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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以来天骄日记
[楼主] 作者:天骄版务  发表时间:2007/07/12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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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单纯女人  发表时间: 2007/07/15 23:47 

禅宗与文艺美学相通的探索  
发布时间: 2003-9-2  作者:王世德  
一、禅宗精神与文艺美学的相通
    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论述佛教和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影响的论著(注:例如有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海林的《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丁明夷、刑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研究了审美的妙悟、虚静、言意、境界、形象、静观、直觉、想象、顿悟、灵感等以及禅宗对山水诗画、古窟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美学影响。
    本文试图对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给美学有何启发、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何重要帮助等问题作一些探索。
    禅宗的本体,可说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作为终极实在的本体。它的宗旨是"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直指自心,只能默契、顿悟、内证、自照,不能将其对象化。相反,它还将佛变成一种只可内证、默契的个人体验式的顿悟自心。它又反对空谈心性,反对舍弃感性以求精神净化的"坐忘"和"玄谈"。它主张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怀海说"即此用,离此用",慧能说"担水弄柴,皆有妙道"。它勘破了例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那样派生万物的"本体",破除了种种物质束缚和精神枷锁,解构了"法执我执",要求"平常心"做到"本来无窒碍","随处任方园"。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否定了终极存在的本体。它破除了虚假观念和虚假原则,否定了无法抽象回答的假问题,而追求心性的自由解放。
    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是心性论。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在现实感性平常生活中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也可以说是它没有本体的"本体。"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它与存在主义说的"纯粹内在意识的不证自明性",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的"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与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等,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作"静虑"。禅,要求清除私心杂念,专注一境,守意修定,以定发慧,以慧资定,定慧双修,达到"涅pán@①"。它又破又立:破除烦恼束缚,立得心性解放,使以求得"圣道"。
    禅宗要求在感性现实生活中,瞬间刹那,顿悟"真如"本性,达到"涅pán@①",意为"无为"、"圆寂",这是一种无欲念、无尘染、无物我、超越时空、刹那永恒、澄明解脱的境界。它可在生时或死后达到,即"有余涅pán@①"和"无余涅pán@①"。"有余涅pán@①"是已灭生死之因,但作为前世惑业造成的果报身即肉体还在,人仍然活在世上,人仍有思虑。它继续发展为"无余涅pán@①",不仅灭掉生死之果,肉身不存,思虑也无。佛教认为,人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一种本体的"空"。"空"在具象之中,又超于具象之外。著名小说《红楼梦》中是有这种"色空"观念的美学影响的。
    再如王维的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一种空灵宁静的境界;它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抒发了空灵的心境,达到了对宇庙本体的感悟,在刹那瞬间顿悟到无限永恒。诗人去物无欲以空心,"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注:李日华:《恬致堂集·书画谱》。)因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注:梁斗斋:《净业赋》。),才能"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为诗人"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去除了见道明性的障碍,就达到了无利害的空达的灵心。瞬间顿悟直觉自由解脱的心性,这就是严羽《沦浪诗话》总结的"妙悟"论的美学核心。
    神宗与诗学、美学的"妙悟"目的与原则不同:一为悟空,一为审美;禅不在言,诗不离言;禅去情,诗贵有情。但,追求妙悟自由解放,则是相通与一致的。所以又有人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注:王渔洋:《带经堂诗话》。)
    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说:"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唯此一心即是佛,......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注:《传心法要》。)这就是永恒与无限的本源的清净心。它要通过"息念忘虑"去达到、去顿悟。离此根本,求诸外物外法,都不能悟得"真如"。
    诗道要求妙悟,也要求外去物累和功利物欲,内心无障碍,空灵自由,虚静意清,专注凝神,待时机成熟,自然顿悟,畅神抒怀,神超形越,任性适情,有凌云意,与自然浑然合一,思与境偕,英华外发。"临春风,思浩荡"(注:王微:《叙画》。),"万趣融其神思"(注:宗炳:《画山水序》。),"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注:笪重光:《画筌》。)这正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注:转引自《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第2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境界,非人间所有,乃诗人游心所在。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注:转引自上书第20页。),神与物游,"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页。),"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注:嵇康:《赠秀才入军》。),"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注:沈括:《梦溪笔谈》。)。所以有人说:"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注:惠洪:《冷斋夜话》。)
        陶渊明所以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注:元好问:《论诗绝句》。),李白所以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垂衣贵清真"(注:《古风》第一。),韦应物、柳宗元以能"发纤nóng@②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注: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都由于"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注:皎然《诗式·重意诗例·取境·文章宗旨》。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32、30、90页。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一版。),"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境》。),"只取兴会超妙"(注:王士祯:《渔洋诗话》),都由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和超越,超越了束缚和限制。这都是与神宗精神相通的。
                        二、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对文艺美学的启发
