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俗之雅——白居易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

        一、 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

        白居易（772-846），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新郑东郭宅，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著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
　　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他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为耳，为升清贵。"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让白居易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为！"（《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为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诗人却是"不惧权豪怒"！
　　元和十年（８１５），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有史以来未有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后期即自贬江州到去世。这是白居易"独善其身"的时期。江州之贬是对诗人一个沈重的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著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也应指出，白居易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

        二、白居易的诗歌与文人词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这个分类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又以形式分，未免夹杂，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同时从他把杂律诗列为一类来看，也反映了律诗这一新诗体到中唐元和年代已发展到可以和古体诗分庭抗礼了。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另外，白居易从受民间曲子词的影响，创作了一部分文人词，可以说是"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开创者。

        （一）讽喻诗。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埰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馀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锯牙食人肉！"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为"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同情，诗人写出了那著名的《上阳白发人》："上阳人！上阳人！红为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为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为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使诗人还只能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呼吁，但在那时已是很可贵了。

        讽谕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赠友》诗质问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在《重赋》中，更揭露了两税的真相："敛索无冬春。"对农民的憔悴也作了描绘，并提出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为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为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为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宿紫阁山北村》一篇，则是刺的掌握禁军的宦官头目，曾使得他们"切齿"。
　　中唐的弊政，还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馀"，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白居易的《红线毯》，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其实也就是讽刺"进奉"的："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馀，红线织成可殿铺。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为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白居易《论裴均进奉银器状》说当时地方官"每假进奉，广有诛求"，又《论于迪裴均状》也说"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民），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可见"进奉"害民之甚。对于统治阶级的荒乐生活本身，白居易也进行了抨击，如《歌舞》、《轻肥》、《买花》等，都是有的放矢。
　　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为什为无意收呢！《城盐州》揭穿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令人发指的，是这班边将不仅养寇，而且把从失地逃归的爱国人民当作"寇"去冒功求赏。这就是《缚戎人》所描绘的："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露行经大漠"，"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在这些交织著同情和痛恨的诗句中，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精神。当然，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也是反对的，如《新丰折臂翁》。但也应看到这首诗是为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而发，带有咏史的性质。
　　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的。概括地说，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
　　一是主题的专一和明确。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实也是他的讽谕诗的一般特色。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而且在题材方面，所谓"一吟悲一事"，也不是漫无抉择的任何一件事，而是从纷繁的各类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宫市"，《新唐书》卷五十二说："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可见受害的下层人民很多，但他只写一《卖炭翁》；当时的"进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书同卷说当时有所谓"日进"、"月进"，但他也只写一《红线毯》。这当然也有助于主题的明确性。
　　二是运用外貌和心理等明细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缚戎人》的"唯许正朔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上阳白发人》的"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等，也都可为例。
　　三是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如《轻肥》在描绘大夫和将军们"樽儡溢九酝，水陆罗八珍"之后，却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对比；《歌舞》在畅叙秋官、廷尉"醉暖脱重裘"的开怀痛饮之后，却用"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作对比，都具有这样的作用。《买花》等也一样。这种阶级对比的手法也是由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对抗性矛盾所规定的。
　　四是为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为事诗，但为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新丰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较鲜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诗，结尾近于纯粹说理，给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卖炭翁》等个别篇章，不著一句议论，可以看作例外。
　　五是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把诗写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刘熙载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二）袁枚也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载，此妙谁探为"（《续诗品》）白诗流传之广和这点有很大关系。白居易还广泛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闭喻被谗遭黜"的《陵园妾》，"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的《太行路》，更具有双重的讽刺意义。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白居易的讽喻诗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讽喻诗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蕴。

        白居易以《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其高度直追杜甫，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

        （二）感伤诗。感伤一类，《长恨歌》、《琵琶行》最为出名，也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而且，《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中，特别提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也正是《长恨歌》创作的主观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从写杨贵妃入宫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特别是诗中对玄宗与贵妃二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那种带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更把前一个主题大大地冲淡了。如诗中写到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对景伤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在这段之后，他又以浓重的笔调继续写玄宗回长安后的孤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盼望梦中相会，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到这里，可以说是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但下面推开一层，又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在仙山见到了死后归仙的杨贵妃。看来似乎生死悬隔的恋人可以相会了，但又一转，杨贵妃的魂魄却不能回去，"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时读者会代唐玄宗感到一种绝望，然而再一转，又是杨贵妃请道士带去当年的定情物给玄宗，并重温旧日盟誓："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深深的，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子再弹一曲，声音越发凄凉悲切，而同样沉浸在伤感中的白居易听毕之后，更是泪下沾襟。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当然，《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艺术表现上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语言明白晓畅而又精纯确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在运用想象、虚构、比喻等手法上也独占胜场。所有这些，使得这两篇作品在意境的深远、声情的浏亮、色彩的鲜明、内容的丰富上都远过前人，以至于诗成不久即被人广为传诵，连唐宣宗李忱也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

