的白水县去买，往返二十多里；要挑水，得到最近的一条河流洛河去挑，往返还是二十多里。二十多里翻坡越沟买回来或挑回来的水，那是比金子还珍贵，它是活命的水，人饮尚不够，土地的干渴就更可想而知了。"渴死寡妇"，为什么偏偏渴死寡妇呢?因为寡妇没有男人去为她买水或挑水。王福义当年是个青壮男子，当然不会被渴死，可是，往事历历，老汉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大滴大滴的眼泪淌满他沟壑纵横的脸颊。

王福义在对他的命运进行深思后，得出的结论是：
"实质问题不是移民种了农场的地，而是国有并吞了集体所有制。"
这就是一个农民对发生在中国60年代初叶到70年代末叶关中东部几十万农民丧失百万亩土地这一事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哲理思考。
王福义后来成为"移民头头"之一，就库区和安区来说，他分别是沙苑滩和蒲城县的移民头头。另外几个头头流传下来姓名的，有朝邑滩的陈文山、苗福群，华阴滩的刘怀荣。这几个人，在移民中是一呼百应的首领，分别统领着库区三大滩地：沙苑、朝邑、华阴滩的移民。
王福义洞达他的命运。那天在果园里，他扫视着瞪眼望着他的澄城来人和蒲城乡党，说出一句沉甸甸的话：
"大家想好，准备‘坐官司'。"
"坐官司"，即打官司。
当天晚上，在王福义的家里，召开了第一次蒲城移民会议。作为主人和主持人，王福义对着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开宗明义道：
"你们想好，这个事(指闹返库)也可能劳而无功，也可能有人戴绳(指被拘捕)，也可能犯错误。小人犯上。你和国家闹事，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结果。愿闹你闹，不闹退出。"
王福义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大家晓以利害。
会场上静悄悄的，只有人们粗重的鼻息和抽烟的滋滋声。他们仿佛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仿佛在决定着一个重大事件，这一刻，最起码对这些移民来说，是重要的和沉重的；尽管它并不伟大，甚至，将来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会被历史和人们所唾弃......
八十多个移民，八十多个与会者，没有一个人退出。
他们面临的几乎是生生死死的问题。蒲城县移民几乎全部安置在该县的三个区域：北部沿山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塬氟水区。直到70年代末，这里的劳动日值只有八分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留在这里，只能世代贫困；闹返库，吉凶难卜......相比之下，他们宁肯选择后者，风险总比坐以待毙强些。
他们写了份诉状，贴上邮票，寄给了政府有关部门，事后一点回音也没有。
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到省府，只见到省民政厅的一个一般干部，这位干部很惊讶地反问代表：
"移民还有个啥事?都几十年了!"
代表和干部大吵了一架，回来了。
两次"劳而无功"后，王福义决定串连澄城移民。他串连到了澄城县，澄城与他接头的移民代表穷困潦倒得令他吃惊，四十多岁的汉子，身上衣服窟窟窿窿，"穿得比我还烂。"王福义觉得自己活得已经不像人样了，这位澄城移民代表活得更不像人样。双方当即商量好返库时间地点诸般事宜。之后，两路人马汇合一起又继续串连其他各县......