    禅宗的本体论,认为最高存在的"本体"是"真如";最真实不虚的、永恒的"佛性"就是众生本有的"我心"。禅宗的方法论,就是要求"直指心源",顿悟一念。"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注:《坛经》第17节。)不靠菩萨外力的救度,也无须离尘世,苦修行,而要靠"各于自身,自性自度"(注:《坛经》第21节。)的顿悟未被污染的清净"本心"(注:《坛经》第31节。),靠"心开悟解"(注:《坛经》第28节。)本净的"真性"和"本性"(注:《坛经》第16节。)禅宗,不论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坛经》第17节。)。"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注:《坛经》第19节。)。排除一切计较、执着、烦恼的妄念和杂念,进入直觉的内省,参悟清净的"本性",这是"真如"的第一义。这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言说的,非逻辑概念可以确定表述的,只能通过禅悟(静虑、直觉)去直接体验。
    "妙悟要穷心路绝"(注:《大正藏》卷48《无门关》。),即杜绝一切愚迷心路。"妙悟在于即真"(注:东晋僧肇:《涅pán@①无名论》。),对待"真如",要"真参实悟"。"真参就是要在不落言诠、寻思、拟议处用功;实悟,必须悟在无所得处"(注:正果《禅宗大意》九。)。"真如"是"虚通寂静,明妙安乐"的空无境界(注:唐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不是绝对的空白,而是包容万物,但又不是任何一物。在哲学中,它类似于柏拉图和黑格尔说的"理念",把寓于个别单一之中的"普遍"与"理念"抽象成离开单一又与单一并列。妙悟,就是通过直觉顿悟,见性成佛,达到无念虑、无执著、无绊累、无法相的本心清净境界,无限自由自如的精神境界。
    靠直觉体验去意会,不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去直说,才能感悟到无限丰富多彩、活泼流动、生机盎然的自由境界。"智与理冥,境与神会",这就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离开感觉体验,任何逻辑说明、文字概念都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水的冷暖。文艺要动人以情,离开形象直觉,任何文字概念逻辑直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文艺要让人在动情的审美感染中悟得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决非局限于认识所写的文字表面内容。在这两点上,它与禅宗是密切相通的。
    我认为,禅宗给文艺美学最重要的启发有两点:
    第一,文艺和审美的本体就是使人感悟到无限丰富、生气流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产生灵府朗然、快感心悦、神愉、志畅的审美感受。它不同于禅宗的是,文艺表现的审美感情,背后有理性融铸在其内;其中渗透交织着趣味、观点、理想和意志等,并非空无一切。审美感情的源泉在于社会生活。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文艺审美同时又是超越物质功利欲求的。它不离感性生活,但又不是局限于、停留于感性生活现象本身,又是要通过对感性生活现象的再体验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这和禅宗不离"挑柴担水"等感性生活,却又不局限、停留于此,而要体悟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是相通与一致的。
    第二,这种精神境界,不是文字语言和逻辑概念所能直说的。按禅宗的话,就叫"说似一物即不中"(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所以,"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如果把它直说成某一确定的概念,就会"死于句下"。
    为什么不能直说?康德说得好:"审美意会就是想象力里的那一表象(意象)。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确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与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言语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0页。商务印书馆。)因此这种精神境界,只能通过饱含情咸、并诉诸直觉体验的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感动接受者,使之感悟到形象体系蕴含的、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言外的不尽之意",诱导人们去寻求那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禅宗与文艺有异有同。其差异显:禅宗悟道舍筏,不要文字和形象。文艺不能"得意忘形"。得意之时和之后,仍然欣尝和回味其形象的美。"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还是有赖于这些形象的启迪、诱导、传达、暗示,永远离不开文字、语言、线条、音响等构筑的形象。但,文艺与禅宗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相通相同之处:都不能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直说,不能"死于句下",不能局限、停留于用耳目去直接感受音、线、形、字的表面,而必须用心去体验、感悟音、线、形、字所构成的形象背后的"象外之象",诱导人们去感悟那符合人的本性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禅宗给文艺美学的重要启发是:文艺审美的本体是寻求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其方法是通过对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饱含感情的描写,以抒情写意,体现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对自由解放境界的理想追求,诉诸接受者,让他们通过对形象的耳目声色的欣赏之娱,体验到愉意畅神的自由解放的美感境界。
                        三、禅宗的"拈花"传说与黄庭坚的"桃花"诗
    禅宗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拈花微笑"的传说吗?我们明白了上述要点,就可以对那个传说有更深广的体会。这种体会又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更深切地明白上述要点。
    传说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若干年后,达摩回天竺前,问弟子"何为道法"。道副说:"不执文字,不立文字。"达摩说:"汝得吾皮。"慧可默然无言,礼拜后,依位而立。达摩赞许说:"汝得吾髓。"(注:《景德传灯录》卷3。)这两个传说都体现了禅宗"说似一物即不中"的精神。因为,真如"第一义"不可言说,只能妙悟,要求心领神会,心心相印。
    中国古典美学很重视这一点。王士祯说:"严沧浪以禅喻诗,......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注:《带经堂诗话》卷3《微喻类》。)王夫之说:"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且如飞蓬何首可搔,而不妨云搔首。以理求之,讵不蹭蹬?"(注:《古诗评选》卷4,司马彪《杂诗》。)叶燮也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感受称为"不可名言之理"(注:《原诗》内篇。)。
    苏轼说:"赋诗必此诗,见与儿童邻"(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画花就局限于赋意于花,这不是艺术。见到花,就只知道花,这就是"死于句下"。迦叶见花,因为能与世尊心心相印,体悟到"真如"无限生机自由流动的精神境界,所以"破颜微笑",产生出无尚愉悦的美感。
    苏轼有两句偈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注:《十八大阿罗汉颂》。)。王士祯说:"此颂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注:《带经堂诗话》卷3,《清言类》。)。杨万里的诗:"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注:《和李天麟二首》。)就是超越了柏树和桃花,参悟到了妙谛。
        参悟,就是融进了理性智慧的直觉体验,对自由境界的契合和领会。董潮有首词:"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禅心。"也表明了:桃花燕子的审美意义,正在于它们体现了禅宗寻求感悟的心性境界。
    人们常常纳闷于不可理解:禅宗何以经常答非所问。例如:"问如何是佛?师曰:干屎橛。"(注:《五灯会无》卷15,云门文偃。卷3,黑眼和尚。)"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汉,不知秤畔星。"(注:《五灯会无》卷15,云门文偃。卷3,黑眼和尚。)意为:这都是不可回答的假问题,并暗示佛法和真如不可言说,只可意会感悟;说似一物即不中了。