        （三）闲适诗。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把政治目的、社会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这不仅在写作立场上造成自我限定，而且当君主并不支持这种创作时，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动力。而白居易又是一个性格很矛盾的士大夫，一方面深切地关心现实，另一方面又很爱惜自己。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遗时所激起的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回乡后，写"讽喻诗"就少了，更多的是写旷达平和的"闲适诗"。所以，闲适生活成了白居易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不仅因为它比较吻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而且因为它有明朗自然的气脉和平易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有亲切的感觉。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在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像《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潮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是极贴切精致的，显然经过了用心锤炼。《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炉绿酒，色彩已是十分明丽，而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末一句亲切的问语，又使人在阴寒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白居易另有不少记游写景的"闲适"之作，很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那首长达１３００字、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诗"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叙述游踪条理分明，步骤井然，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摹景写情既形象生动，又自然散朗。写山风是："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抟。衣服似羽翮，开张欲飞骞"；写日落月出是："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沙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写游山之意是："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诗情画意弥漫其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诗，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
　　在闲适诗中，写得很出色的不在少数，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恰如他在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说的一样，"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

        （四）杂律诗。白居易诗歌所分四类，讽喻、闲适、感伤是以内容取，杂律却是以形式取，按照五律、五绝、七律、七绝进行分类。就内容而言，大都还是讽喻、闲适、感伤三类，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五）文人词。词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型诗体，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文学的双重性，它的产生与形成，依赖于音乐与诗歌各自的发展，以及诗乐结合方式的变革和演进。词的兴起和成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了隋唐时流行的宴乐的影响 。盛唐崔令钦《教坊记》中所列的三百二十四支曲名，绝大多数成了后来的词调。另一个方面，诗歌发展至盛唐，众体兼备，声律完善，诗的节奏感与音乐美大大增加了，近体诗尤为突出，为词体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隋唐时代，随着诗乐的长足进步，人们对诗乐结合也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而词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在宴乐与诗歌的结合中诞生的。隋唐宴乐的形成，造成了大量具有固定曲度的流行乐曲，因声度词成为普遍的创作方法，曲子词随即大量出现了。当文人们接触到乐工歌妓，因而介入曲子词的创作时，这种富有音乐性、辞式随曲调要求而作长短参差的作品，逐渐被看作一种新兴的文体，作为音乐文学的曲子词就变成了作为单纯文学的词。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部分比较接近民间的诗人开始了词的创作。唐代文人词中，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是较早的作家。白居易、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写词较多并且成就突出的作家。

        白居易是唐代最早写词的大诗人之一，也是唐朝时期使用词牌种类最多的诗人，如《一七令》、《江南春》、《竹枝》、《花非花》、《长相思》、《急乐世》、《宴桃源》、《浪淘沙》、《杨柳枝》、《隔浦莲》、《忆江南》、《离别难》、《柘枝词》等，很多词牌都是他第一次使用并将形式固定下来的。他对词发展的贡献，主要是以自己的"新歌词"推进了"声诗"向词的演化，以词作实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以自己大诗人的声誉和影响促进了词的创作和发展。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

        白居易不但开拓了词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还写出了很多名篇，千百年来一直让人津津乐道。如《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此词写江南春色，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再如《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首词千百年来也是脍炙人口。还有《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首词本是收入"感伤诗"中的，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宋朝词人苏东坡还依此意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

        三、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元和元年以后，这一理论逐渐成熟，在元和四年所作的《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明确地提出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一方面要求君主"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新乐府采诗官》），另一方面则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现实问题，提出讽谏。在《读张籍古乐府》中，他通过表彰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也就是说，诗要写得有"讽"、"感"、"劝"的实际效用。两方面综合起来是一个意思，白居易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即《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应该说，这种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在此之前，普遍注重自我内心伤感、惆怅的风气，造成诗歌的格局窘狭、气势萎靡、内容单薄。白居易等人的理论呼吁诗人正视广阔的社会生活，自然有再度扩展诗歌题材的作用。在这种呼吁下，不少诗人写下了反映社会面貌和民生疾苦的诗篇，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的弊病；而其中的一些具有真实感受的优秀之作，还表现了人对人应有的同情和友爱。

        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符合于这些理论精神。"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共最后一类标名为"新乐府辞"，即本于白居易。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一是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也有一些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又往往不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是从杜甫创始的，但还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事"，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讽谕""。三是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这从音乐上来说，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体现了汉乐府的精神。

        但是，也要看到，因为白居易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同样，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会用另一种形式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四、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与影响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正因如此，才让他的诗歌形成了和同时期的刘禹锡的清俊、柳宗元的简淡、韩愈的险怪、李贺的冷艳截然不同的风格。白居易的诗，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近人，世称通俗。宋朝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可以证明两个问题，一是白居易做诗是有他明确的目的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理解，让他们感悟，给他们震动；另一方面则是白居易善于从人民中吸收材料和语言。白居易说"惟歌省民病，愿得天子知"，替人民说话，说人民的话，这从理论和实践上，从形式和内容上，表现了白居易诗歌的一致性。