3．一场恶战，移民受挫。"金沙滩"回来的残兵败将
1981年春，经过周密部署的大规模返库拉开了序幕。渭北五县(蒲城、澄城、合阳、富平、白水)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吆着牛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下了塬，从百里、二百多里的安区开往库区。他们成立了"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红绿纸的横幅、小旗上写着标语"打回老家去!""我们要吃饭!"......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场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的返库行动。参加的移民绝大多数属于原朝邑农民，在这春播的日子，他们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园：朝邑滩和沙苑滩，在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耕地撒种，抢种沙苑农
场和朝邑农场四千多亩土地。他们撒下种子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也撒下了重返家园的希望；他们相信种田人都会恪守一个古老的习俗：谁播种，谁收获；他们祈愿着，当这年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他们将从这片"给狗都要寻媳妇"的宝滩--黄河滩(即朝邑滩)和井水灌区的沙苑滩上收获累累果实。他们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村址、家址上搭起了庵棚，形成一片片简陋的移民村落。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民仗着人多势众，以闪电般的突袭，在农场职工猝不及防的时候抢占了，农场仓库、拖拉机房，甚至办公室......他们栖身下来，打算与国有农场抗衡，夺回他们的土地。
蒲城移民返库"司令"王福义带领一千余蒲城人及安置在白水、富平的原朝邑居民开进了沙苑农场五连地界。王福义回到了他想了二十多年的老家：朝邑县韦林乡望仙观村。望仙观村的村址如今是沙苑农场五连的养猪场。王福义住进"8号猪圈"。
农场突遭袭击。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农场紧急战斗动员，很快组织起五六十个棒小伙的护场队。王福义闻讯也进行了紧急战略部署：老婆老汉上前，小伙子退后。其所以让没有战斗力的老婆老汉做第一梯队冲锋陷阵，王福义的初衷是仍然不愿与农场职工发生血的冲突，他想出自人类善良的本能，彪壮的农工小伙儿总不至于同老婆老汉们抡胳膊动拳吧?尽管如此，双方仍剑拔弩张。这中间发生了一些摩擦事件，它最终导致了流血。
在同一块地界上，双方难免相遇，农工肚子里墨水多，见了移民，叽哩哇啦一句，移民听不懂，请教了学问高深的人，"翻译"过来是：你是我的儿子(对男人)，你是我的妻子(对女人)。"翻译"得是不是准确已经无可考证，但移民相信他们受到了侮辱，王福义在许多年以后对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用他的话来说："农工欺负移民，用洋话骂我们。"另一件摩擦发生在水井上。农工要吃水，移民也要吃水，双方在水井前遭遇，有青年妇女痛哭流涕地跑来报告"王司令",说农工侮辱妇女。据女人说，侮辱的方式是脱裤子。王福义和众移民怒不可遏了，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吃米不忘种谷人，你农工用的水井，还是我们移民的旧井，‘主人'来了打水，还受欺负?!"
火药味越来越浓。
感觉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农场职工采取了突然行动。 7月10日这天晚上，沙苑农场职工奇袭了移民部落。移民事先没有准备。农场八十名敢死队员，光着膀子，手持棍棒、铁叉、铁锨，在前面两辆带着巨大铁铲的推土机开路下，打着探照灯，牵着狼狗，冲向移民驻地，见人铲人，见庵铲庵。见树铲树，推土机所到之处，一片狼藉。移民们被迫仓促应战，操起铁锨棍棒哇哇啦啦吼叫着，与农场职工展开了一场混战。火并中，狼狗嚎叫着，探照灯晃着，推土机横冲直撞，在这些"现代化武器"面前，移民终于寡不敌众，败退下来，四处逃散。庵棚里，来不及带的盆盆罐罐、家具农具，均遭洗劫，摔破砸烂。最后，在推土机推倒碾过的庵棚废墟上，农工们浇上预先带的汽油，放火点燃。
移民且战且逃，被乘胜追击的农工用木棒铁棍追着打着赶着跑了，溃逃中，他们回望一眼留居了从春到夏的简陋的移民村落，那里，已经变成红彤彤的一片了。
"司令"王福义也落荒而逃，农工已经在各个岔路要道布满岗哨。走到一个路口，他压低草帽帽沿，本想蒙混过关。不料，对方几个彪壮小伙手持铁棍拦住了他："你是不是移民代表?"
王福义心想，糟了，人家拦路逮的就是他!那一刻他突然血往上涌，觉得是条好汉就应该立不改名坐不更姓。猛然间，他以电影里好汉般的威风瞪着眼睛大吼了一声：
"是的，我是蒲城的移民代表!"
对方大叫："扣住!扣住!"
王福义猛地一脚，踩着横在他面前的铁棍，露出一副要拼命的凶相，农工倒被他吓住了，闪开身，为他放行。
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移民陆陆续续逃到了库边队马坊村，情形极为凄惨，头破血流的移民横七竖八躺倒一片，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躺在草堆上唉声叹气，呻吟叫唤。他们想到西安去找政府告状，可是，没钱没粮，没车没马，又如何个告法?他们感到山穷水尽了，垂头丧气。一个叫王洪义的青年农民突然放声大哭，哭着，捶胸顿足道：
"我才二三十岁，以后叫我咋活人?"