    有时,禅宗又常以自然界生意盎然的景象来作启发式的回答问题。例如,上述的"拈花微笑"。又如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注:《景德传灯录》卷6。)这都是以自然景象暗示"佛法"和"真如"是一种只可意悟的充满流动生机的自由境界。
    南宋的罗大经说:对于《诗经》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等诗句,都要"见天地之心",诗人"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注:《鹤林玉露》乙编卷3。)。这可启发我们认识到,禅宗的真如、涅pán@①境界和诗的空灵意境,不是枯寂空无,而是包容活泼生命、自由生机的。所以,苏轼说:"空故纳万境"。禅宗和诗文审美的"妙悟"也非虚空的无念,而是包容了活泼感受和想象移情的感悟妙得。所以,苏轼说:"静故了群动"。正如清代杨益豫所说:"当夫水流花放,悟彻慧通,融然杳然,至不生不灭而不知者,禅象也,抑诗境也?"(注:僧含澈编《方外诗选》序。)
    禅象与诗境,佛性与人性,都有自然流转的自由生机。它们的表现,也出于自然。对它们的感悟,也出于自然。这一切都如同"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注:张元千《芦川归来集》卷9《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它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饥来吃饭,困来打眠","随缘自在","任运无束",也是自然。正如寒山的诗:"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所表现的也是一种任运自然的审美感。
    我们领悟了"拈花微笑"的这些意蕴,就可以较真切深入地领悟四川省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上"碑林"周围石刻中的一首黄庭坚的诗:
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
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
    假如我们不知道禅宗"拈花微笑"的意蕴,就很难领悟黄庭坚这首诗的诗意。这首诗可以和必须和"拈花微笑"传说相互参证和体悟。明白了这首诗,也会更深领会"拈花微笑"的禅宗意蕴。
    这首诗使我们感受到:黄庭坚到凌云见大佛一笑,如见世尊拈花,终于发出心心相印的会心微笑。他寻找了三十年的"真如"境界,很象海德格尔要寻找的"精神家园";他顿悟到这境界,就像飘泊的游子找到了"家"。禅宗认为,悟道是不论年龄和费功长短,不必面壁枯坐冥想的;什么时候能"一超直入如来地,"就什么时候能得道成佛。只要悟得自心清净佛性,即使不削发入寺,斋戒焚香也能无往不适,随缘任运。任何时候,飘泊到天涯任何一处,也能适性自由,欣然愉悦。
    我们从这首诗的字面背后,感受到了"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内含的他们心心相印、顿悟到的真如境界。这种境界,内涵丰富,永恒流转,生生不息,不可言说。因此,我们把它表述为类似文艺审美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当然也只能是道其精神于万一,只能是意会领悟其精神于大概近似,以便有助于人们感悟到它。
    为什么黄庭坚在诗中说,见了桃花就感到"三十年来始到家"呢?
    这还需要了解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的典故。
    据《五灯会元》卷四《灵云志勤禅师》记载:志勤禅师"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沩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志勤把自己寻求悟禅比作张华寻求于将、莫邪二剑,一见桃花后就能从桃花美艳形态顿悟到自由解放的蓬勃生机,当下直入真如佛性,因而悟禅,这就成了有名的典故。
    《五灯会元》卷十八载:宋代黄龙派门人,慧日雅禅师之法嗣,觉海法因庵主,有一首开悟诗:"岩上桃药开,华从何处来?灵云才一见,回首舞三台。"《五灯会元》卷十九载:宋代杨歧派门人,太平勤禅师之法嗣,何山守xún@③,有一首开悟诗:"终日看天不举头,桃花烂漫始抬眸。饶君更有遮天网,透得牢关即便休。"于此可见,禅宗常借"桃花"以喻悟道。
    黄庭坚持中说:"三十年来始到家",这里说的"三十年"也可能并非实指,而是喻其长持不懈。唐代高僧药山惟俨的法嗣,船子德诚禅师在其著名的拨棹歌中写道:"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钩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就体现了他要重新栽竹作竿垂钩,三十年求道不得不休精神,与志勤禅师三十年寻剑客、黄庭坚三十年寻家园的悟道精神是同一的。他们都说"三十年",可能都非恰好实指三十年,而是喻其长期求道、坚持不懈的精神。黄庭坚说"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则是说,顿悟得道后,不必再见桃花,即使到天涯海角都是沉浸在禅道境界中了。
    黄庭坚常用禅宗顿悟净心,寻求澄澈自由的境界,如:"苦竹绕莲塘,自悦鱼鸟性"(《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之一),"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等。可见,黄庭坚"桃花"诗,咏其顿悟禅境,也不是偶然的。
    "桃花"诗旨在咏其寻道悟禅,而桃花只是佛性的一种载体和体现。悟禅,要通过形象载体,直悟其蕴含的自由解放的境界。从黄庭坚的"桃花"诗,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悟禅与文艺审美的相通之处。
                    四、禅宗美学与恩格斯、海德格尔的参证
    文艺,从政治学角度看,在阶级社会中总要不同程度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利益。从社会学角度看,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那么,它和政治、宗教、科学、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又何在呢?就在于它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审美,是它特有的本质特征。
    审美,又有何特征呢?举其最主要之点来说,一是超越物质功利欲念,不谋求占有,而着眼于欣赏以得美感,从生理快适达到心理愉悦。二是必须通过对于饱含感情(背后有观点、趣味、理想、意志)的形象,欣赏其形式能给人耳目声色之娱,其内容符合人类进步理想,不仅能愉人情意,更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深层意蕴,能畅人神志,能使人提升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从生理到(主要是)心理的愉悦美感。
    因此,从禅宗给我们的启发,我们可以认识到:文艺和审美的本体,最主要的是人类进步理想追求的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这是有着人类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不同的文艺作品在反映现实与抒情达意上总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其"一般"中就应不同程度地体现这种符合人类进步理想、有着人类终级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寻求此种精神境界的内涵越大越强,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就越大越强。这种审美价值,要符合人类从对现实不满意、不满足而产生的超越现实经验的进步理想。它不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符合现实效益需要的"价值",而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例如毛泽东所说的文艺来自生活、但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更理想更有普遍性,就是超越现实已有事实的。文艺要描绘已有的生活现象,但要体现寻求理想的美学追求。这种体现越充分越强烈,其审美价值越高。
    从方法上,禅宗的启发是:这种精神境界不可言说,只可意会和感悟,要体验。有理性融于其中,但如盐溶于水,有味无痕。它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通过形象动人以情,诱人进入境界,是文艺和审美最好的方法。
    我们这种认识,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与文艺观,而是克服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理解,真正深入到文艺和审美的本来面目及其真谛。请看恩格斯记述的亲身经历的一次审美体验:
    "你攀上船关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头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注:恩格斯:《风景》。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3页。)
    恩格斯说去掉烦恼和杂念,融入自由的无限精神,岂不是很近似于禅宗无杂念妄虑而悟入"真如"的自由境界么?这不正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么?