        白居易的通俗，不是庸俗，更不是粗俗，他追求的是艺术表现形式的浅显，却还在追求艺术内容的深刻。他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思想，用最微小的事件表达了最深厚的情感。白居易不是不能"曲"，《长恨歌》就曲到了"不能解"的程度，而是他对诗歌的理解，特别是他对诗歌功效的理解让他必须在通俗上下功夫。通俗到了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来反映农家的艰辛，通俗到了带着酒肉的腐败气味来刻画权贵的脸谱。他从实际出发，从需要出发，从抒发自己的良心出发，从表达百姓的情感出发，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

        其实，通俗和优雅是没有明确界限的，何"俗"何"雅"，更多的时候，要不只是注重它的形式，还要注重它的内容；不只是注重它的构造，还要注重它的思想；不只是要注重它的表现，还要注重它的情感。 白居易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欲也；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可见，"俗"与"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一个"真"字，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因此，白居易用通俗的风格写出的诗歌，不但雅，还是大雅。

        应该看到，白居易的通俗是不假思索的唾手可得，也许他比那些豪华的词藻堆垒更难。张籍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干将，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见通俗并不是随便。白居易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诗风后面，也是千锤百炼，字斟句酌的艰辛。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通俗是白居易诗的风格，任何风格都是要通过艰苦的实践才能建构的。

        当然，过分地追求一种风格，也会容易钻进牛角尖。钱钟书论白居易，先说"香山才情，照映古今"，接着说"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最后还开了个玩笑，"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

        白居易的诗歌在其生前就流行深广，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据说当时有一个禁军将军纳一青楼女子为妾，说好了聘金，到了完婚那天，该女子突然又提高了聘金，问其故，该女子说："我会背白学士的《长恨歌》，身价当然比别的女子要高。"那位将军还真给加了聘金，才将这女子娶回家中。这也许真的是传说，但它还是证明白居易的诗的确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稱、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 

        白居易对后代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毋庸置疑，白居易有他的弱点，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在他身上也有深深的烙痕，比如他失意后的极度沮丧，比如他后期作品尖锐性的减弱，比如他也曾时常沉溺声色。 白居易自己也说："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但这些都具有它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不能用又发展了一千多年的思想来要求历史中的人物。应该看到，白居易一生都没有把"百姓"二字抛弃忘记。早期他对朝廷腐败的批判，针针见血，毫不留情；对百姓困苦的歌泣，辞激情真，义胆忠心。彰显了他"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的舍身取义的品质。

        白居易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刚一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开庭那天，白居易命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把银子充了国库，并将二人各打了四十大板。白居易在长庆二年任杭州刺史，那一年杭州大旱，农田龟裂，老百姓急着请求西湖放水，可那些官宦都自顾寻欢作乐。这时候白居易来了，来的第二天就放水救急。然后通过调查，决计在钱塘门外，修筑一条由石函桥北连余杭门的捍湖堤，以便提高水位，"放湖入河，从河入田"。然而这一利民措施，却遭到了当地官僚豪绅的阻挠，他们相互勾结，谣言惑众，扬言此举"不利钱塘县官"，"鱼龙与生托"，"茭菱失其立"。白居易义正词严，据理责问："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和稻粱之利孰多？"捍湖堤就这样修好了，碧绿的湖水流进了农田，也流进了杭州人民的心里，人们把这条捍湖堤叫"白公堤"。白居易说："唯留一湖水， 与汝救凶年。"有这一湖水也就够了，这一湖水，水波潋滟，游船点点，青黛含翠，清澈明亮，它映照着蓝天，映照着远山，映照着绿柳，也映照着人心。白居易五十三岁从杭州刺史位离任，要在洛阳履道里买房子，为官二十多年，竟然没有凑足买房钱，最后只好以两匹马抵偿。而他在洛阳，又用自己的工资治理了伊河险段八节滩，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自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白居易在洛阳隐居期间，写了很多闲适诗，即便在他的闲适诗中也有很多忧国忧民的诗句，"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里有诗人的内疚，"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里有诗人的期盼，"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里有诗人的郁闷，"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里有诗人的担忧，"但未知生死，胜负两何如"有诗人的彷徨，"安得天下守，尽得如袁公"里有诗人的向往。仔细咀嚼就会发现，在优游暇豫的后面有诗人的一种苦味，一种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苦痛。白居易《自题写真》中有句："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这其实是白居易一生没有改变的性格。
        公元八四五年，这个伟大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三千八百多首诗歌后，驾鹤西去。死后葬在了洛阳香山琵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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