他忧心的是，这一下与政府作上对了，他的人生从此就不再清白。世世代代以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从心底里惧怕着政府，从本性上更愿做良民，没有非常原因他们绝对没有勇气揭竿而起，不是特殊的困厄他们绝不敢"小民暴动"，真正恶向胆边生的暴民在他们中间毕竟为数极少。
王福义这时也相当懊丧。这次返库事件开始不久，渭南地委专员、大荔县委书记等地县领导便积极着手平息事态。移民总指挥部内部却发生了分歧，澄城县代表一口回绝："不接见!专员、书记都不接见!上级解决不了问题。"
王福义倾向于"接见"，建议选出代表"谈判"。可是连本县移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是向政府妥协。"司令"到返库移民点，甚至连饭也吃不上，王福义无奈，对着包围他的移民提了个问题："移民这事情，你就是回去，返回库区，要不要共产党?要不要政府?共产党和政府不解决，谁来给咱移民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王福义环顾溃不成军的部卒，问道：
"咋办呢?--回!"
"那就回......"移民们稀稀拉拉地答应。
不回也不行了。一则挨了打元气大伤，二则庵棚被烧、东西被砸、没有了回去的窝及吃饭种地的家伙，三则农场职工虎视眈眈盯着他们。他们到了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地步，只有打道回府了。
与此同时，流血事件惊动了政府。地区迅速召集渭北五县的县、局领导及公安人员奔赴出事地点，一方面举办"坏头头学习班"--将大大小小三四十个移民头头隔离起来办学习班；一方面动员五六十辆卡车到库区拉移民。任务非常明确，县包县，乡包乡，村包村；是谁的人谁往回送，送不走，强拉硬拽也得送。
大势所趋，只能回去了。当拉着移民的大卡车经过大荔县城时，大荔县满城空巷，人们瞪着眼睛观看车上挂了彩的"英雄们"。情形像刚刚发生了一场边境武装冲突，移民们鼻子嘴乌青着，头上身上淌着血，胳膊腿上裹着绷带......街道两旁围观群众咂嘴伸舌：
"哎哟哟，这就像金沙滩回来的人!"
--金沙滩的典故来自戏剧《杨家将》。杨家七郎八虎闷幽州，金沙滩一仗，一、二、三郎战死沙场，四郎、八郎被浮，只回来了五、六、七郎。
这次冲突，移民受挫，轻伤员不计，重彩号五人。
吃了亏的移民于次日组织了反攻，蒲城、白水等县二三百名青壮移民手持镢头、铁叉、棍棒，气势汹汹向库区卷来，要"血洗沙苑农场"，要"捉拿凶手，讨还血债"。地县政府闻讯大惊，紧急堵截，双方在洛河上的铁索浮桥上遭遇，移民被阻挡了回去。后农场赔偿移民五万余元损失费，如此，这场历时三个月，造成流血事件的移民返库事件总算平息。
4．祖宗遗骨，清明返里祭祖。"四大司令"传略
王福义他们回到了那个"渴死寡妇"的地方。
风暴却还没有平息。
无论是怯懦的还是勇敢的、鲁莽的还是颇富心计的、轻率的还是深思熟虑的，不论何种情形，他们毕竟迈出了这一步；迈出这一步，即意味着他们脱离了农家人恪守的"乐天知命"的旧有轨道，闯下了"犯上作乱 "的弥天大祸。然而，他们却硬着头皮还是要往下走，且越来越多的移民卷进这场风波，走进他们根本无法预卜吉凶的暴风雨中。
紧接着，次年，1982年，清明节。
这次风暴的源头首先从渭北平原灌区刮起。安置在这一区域的移民大多数是原华阴滩居民，他们的困难与沿山沟壑旱塬区的移民不同，他们不是苦于无水，而是苦于水苦不能吃。有五万多移民被安置在渭南、蒲城、大荔境内的几大片卤泊滩和盐碱洼地带。他们怀念他们在库区的甜水。
领导华阴滩移民的返库"司令"叫刘怀荣，那年，六十出头的"刘司令"深谙移民心理，深知移民对埋葬在库区的祖先遗骨有着不能忘怀的深情，选择清明返库，更容易勾起移民怀旧恋祖之情。这种"师出有名"的计谋果然奏效，数乡移民云集响应。到了这天，声势浩大的移民队伍穿城而过，在渭南市街上游行一圈，上百辆手扶拖拉机上，移民打着红旗，扯着白纸黑字横幅标语："清明返里祭祖"。刘怀荣"司令"一身皂衣，鼻梁上架副墨镜，肃穆地站在最前边一辆拖拉机开道车上，情形如同阅兵式。随后，在华阴滩举行了公祭仪式。刘怀荣站在临时搭起的简易主席台上，对着数干听众，发表了悼亡辞，泪流满面的"刘司令"大声向移民发问，众移民泪流满面一问千应：
"挖我祖坟，占我土地，盗我珠宝，移民兄弟们，你们能答应吗?"