    对于禅宗的顿悟真如,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扬弃和运用。有些人只局限于把它理解为恬淡的自然境界,很少想到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对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和应该寻找它们背后蕴含的作者对自由解放境界的追求。
    我们还可试看寻求"精神家园"的海德格尔对于梵高名画是怎样感受的。他说,梵高的绘画并不说明鞋是由什么做的,有何功用,而是让我们感到"劳动者艰辛的步履",农妇在"料峭的风中通过广阔与单调的田野的步履的凝重与坚韧"。"在这双鞋里,回响着大地的召唤,......浸透着对面包之必然需求的无怨无艾的忧虑,浸透着克服贫困之后的必然喜悦",这幅画"使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世界。""诗不是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一切艺术在本性上都是诗,......而诗的本性是真理的确立。""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活动着。""真理意味着真实者的本性。我们是通过存在者的无遮蔽状态来思这种本性的。"他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假如生活是十足的辛劳,......只要善--这纯真者仍与他的心同在,他就乐意按照神性来测度自身。......神乃人的尺度。人建功立业,但他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那被称做神的形象的人,较之夜的充满星辉的夜色,更为纯真。"《诗·语言·思》的英译者说:海德格尔此书"是对诗性在人的生命中所具有构成作用的根本性思索"。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人所从事的活动中之最纯真者......人在大地的真正栖居,人的此在,却是诗意的"。"他提醒受无情时间摆布的、终日操心劳顿的世人,什么是真正伟大和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诗人才对他们‘敞开',......这才是根本意义上的‘归家'。"(注:《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等译。第28,30,44,65,67,34,197,314,340,345,35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现在已有很多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诗学思想与禅宗是相通的。两者有何异同,是需要作另一番认真研究比较的。从这里简要的提示中,我们可以感到:两者在追求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及对它的审美感悟上,有很多相通与相似之处。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感受到: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它与西方现代美学思潮可以相互参悟。对禅宗有所选取、吸收、改造、批判和"扬弃",结合对中外古今美学遗产的研究,无疑能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巨大而极其重要的帮助和推动。
【责任编辑】张勇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原字般下加木
                原字禾右加(曲下加辰)
                原字王加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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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3楼]  作者:单纯女人  发表时间: 2007/07/15 23:48 

也谈中国文化中的"和合"观念  
发布时间: 2003-3-2  作者:周海春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中的"和合"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呈现往往是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在一起的,本文由此角度切入,系统清理、分析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爱有等差观念、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宗法等级观念、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夷夏之防观念的互动关系,指出要重视考察"和合"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的相关性,才能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关键词:和合文化、爱有等差、宗法等级、夷夏之防

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和合",又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必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基本观念纵横交错、参差互渗,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因此,考察"和合"观念,一方面,不仅要从字源学角度厘清其本义、引申义,从古代文献中提取若干相对孤立的文本资料加以引证,更要重视此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互动的联系,理解其真实而非抽象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不仅要把握"和合"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理论表述,更要深入挖掘"和合"观念是如何与其他基本观念共同影响着政治活动、法律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规范着君臣、君民、华夷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所以,"和合"观念不是物理学上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摩擦力等因素中纯粹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意义的密林里,寻找它的原生意义和具体语境。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爱亲"与"爱人"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亲")或社会成员("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亲亲"之德重于"亲人"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兼爱"来对抗儒家的"亲亲有术"(《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兼爱"的许诺十分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兼以易别"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为捍卫"爱有等差"的天然伦理秩序,对佛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1)造成"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2)隋代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子不子,纲纪紊乱矣。"(3)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弈上废佛事疏十一条,指责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亦斥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甚至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三光"政策。可见,所有的批评都缘自"爱有等差"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可动摇性。只有以此观念为前提,才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合"。这样,我们就揭示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的真实历史蕴涵。

和而不同与宗法等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显然,这里是就君子与小人区别的角度而言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和",小人的基本特征是"同"。君子善于搞好人际关系,求得社会和人际的和谐。那么,君子能否和小人达成这样的协调呢?应该可能。但孔子在另一处却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团和气的君子为什么与小人难以相处呢?看来问题并不是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处,应当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道德无涉,仅有位格的差别。而正是位格的差别鲜明体现了宗法制度的森严秩序和等级观念。"和合"观念与等级观念丝缕相牵,难以割断,因此,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必然牵涉到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考察。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发展出一整套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规范仪轨就成为"礼"和"法"。孔子期待着光复周礼,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为"礼"是宗法等级制的具体体现,自然维护"礼",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稳定统治秩序。孔子所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此。"法"是"礼"的辅助,"隆礼"和"重法"是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适用的阶层、领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礼法不仅保障着君子和小人这样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保证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春秋时期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著名讨论,一次是晏婴和齐景公的谈话,另一次是史伯与郑桓公的对答。