"不能!"
接着，手臂如林呼起口号：
"不忘移民苦，返回老家园!"
"宁做库区鬼，不做安区人!"
......
当这一幕发生的时候，地区一位专员目睹了这幕情景，对刘怀荣的煽动能力，专员也不能不叹服。以后当刘怀荣散布出"华阴农场把我们祖先人的坟都刨了，把骨头当做牛骨头狗骨头作了化肥"这样更具煽动性的谣言时，专员怒不可遏了，他引用了一句歇后语，当然也算粗话，骂了刘怀荣一句："你这叫疥肚子(即癞蛤蟆)跳门槛--蹲尻子伤脸!"陕西省政府也在一份红头文件中，公开点名批评了刘怀荣。
专员怒是怒，骂是骂，1982年春这次返库，却比以往更难对付。刘怀荣率众下来的时候，即做了充分准备，携带着口粮、灶具、籽种、农具，所谓"来者不善"，来的时候就摆下不走的架势。这部分人马驻扎在了华阴滩。
王福义带领着蒲城人马也再度下山，渭北五县人马会合后，数千移民开进部队雨林农场场部，占据农场五六十间窑洞，自己又建了一百多间窑。移民住在部队农场，吃在部队农场，捡拾农场麦子，抢收抢种农场土地。军队与移民的关系遂趋紧张。
事态的发展，惊动了省府。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前来"安抚"，传达了省政府指示："库不能返，地不能种，种了无效。"移民态度强硬，针锋相对道："返库有理，种地有权"，"库失修，民必返。"政府与移民遂成僵局。
这个时候，华阴滩、沙苑滩、朝邑滩，三大滩地移民返库已形成相当规模。除华阴滩刘怀荣、沙苑滩王福义以外，朝邑滩两大"司令"苗福群和陈文山也粉墨登场。
关于"苗司令"，直到他死后很长时间，干部提起来还直摇头叹息，说这老头，太难讲道理。这是个祖籍河南的瘦高老头，又倔又犟，态度十分强硬，丝毫不愿与政府合作，他率领的民众，基本上是原朝邑县平民乡移民。平民乡人有着太多太强烈的今昔对比，返库情绪本来就十分强烈，遇到这样一位"司令"，这些当年逃荒要饭到黄河滩来的山东、河南人就更加显出一副不要命的拼死拼活劲儿。政府派工作组来说服动员移民回去，还没有接近苗福群的"司令部"，苗司令就带人先包抄了工作组，那些老头老婆们把车轱辘一抱，朝车下面一躺，又哭又闹，哭声里掺杂着怨怒，指责政府来人："你吃了人民的熟的，拿了人民的生的，你给人民干啥事?"......

苗福群为闹返库三进三出公安局，却至死也不曾翻悔过。
陈文山是另一种类型的"返库司令"。一天，地区移民干部(后任渭南地区移民办主任)程远与陈文山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老陈，你在安区日子过得还可以，你闹返库还咋呢?"
陈文山眼圈红了，表情极为复杂：
"当初把移民往上带是我带的，安置也是我安置的。那时向移民宣传，到了安区，政府为你们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上去以后情况不是这样，群众埋怨多年......"
迁移之初，陈文山是人民公社初级社主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领本乡父老迁移到澄城县冯原乡。冯原乡地处沿山沟壑区，粮食亩产仅六七十斤(苗福群所在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粮食亩产仅有五十多斤)，移民生活极其困苦。就在这次返库前不久，冯原乡发生了一幕惨剧，一户移民，女人不幸患严重心脏病，每年看病吃药要花去几千元，家产荡尽，到后来丈夫连举贷的能力都没有了，女人不忍拖累全家，吃老鼠药自杀，撇下丈夫和两个年仅七八岁的女儿......陈文山无法用语言安慰这位中年丧妻的丈夫，面对周围他当年带上去的移民艰难求生的状况，他感到深深的负疚。正是这种负疚感，促使他做出了返库的举动；他觉得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向父老乡亲们赎自己的罪行--假如他有罪的话--否则，他将感到良心不能安宁......
四大返库"司令"在蒲城县新民村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的还有大大小小各路"诸侯"。这次会议，尽管由于"政见"不同(即与政府合作与否)不欢而散，但它却标志着移民从分到合，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这次返库，政府一再劝说动员毫不奏效，只好采取"弹压"。凡有移民参加返库的各县，从县委书记到乡、村干部全都开赴库区，各拉各的人。许多移民死活不愿走，地、县干部磨破嘴唇软硬兼施简直一筹莫展。乡、村干部上去不愿多费口舌，骂骂咧咧道："走!回!你到这儿干啥呢--你回不回?政府都让你回呀么，你不回还干啥呢?"说着，扇一个耳光。这种生冷硬倔的办法倒奏效，"不怕县官，只怕现管"的移民被骂着赶着驱上了车。
对付苗福群是采取了类似"打擂台"的方式，大荔县公安局局长亲自"请驾"。
"老苗，你今要敢说不上车，牛就颠倒走!"局长赌咒发誓。
苗福群把胸脯拍得"嘭嘭"响，像长在地上一样，寸步不挪。对峙良久，最后上去几个公安人员抬胳膊搬腿硬把"苗司令"抬进了为他准备的专车。
5．"政府军"与"移民军"的对垒。"农工军"倒戈形势骤变
事态仍在发展。
"交战"双方都在窥视着对方，也在积极研究着谋略。"政府军"方面研究出了三套对付移民返库的办法：一日"说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礼后兵；二日"掐头"，所谓擒贼先擒王。扰乱社会治安、毁坏青苗、砍伐树木......这些都是返库移民必然要犯下的"劣迹"，那么，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罚款或拘留几天也就顺理成章。苗福群的三次所谓"逮捕"，就是这种不得已的"掐头头"。三日"硬端"，即所谓大兵压境，各县来人来车，把移民点一包围，"你走!"四人抬一个，往车上一扔，拉上送回去。这是最迫不得已的办法之办法。假如来一千移民，就得来四千干部，一万移民，就得四万干部，先不说车辆和来的这么多人的食宿问题，即使地、县工作全部瘫痪不办公不搞生产，这么多"兵源"从哪里去找?......
移民也在开动脑筋，研究对策。
王福义在那次"金沙滩"失利后，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就已经悟道："(失败的原因是)没目标，见谁碰谁，不知道谁是团结对象。"在"清明祭祖返里"行动失败后，他又悟道："硬弄不行，得上告，把问题反映到上边。"......
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行动在1984年春拉开了序幕。这次返库，从这年秋季直到次年四月中旬，其组织之严密，谋略之高，就连政府官员也不得不叹服。在陕西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今年，移民也总结了过去多年返库后被政府强制
返回的所谓教训，采取了许多对付政府的办法，组织比
过去更严密，返库态度更坚决。
......
返库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乡乡动员，县县动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片分地区召开"移民返库动员大会"。到了返库的日子，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安置区里，多留下老婆老汉小娃娃们看家守户，男女青壮年浩浩荡荡奔赴预先划分的库区移民点。"首领"们已经开启中军帐静候各自部卒的到来。苗福群的"司令部"设在所谓"四面窑"的地方，"秘书"聂小二为他起草文书，发布公告，另有六十多名骑自行车的"通讯员"穿梭往返于县城地区省上，打探消息，通风报信。陈文山在朝邑滩一连建立了自己的营区，几个农民"秀才"为他鞍前马后效力充当军师同时兼任勤务兵角色。王福义又带领着"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白水龙山人马驻扎在了沙苑滩上。他拥有六人"联络小组"和近百人的"基干民兵"队伍，前者分片跑联络，后者担负着移民聚居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刘怀荣的帐前竖起了"华阴滩移民返库总部"的大旗，除"刘司令"本人外，下设十大常委，"常委"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他的"卫戍部队"也更为强悍人多势众，组织起严密的防范保护网。
"四大司令"统辖着众多的移民小"部落"。
这一次，他们就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农场房屋，而是规划街道，划分庄基地，打井垒墙，建造房屋，分田到户，繁繁忙忙地建设起"移民新秩序"。
一直处于紧张戒备状态的地县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如临大敌一般调兵遣将。渭南地委书记、专员亲自坐镇督战，地区九个县市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前去参战；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各乡书记、乡长分别带领人马、车辆奔赴出事地点，仅蒲城县就动员了一百四十余辆车。车辆人员全部拥人大荔县城，一时间人满为患，大荔县的烧饼、馍被饥饿的干部们抢购一空。这即所谓"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按照部署，万一动员不回去，按2：1(达不到4：1)的比例，两个干部对付一个移民，就是劫持也要让其回去。
空前的"消耗战"就此拉开了战幕。
移民早有准备。
地委副专员乘着吉普车到华阴滩，车行不远看见一个农民站着，好端端地突然一圪蹴(蹲下)；再离不远，相隔几十米，又一个人站着，再一圪蹴，如此这般，倒下的麦捆般，不声不响一捆一捆有秩有序地"躺倒"。刘副专员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心里明白这是移民用这种中外战史上都没有见过的信息传递方式将消息传了过去。果真，快要接近移民聚居区，突然就冒出了一大群所谓"死老汉病娃"，老老少少，一哄而上，抱车轱辘的，抱干部腿的，又哭又闹，撕撕拽拽，让你哭笑不得，动弹不成。干部早进行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政策教育，看着专员被困，竟完全"爱莫能助"。性躁的干部稍稍动动胳膊腿，老汉老婆就顺势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装死装病。好不容易过了软磨硬缠这一关，弃车而行的专员及随员们，突然又被一大群彪壮小伙子挡住。这是所谓的"护卫队"，二三十人，人人手里提根粗棍大棒。一般干部走到这里如果不想酿成械斗和流血事件，只能打道回府。专员来了，"护卫队"稍稍客气点，扣下所有随员，只允许一人陪同专员前往。快到土洛坊点，刘怀荣"司令部"所在地，一群"亲兵"又挡住去路，陪同人高喊：
"我们要见老刘，这是专员!"