晏婴的观点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的看法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5)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6)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及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和合"观念时,都存在着一个价值公设,即君主臣辅、君贵臣贱、君尊臣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一方面,臣子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采纳与否在君主,臣子无决定权;另一方面,臣子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这个等级制度而不会损害它,消灭它。因此只有将"和合"观念放置于这个价值公设的背景下,才会准确地理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实内涵:"和"是一种统治策略,使君臣智慧和经验相济相成,目的是"生物"、"政平"、"民无争心",增强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延续能力。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7)另一方面,又强调阳贵阴贱、阳前阴后、阳亲阴疏,构成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图景。(8)
即便如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最力的黄宗羲,虽声言"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9)而其《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却暴露了黄氏期待明君访求的下意识冲动。(10)这里呈现的依然是君主臣辅、相济相成的基本观念。明朝的君主终究没有等来,而清朝君主的宠惠又不能接受,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与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的观念第一次以下列的形式被表述出来:"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尧典》、《禹贡》中宣扬的处理邦国、部落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11)
但历史上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尧典》、《禹贡》中"协和万邦"观念是从自己的亲族、本邦、诸夏向他族、外邦、诸夷逐次扩展的,诸夏和诸夷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从地域、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等方面去区分夷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犬羊之性",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和戒备。这种观念,一方面,它在客观上维护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不以武力征服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协和万邦",有利于民族融合,不同民族只要在语言、心理、文化上逐渐接近,就会被规划在一个民族之内;一方面,它又使"协和万邦"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夷夏代表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怀柔"、"抚和"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的顺俗施化"的政策,都是以"夷夏之防"为背景的。如明代就实行了"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
在"夷夏之防"笼罩下的"协和万邦"曾经大大阻碍了向其他民族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起码使这一层面上的"和合"观念发生了扭曲和变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借鉴异族制度,实行军事改革,结果遭到大批"夷夏之防"者的反对;佛教东传之初,引起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土文化的强烈不满,掀起"夷夏之辩";明代西学输入,在本土文化必然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下,提出"中源西流"说;近代以来,保守主义者再次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愈加强盛的异族文化,越发明确提出"夷夏之防",乃至闭关锁国,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余论
由此,我们系统清理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其他基本观念的联系,指出"和合"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限定和制约的。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和合"观念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我们赞赏并认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张立文先生语)这一看法。在此前提下,正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和合"历史上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牵制而无法获致最佳实施效果,所以今天在弘扬"和合"观念的时候,不仅要丰富深化其内涵,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和现实中其他基本观念对"和合"观念的影响,以期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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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4楼]  作者:单纯女人  发表时间: 2007/07/15 23:49 

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发布时间: 2003-9-19  作者:潘立勇  
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一、儒家文化的元典精神
    
  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儒家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
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
    
  由"人"--"止"--"化"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的。因此,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
    
  就本体论的思路说,中国哲人的思考传统不是从绝对客体着眼,纯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够发达,中国传统哲人注重的是价值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上,中国人重视的是人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以人生为本。而在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人的思路又是以人心为本。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奠基者那儿,就认定了人生和文化的价值不在天,不在地,也不在神,而是在人自身的心。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而到孟子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如此,道家也不例外,庄子把老子形而上之道落在人的心上,认为虚、明、静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中
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认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到了宋明理学,更把心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程明道已称"只心便是天",对心作了形而上的规定。张载有句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强调的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是以人为本。人不仅与天地同体,而且是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高唱;"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斌公全书》卷6《答季明德》)他不但把人当作了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尺度,而且又把人心当作了赋天地万物以价值意义的本体。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庸》认为:"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是理想本性,教是对理想本体的追求、体认过程,教化实践过程本身就是道。因此,本体就是人生的创造过程,人生的本体流行就是人生在现实创造中对本体意向的自觉与贯通。在中国传统哲人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人生,而人生的本体则是指人生的应当,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也就是对天道的自觉体认,"一旦豁然贯
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样的本体实现状态仍是教的结果,是在现实人生修养中实现的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这种修养的思路是由内至外,由个体心灵至天下,这点在《大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次序表明了这个世界最终和谐与否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个体的心灵都能符合"各得其分"的分寸,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能"性道合
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那么,天下的大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就儒家的本体论而言,是以人生和人心为本;而从儒家的方法论而言,又是以"养心"或"化心"为本。

  心如何养?又如何化?儒家哲人们拈出了一个"乐"字,"乐"不仅仅是养心的一种工夫,而且本身就是心的本体。整个儒家人文精神美育品格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所谓"诚"、"自慊"都是强调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毫无勉强、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如何达到这种本体状态,按北宋理学开山师祖周敦颐的说法是"寻乐顺化"。①返诚至宋,顺乐达化,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与隔阂,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论语集
注》卷4)。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道德,也从来不是如康德所谓由"先验理性"、或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决定的意志自觉,而是融合在具体的人伦情境之中,由具体细微的"语默动静"来实践与体验的人生规范;它的最高境界不是进入对绝对理性的认同或自律,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中介,化外在的社会的规范为内在的个体的自觉与满足,达到人生言语举止的艺术化与规范化,"从心所欲不逾矩",终至"与天地浑然同体"。"善"必须以"乐"为内在体验,中国哲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境界,在道德中追求的则是人格的艺术境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中国文化特质》阳明山庄本,1983年9月:版)艺术与道德的这种有机融合,正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艺术的人生化、道德化,道德和哲学的艺术化、审美化,这都表明中华文化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美育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极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来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正有其民族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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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5楼]  作者:单纯女人  发表时间: 2007/07/15 23:50 

禅宗的美学智慧--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现象学美学  
发布时间: 2003-5-12  作者:潘知常  
研究禅宗美学,学术界关注的往往是它的作为"文献"所呈现的种种问题,而并非它的作为"文本"所蕴含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就中国美学的研究而言,考察禅宗美学"说了什么"以及它所带来的特定的"追问内容"(庄子所谓"圣王之迹")固然重要,但是考察禅宗美学"怎么说"以及它所带来的特定的"追问方式"(庄子所谓"圣王之所以迹")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在人类美学思想的长河中,前者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然而后者却永远不会消失,而且会随着后人的不断光顾而展现出无限的对话天地、无限的思想空间。本文所说的"禅宗的美学智慧",正是指的后者。那么,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是什么?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的贡献与不足又是什么?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
    中国的美学智慧诞生于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的问世,则标志着它的最终走向成熟。之所以如此,无疑与禅宗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密切相关。这个新的美学智慧,可以具体地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庄子的天地-郭象的自然-禅宗的境界;其二,是从庄子的以道观之(望)-郭象的以物观物(看)-禅宗的万法自现(见)。
    从庄子的天地-郭象的自然-禅宗的境界,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外在世界的转换。在庄子,美学的外在世界只可以称之为:天地自然。显然,这仍旧是一种人为选择之后的外在世界,一种亟待消解的对象。对此,郭象就批评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而郭象所转而提出的个别之物则完全是"块然而自生",既"非我生"又"无所出",其背后不存在什么外在的力量,而且,这个别之物又"独化而相因","对生"、"互一"、"自因"、"自本"、"自得"、"自在"、"自化"、"自是"。所以,有学者甚至称郭象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换言之,也可以把郭象称之为"彻底的现象主义"。"游于变化之涂,放于日新之流"(郭象语),现象即本质,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大概就是郭象美学的核心。由此,庄子的天地就合乎逻辑地转向了自然(现象)。相对于庄子的天地,郭象的自然可以相应地称之为新天地,它使得中国美学的内涵更为精致、细腻、丰富、空灵。到了禅宗美学,郭象的自然又被心灵化、虚拟化的境界所取代。与郭象的万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相比较,禅宗的万物根本没有自性。对于禅宗而言,世界只是幻象,只是对自身佛性的亲证,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色即是空的相对主义。结果,从庄子开始的心物关系转而成为禅宗的心色关系。区别于庄子的以自身亲近于自然,禅宗转而以自然来亲证自身。对于庄子来说,自由即游;对于禅宗来说,自由即觉。于是,外在对象被"空"了出来,并且打破了其中的时空的具体规定性,转而以心为基础任意组合,类似于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任意性。这,就是所谓"于相而离相"。由此,中国美学从求实转向了空灵,这在中国美学传统中显然是没有先例的。美与艺术从此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中国美学传统中最为核心的范畴--境界正是因此而诞生。这个心造的境界,以极其精致、细腻、丰富、空灵的精神体验,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例如,从庄子美学的平淡到禅宗美学的空灵),并且也把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推向成熟(当然,禅宗的境界是狭义的,中国美学的境界则是广义的,应注意区分)。