对方道：
"不行，我们刘司令说，大小官员一律不接见!"
专员看看陪同干部，无奈地苦笑。事情有点颠倒，自古以来百姓拜见官员得千恳万请，"拜谒"这个词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现在倒好，专员要见他属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却说"不接见"?遭此奇耻大辱的专员只能默默离去。
这是专员的遭遇，统辖着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几百万人口的"州官"的遭遇。
渭南县委书记似乎稍稍幸运一点，他治下的移民聚居在华阴农场拖拉机站一隅，县委书记在接近这部分移民首领指挥部所在地拖拉机库房跟前时，同样被手持棍棒的"卫兵"们挡驾。县委书记为完成动员本县移民离开库区的重大政治任务，相当屈尊地双手合掌作揖道：
"移民群众们，我看你们来了。"
众小伙儿不让步。一个老汉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小伙儿们道：
"人家县委书记来了么，还不让给群众讲讲话?"
老汉硬把青年人推到一边，保着驾，县委书记这才得以进到机房里，"晋见"到这片占领区的移民小首领。
"强硬派"首领苗福群更让官员头疼。这天，刘家洼乡党委书记前往苗福群"司令部"四面窑(有四间窑洞)劝降，一路颇多阻挠。与刘怀荣一样，苗福群的信息传递方式采用的是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树"，每相隔几十米，一棵树干放倒，消息就传递了过去。快要接近"四面窑"。乡书记被一群手持棍棒的本乡移民包围住，乡书记自恃是他们的"现管"，勃然大怒，骂了一句："不要给脸不要！往回走!"
没想到，平常见了书记唯唯诺诺恭敬不迭的乡民们这时仿佛吃了豹子胆，怒吼一句："政府欺负我移民呢?你敢骂人!"拥上前来就要动手打书记。
书记一看犯了众怒，吓得慌忙钻进车里，车还不及发动，这辆四门六座的客货两用车就被几十个小伙抬起来。如同坐花轿一般，乡书记被连车带人抬着晃晃悠悠晕晕乎乎抬到了四面窑。抬头看去，苗福群所住的庵棚上面，红旗招展，棚屋门前贴着大红对联。横联：千辛万苦；上联：为移民返库区安居家园；下联：走北京上西安又到渭南。来不及多想，乡书记被"押解"进帐。只见苗司令迎面盘腿端坐，背后的一幅墨宝是"茅庐生辉"......这阵势，这气派，直令作为"苗司令"父母官的乡党委书记倒抽一口冷气。
"老苗，你这样跟政府作对下去怎么办?不如回去。有问题让政府解决嘛!"乡书记鼓起勇气，劝道。
苗福群冷冷一笑：
"我这次来，就不准备回去。要回，抬棺材来!--我是要地不要命!来，就准备破釜沉舟!......"
说完，苗司令不耐烦地皱皱眉，一挥手，乡书记被几个小伙拉胳膊扯腿地轰了出去。
--连接近"司令们"都如此困难，"掐头头"一举遂无法实施。
慑于移民人多势众，这回农场职工也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进入移民占领区。这期间移民和农工没有发生大的摩擦，移民和农工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用后来干部们的话说就是："农场职工开始和移民穿一条裤子，狼狈为奸。"农工和移民经过几年拉锯战突然醒悟道原来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接照农工的推理，移民只要求土地，如果农场把土地归还给移民，那么，农工就无地可种；无地可种的结局自然是返城安排。如此，农工和移民开始串通一气，农工甚至暗中为移民提供方便，主动让出地盘，让出住宿的地方。而移民也尽量避免和农工冲突，双方遂和睦相处。
农工与移民由战而和，使形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1985年春，移民返库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据当年的目击者描述，移民临时村落遍布库区，如水如潮般的移民布满库区角角落落，在这种情势下，数千农工开了百余辆卡车、拖拉机，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进城"的标语口号，浩浩荡荡，拥入西安，到省政府门前游行示威。造反的农工进了攻府大院，肆无忌惮地见饭就吃，见房就住，搅得机关干部办不成公，搅得省府各首脑机关工作瘫痪。农工的无法无大，加剧了事态的恶化。
其时，陕西省三门峡水库移民问题不仅早已惊动省府，而且惊动了中央。无论陕西省政府还是国务院，均认为"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然而，人有尊严，政府也有尊严；要挟之下让人屈服，人会感到屈辱，要挟之下让政府解决问题，政府也会感到屈辱。对陕西省政府来说，当时就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情境，既要为移民解决问题，又不能显出被迫之势--如何尊严而体面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便成为那一届省府领导人面临的严峻局面。
渭南地区行署责无旁贷地必须做解决这次事端的排头兵。为替省府分忧，也为解省府乃至中央之困厄，行署领导人向省政府立了军令状，保证夏收前把返库移民全部动员回去，否则自愧汗颜，摘了乌纱帽去!......
形势骤然紧张。
后来被证明卓有成效的"农机学校会议"是在一种非常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得不寻常，召集起与会人员的手段更不寻常。问题主要在于政府与"头头们"根本连谋面的可能都没有。头头们全都神出鬼没的隐蔽了起来，下"请帖"或下"战表"都极端困难。据蒲城县移民返库司令王福义回忆：
"那天晚上，我住马坊村(库边队)，马坊唱戏，睡人家屋里睡不着，折腾到半夜三更，库区来了个娃(即青年移民)，说：‘王司令，你不要回库区，政府到处找你。你就呆在这儿，我请半个月假专门为你服务。'娃带来五六十斤面打算陪我躲避起来。天快亮，我妹来了，说：政府五分钟一辆车找你......"
王福义思忖着大约有重大变故发生。这位农民中颇具头脑的人尽管返库态度最为坚决，(按移民干部的说法，"回回返库都有他。")但王福义从内心深处一直没有放弃与政府的合作，他相信移民问题最终还必须由政府解决。"五分钟一辆车"的诚意感召了他，"王司令"躲不下去了，他决定不放弃与政府对话的这个重要机会。他返回了库区。

怀抱着对移民的负疚心理和甘愿为民请命的陈文山也欣然赴会。
对那些对政府抱有各种各样疑虑的其他大大小小头目，政府也充分表现了宽宏和诚意，格外"破例"地由各县县委书记做了保人，担保他们：平平安安开会，平平安安回去。
与会者有五十多个大小"司令"。
苗福群和刘怀荣到底没有露面，只派了代表参加。
会场的气氛十分森严，农机学校周围布满了公安岗哨。这是为防万一发生骚乱，同时也是父母官们一个用心良苦的计谋：为促使问题早日得到解决，首先要在这些头头心中造成威慑。
果不其然，头头们被震慑住了。全场鸦雀无声。专员亲自主持会议，在传达完中央文件精神之后，地委书记神情异常冷峻地说道：
"现在返回!全体返回!听从政府安排，政府将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
长时间的冷场。
王福义开口了，他说："我们移民在安区分几十斤口粮，想着到这儿来种点地，没想到掏雀雀把蛇掏出来了!移民可可怜怜种的庄稼农场还收，现在移民是哭的哭呢，笑的笑呢......
"谁哭的哭呢，笑的笑呢?"专员严肃地反问。王福义被这一反问，反而来激情：
"当初为什么移民?--为了兴修三门峡水库。为什么修水库?--为保护下游百姓。‘迁一家，保万家'这个提法就是这么来的。要说，移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臣．不是陕西的罪人!......"
地委书记、专员沉默了。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诘责。
"老王，你说这咋办呢?"专员问，语气缓和了一些。
"移民的事情，非共产党、政府解决不可，我和党保持一致。"
王福义话音刚落，专员兴奋地一拍屁股：
"这还说啥呢嘛!--政府半个月解决移民问题!"