    从庄子的以道观之(望)-郭象的以物观物(看)-禅宗的万法自现(见),则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内在世界的转换。最初,在庄子只是"以道观之"(望),所谓"道眼"观"道相",因此,他才尤其强调"用心若镜"。尽管在庄子看来"道无所不在",然而之所以如此的关键却是要有"至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意味着:庄子只希望看到一个为我所希望看到的世界。这样的眼睛只能是"道眼",所谓"以道观之"。"以我知之濠上",所以才看到"鱼之乐",这是一个为我所用的世界,被我选择过的世界。有待真人"和以自然之分,任其无极之化,寻斯以往,则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穷"(《庄子·齐物论》),而且是"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到了郭象,中国美学的内在世界开始发生微妙的转换,在郭象看来,庄子固然提出了"泰初有无无"(还有"树之于无何有之乡"、"立乎不测"等等),但是作为立身之地的"无无"却还是没有被消解掉。同样,人之自然固然被天之自然消解掉了,但是天之自然是否也是一种对象?是否也要消解?这是庄子美学的一个漏洞,也正是郭象美学的入手之处。在郭象看来,既然是"无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了,所谓"块然而自生"。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假如把庄子的《齐物论》在中国美学中的重要性比作龙树的《中观》在佛教中的重要作用,那么郭象的《齐物论注》就是中国美学中的新《齐物论》。一切的存在都只是现象,而且"彼无不当而我不怡也"(郭象《齐物论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是"夫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而在郭象却是"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之知用外矣"。一个是从内到外去看,一个是自然得之。在庄子是"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在郭象却是"物来乃鉴,鉴不以心,故虽天下之广,无劳神之累"。一个要用心,一个要不用心。在庄子是"凡物无成与毁,道通为一",在郭象却是"夫成毁者生于自见,而不见彼也"。一个是"以道观之",一个是"自见"。在庄子有大小之分、内外之别、有无之辩、圣凡之界,大、内、无、圣则无疑应成为看待世界的出发点,在郭象则是大小、内外、有无、圣凡的同一。这样,一个是"望",一个是"看"。结果,一个在庄子美学中所根本无法出现的新眼光由此而得以形成。苏轼曾经精辟剖析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蓠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在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 2删斩裣拢迫患仙剑蚶醋圆删眨抟馔剑示偈锥视迫煌椋は卸霸叮宋纯捎谖淖志芳淝笾!保宋蘧獭都呒罚┱饫锏摹坝迫患仙健敝械摹凹本褪恰翱础薄2荒芽闯觯链耍泄姥б丫找娉墒欤椭坏却澎诘囊簧鞍艉取绷恕6诘牡诿姥纤湍鸬那∏【褪且怀∩羁痰拇印翱础钡健凹钡淖邸N颐侵溃谥暗姆鸾蹋康鞯氖恰翱淳弧保纯椿ぶ狻6谠蚴谴印翱淳弧钡健凹浴保档米⒁獾氖牵饫锏摹凹笔导噬鲜恰凹庇搿跋帧钡耐唬ú⒎恰奥孔涌淳保恰熬绰孔印保A迥敬笞驹饰龆叩那鹪疲骸翱春图加胧泳跤泄兀础惺趾脱郏恰础桓龆懒⒂诳凑咧獾亩韵螅从肽芸词潜舜硕懒⒌摹!胫煌硎敬看狻幕疃5彼托约幢拘曰虮拘牧谝黄鹗保闶羌酵蛭锏木烤贡拘远皇强础!保?](P37)这就是《坛经》中所说的"万法尽是自性见"。如前所述,在庄子美学,只是"无心是道","至人无待",这实际并非真正的消解。禅宗则从"无心"再透上一层,提出"平常心是道"。在禅宗美学看来,"无心"毕竟还要费尽心力去"无",例如,要"无心"就要抛开原有的心,而这抛开恰恰就是烦恼的根本源泉。心中一旦有了"无心"的执蓍,就已经无法"无心"了。实际上,道就在世界中,顺其自然就是道。而以"无心"的方式进入世界同样会使人丧失世界。这其中的奥秘,就是禅宗讲的那个既不道有也不道无、既不道非也不道是的"柱杖头上一窍"。也因此,在禅宗美学看来,"时时勤拂拭",是一种"看心"的方法,"勿使惹尘埃",则是一种"看净"的方法。借助马祖的三个不同说法,所谓"即心是佛",无疑与儒家美学类似,"非心非佛",无疑与道家美学类似,"不是物",则无疑与禅宗美学类似。这样,当禅宗美学面对世界之时,甚至就并非是在"求真",而是只为"息见"。
    在这方面,禅宗美学的"古镜"给我们以重大启示:古镜未磨时,可以照破天地,但是磨后却是"黑漆漆地"。因此,真正的生命活动就只能是"面向事物本身"。禅宗美学说得何其诙谐:"这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结果,从庄子的"用心若镜"到郭象的"鉴不以心",转向了禅宗的"不于境上生心",所谓"瞬目视伊"。它既非"水清月现"也非"水清月不现"。或者说,这里的"见"实际上是非"见",即见"无"或者见"虚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见"。在此之前,或许还是"去年贫,无卓锥之地",现在在禅宗却真正做到了"今年贫,锥也无"。结果,以庄子之眼(主动),望见的或许是"天地之美"的世界,以郭象之眼(被动),看到的或许是"游外宏内之道坦然自明",以禅宗之眼(非主动、非被动),呈现(见)的却必然是"万古长风,一朝风月","触目皆知,无非见性"。这样,在庄子是"小隐隐于野",在郭象是"大隐隐于市",在禅宗则干脆是"一念悟时,众生即佛"。铃木大拙说得好:"当‘本来无一物'这一观念代替‘本心自性,清净无染'的观念时,一个人所有逻辑上和心理上的根基,都从他脚底一扫而空,现在他无处立足了。这正是每一诚心学佛者在能真正了解本心之前所必须体验的。‘见'是他无所依凭的结果。"[1](P38)最终,道家美学的一线血脉中经郭象,终于被禅宗美学接通、延续、发扬光大。这就是所谓"于念而离念"。

                二
    就中国美学而言,我们可以以中唐为界,把它分为前期与后期。清人叶燮在谈及"中唐"时指出:"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叶燮《百家诗集序》)在中国美学,"此中也者"也"为古今一大关键"。而在这当中,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在后期的中国美学中无疑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外在世界的角度,是导致了中国美学从对于"取象"的追问转向了对于"取境"的追问。过去强调的更多的是"目击可图",并且作出了全面、深入的成功考察。"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态之神致"(翁方纲语),几乎无所不包,但是所涉及的又毕竟只是经验之世界。禅宗所提供的新的美学智慧,使得中国美学有可能开始新的美学思考:从经验之世界,转向心灵之境界。"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一审美对象的根本特征,第一次成为中国美学关注的中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则成为美学家们的共同话题。这一转换,不难从方方面面看到,例如,从前期的突出"以形写神"到后期的突出"离形得似",从前期的突出"气"到后期的突出"韵",从前期的突出"立象以尽意"到后期的强调"境生于象外",从前期的"气象峥嵘,五色绚烂"到后期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中的关键,则是从前期的"象"与"物"的区分转向后期的"象"与"境"的区分。前期的中国美学,关注的主要是"象"与"物"之间的区别,例如《易传》就常把"象"与"形"、"器"对举,"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周易·系辞传》)。宗炳更明确地把"物"与"象"加以区别:"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后期的中国美学,关注的却是"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语)语言文字要"无迹可求",形象画面要"色相俱空",所谓"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结果,就从"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形发未形"的"象"转向"广摄四旁,圜中自显"、"无形君有形"的"境"。从而,美学的思考也从个别的、可见的艺术世界转向了整体的、不可见的艺术世界,从零散的点转向了有机的面。这样,与"象"相比,"境"显然更具生命意味。假如"象"令人可敬可亲,那么"境"则使人可游可居,它转实成虚,灵心流荡,生命的生香、清新、鲜活、湿润无不充盈其中。其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真正打通、真正共通,万事万物之间的相通性、相关性、相融性的呈现,在场者与未在场者之间的互补,总之,就是真正的精神空间、心理空间进入中国美学的视野。
    其次,从内在世界的角度,是导致了中国美学从对于"无心"的追问转向了对于"平常心"的追问。这是一种对于真正的无待、绝对的自由的追问。在追问中中国美学的精神向内同时向上无限打开,不断趋于高远深邃,也趋于逍遥、超越以及人生的空漠之感。这一点,可以从苏轼对于"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的讨论中看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苏轼《宝绘堂记》)这种看法显然明显区别于道家美学的"为腹"、"为目"之类的观念。在苏轼看来,道家美学无疑有其不足:其一,是忽视了即使是"为腹"之欲也同样会令人心发狂;其二,何况"为腹"之欲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苏轼认为,"为腹"还是"为目",或者"微物"还是"尤物",实际上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寓意"而不要"留意"。"然圣人未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这就是苏轼的看法,其中的关键在于:"无待"。不过,这里的"无待"已经是对于庄子美学的新阐释,其中隐含着禅宗美学所提供的新的美学智慧。我们知道,庄子认为:"不假于物"的"无待"是普通人所无法做到的,但是苏轼认为:"假于物"也可以"无待",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因此,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无待",而不必走庄子美学的那条"不假于物"的"无待"的绝境。显然,这是以禅宗的"空"的美学智慧取消了一切价值差异的必然结果,个体因此而得以获得"心灵的超然"、真正的无待、绝对的自由。