"那我们马上回去!"
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蒲城移民正眼巴巴盼着"司令"开会回来。王福义回去，站在高台上对移民发表了一通演说，他说："我们不是要夺权，不是要反党，而是要种地，要土地，要返库。现在中央有精神，迟回去不如早回去。"
这话一出，底下移民炸了锅，有人认为他们的"王司令"是不幸被政府"招安"了，大声吆喝起来："不回!不回!宁死都不离开库区!"望着个别的冥顽不化分子，王福义又气又急，说了一番后来在移民、干部中广为流传的话：
"回！咱都往回走！共产党把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打到台湾去了，还把咱移民没办法?"
这是一个农民的智慧，也是一个农民"领袖"的特殊的"历史比较法"。
发表完演说，"王司令"带头把自己的庵、即司令部拆了。"司令"一撤，群龙无首了，绝大多数蒲城移民也拆了自己的庵棚，准备跟随司令一起撤离库区。专员、地委书记闻讯赶来送行，怕移民路上挨饿，专员特意让农场为移民蒸了馒头，每人发两个。接着举行简单的移交仪式：地委书记把移民交给蒲城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再交县移民办主任，并一再嘱托，"一定要把移民送到家门口。"车队连夜出发，令王福义数年后无法忘怀的是，那夜突然下起了雨，专员怕路上出问题，移民的安全发生闪失，亲自带路--专员的小车做了移民车队的开道车。
蒲城移民率先离开库区对其他部落村落的移民虽有震动，但并没有达到"动摇军心"的力量。苗福群、刘怀荣等大大小小的移民司令带领部卒还在顽固地坚守着阵地。不得已，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县、乡、村长们云集大荔县城和华阴县城，如同进行一次大战役，专员、地委书记将动员移民的工作任务划分为几个战区：沙苑战区、朝邑滩战区......等等。在动员车辆调遣人力的同时，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向刘怀荣、苗福群发了"警告书"：限三日内回去，不回去，采取强硬措施。警告书由公安机关送达。苗福群一接到"最后通牒"，跑了；刘怀荣也眨眼间像失踪一样，不见了人影。苗福群刚一跑，"政府军"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情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都安插了"密探")。消息报告说："苗福群朝黄河边跑了。...‘赶快追!"一听朝黄河边跑，政府方面指挥官急了：不是真的要逮捕苗福群，"警告书"只是手段，现在是怕这个又犟又倔的老头一时想不开跳了黄河。苗福群也接到"密探"报告，误认为政府要捉拿他，在亲信的护卫下，老汉撒开脚丫拼命跑，一口气跑回了澄城县，过段时间见政府并不找他麻烦，这才慢慢露了头。
头领们作鸟兽散后，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开始了。地委李副书记如同临战的指挥员，对朝邑滩战区的全体参战干部下达命令说："明天七点出发，九点到达指定地点，十二点把人全部端走。"第二天一早，指挥员们率先冒雨出发，十几辆吉普车、面包车、伏尔加小轿车直趋苗福群的营地。与此同时，沙苑战区、华阴战区等一齐行动。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海战术"，渭南地区从各县动员来库区拉移民的车辆三千多辆次，部队农场增援十几辆军车，临时"拉夫"拉来的车辆则不计其数。政府动用了行政手段，途经的车辆，只要是空车，监理站的小红旗一晃："有紧急任务，到库区拉移民。"司机再不愿意也得前往，一辆大卡车哪怕是只拉上一个男移民或女移民，开上就走，而且任务很明确，必须送到移民安置区，不管路途多远，耗油多少，反正不计代价。监理站同时还接到命令，只要是拉移民的车辆，不管车装多高(车上装载着"定居"移民的全部家当)，一律放行。
移民一看大势所趋，大多都"听政府话，跟党走"自觉上了车，也有个别以死抗命的。沙苑战区拆棚拉人鏖战正酣时，合阳县一个中年移民突然挣脱干部的手，大叫一声："我不回去!"没等干部回过神，该移民就"扑通"一声跳进了附近的洛河里，干部一见急了，扑里扑通跳下去几个，七手八脚把移民打捞上来。移民吐着黄水，蜡黄着脸，嘟嘟囔囔仍不愿走："政府哄人呢......"
--然而，担心是多余的。这一次，政府确实动了真格--遗留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旧账终于到了解决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