而且,不难发现,类似苏轼的看法,在后期中国美学中极为常见。例如陆游也说过"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陆游《老学庵笔记》)。欧阳修也如此:"十年不倦,当得书名,然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而,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欧阳修《学真草书》)因此,"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泊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欧阳修《学书静中至乐说》)在此,欧阳修提出了三种标准:"不寓心于物"的"至人"、"寓于有益"的"君子"、"寓于伐性泊情而为害"的"愚惑之人"。它们分别相当于苏轼提出的"不假于物"、"寓? 庥谖铩薄ⅰ傲粢庥谖铩薄!安辉⑿挠谖铩焙汀安患儆谖铩笔堑兰颐姥岢龅模率抵っ魑薹ㄗ龅剑弧霸⒂诜バ圆辞槎Α焙汀傲粢庥谖铩保蚧岬贾轮种植』迹灰虼耍詈玫姆绞交故恰霸⒂谟幸妗焙汀霸⒁庥谖铩薄6猓庆谔峁┑男碌拿姥е腔鬯韬笃谥泄姥У男缕舻稀?BR>     也正是因此,后期的中国美学在方方面面都展现出了一种新的美学风貌,例如:从前期的"退隐"、"归田"到后期的"心灵的超然",从前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后期的"本自心源,想成形迹",从前期的"山川草木造化自然"的"实境"到后期的"因心造境,以手运心"的"虚境",从前期的"不假悟也"到后期的"透彻之悟"......其中的关键,是从对于"神思"的关注转向了对于"妙悟"的关注,所谓"妙悟天开"(叶燮语)、"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语)。我们知道,刘勰强调的还是"文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而王昌龄强调的就已经是"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诗格》)。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美学的内在世界已经层层内转,而且从相感深入到了相融。因此,已经不是什么"随物以宛转",而干脆就是"心即物"。这样一来,传统的确定、有限的形象显然已经无法予以表现,其结果,就是转向了不确定的、空灵的境界。与此相应的,是"妙悟"的诞生。在"神思",还是与象、经验世界相关,在"妙悟",则已经是与境、心灵世界的相通。"神思"与"妙悟"之间,至为关键的区别当然就是其中无数的"外"("悬置"、"加括号")的应运而生。味外之旨、形上之神、淡远之韵、无我之境......这一切都是由于既超越外在世界又超越内在心灵的"外"的必然结果。也因此,中国美学才甚至把"境"称之为"心即境也"(方回语)、"胸境"(袁枚语),并且把它作为"诗之先者"。而美学家们所强调的"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天慵庵随笔》),"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恽南田《南天画跋》),"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袁枚《续诗品》)以及"山谷有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所设。'诚哉是言!抑岂特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诸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这物,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2](P393  )则也都正是对禅宗美学智慧所孕育的呈于心而见于物的瞬间妙境的揭示。

          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恰恰就在于:真正揭示出审美活动的纯粹性、自由性,真正把审美活动与自由之为自由完全等同起来。与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相比较,禅宗美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所得之"意"赋之于"仁",并且以"乐之"的方式去实现(意象),也没有把自己的所得之"意"赋之于"象",并且以"象罔"的方式去实现(道象),而是把自己的所得之"意"赋之于"境",并且以"妙悟"的方式去实现(境象)。与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相比较,禅宗美学既没有"咏而归",也没有"与物为春",而是"拈花微笑"。而且,"子与我俱不可知"(苏轼《前赤壁赋》),"物之废兴存毁,不可得而知也。"(苏轼《凌虚台记》)显而易见,这种境界只有在把人的本体完全视为"虚无",直到"桶底脱",直到"虚室生白"(也就是铃木大拙所说的"无处立足"),才有可能最终趋近。刘熙载在《诗概》中断言:"苏轼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在此,我们也可以把"空诸所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无中生有"称之为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
    那么,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的贡献与不足究竟是什么?要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转而考察一下西方现象学美学为西方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我一再强调,类似佛教思想中只有大乘中观在中国开出华严、天台、禅宗等美丽的思想之花,西方思想要真正与中国思想产生根本性的交流,也离不开现象学思想。西方现象学(尤其海德格尔美学)就正是当代的大乘中观思想,也正是悟入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必不可少的津梁。具体来看,就美学而言,现象学美学同样"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一反西方美学传统的自以为有根可追、有底可问并且不断地追根问底。现象学美学发现世界事实上是无底的,德里达称之为:"无底的深渊"(这使我们想起"桶底脱"、"虚室生白")。这意味着:世界只有根源而没有根底。同样,一反西方美学传统的把审美活动归属于认识活动,现象学美学强调审美活动就是最为自由的生命活动、最为根本的生命活动(这使我们想起"心灵的超然")。这无疑意味着现象学美学与西方美学传统的完全对立。不难看出,从把握事物之间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转向把握事物之间的相通性、相关性、相融性,将审美活动从认识活动深化为自由生命活动,这正是现象学美学为西方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这样,假如我们意识到这一切正是中国美学传统所早就一直孜孜以求的(但只是相通,而非相同,此处不赘),就不难意识到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的贡献究竟何在了。
    不妨再作具体对比,首先,就对于外在世界的考察而言,犹如禅宗美学,现象学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传统,没有再把审美对象作为客观对象。美不在物也不在心,人们就生活在美之中,那是一个主体与客体分化之前的世界。因此所谓审美对象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对象(这使我们想起"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它并非实在,但却真实,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只能解释(这使我们想起"于相而离相")。同时,它又是一个比科学、知识世界要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美学称之为"时间性场地"(这使我们想起"境"),而且强调,不同于西方美学传统的认为"在场的东西"先于"不在场的东西",应该是"不在场的东西"先于"在场的东西"。显然,这个"时间性场地"体现的已经不是一事物与其本质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称之为"枪尖",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凝聚。我想,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对于系统质的把握(因此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换言之,假如西方美学传统强调的超越性是执著于在场的东西,现象学美学则执著于在场的东西,或者说,执著于在场者与不出场者的关系(这使我们想起"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杜夫海纳指出:在创造中要通过可见之物使不可见之物涌现出来。海德格尔在谈到里尔克的"最宽广之域"、"敞开的存在者整体"时强调:这一种"无障碍地相互流注不因此而相互作用"、"全面相互吸引"的整体之域照亮了万物,也敞开了万物,使得万物一体、万物相通(这使我们想起"境生于象外")。胡塞尔也多次谈到"明暗层次",并一再告诫说:在直观中出场的"明"不能离开未出场的"暗"所构成的视域(这使我们想起"隐"与"秀"、"形"与"神",尤其是"象"与"境")。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就对于内在世界的考察而言,犹如禅宗美学,现象学美学在西方美学传统中也是最切近自由本身的。在它看来,人没有任何的本质,人是X(这使我们想起"今年贫,锥也无"),  只是在与源泉相遇后,人才得以被充满,然而也只能以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使我们想起"于念而离念")。这意味着审美活动必须对现实的对象说"不"或者"加括号",从而像禅宗美学那样,透过肉眼所看到的"色"而看到"空",最终把世界还原为"无"的世界(不但包括客体之现实即客体之"无",而且包括主体之现实即主体之"无")。然而,这样一来,自由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把握的东西、一个可以经验的对象(否则事实上也就放逐了自由,西方传统美学即如此),那么,怎样去对自由加以把握呢?现象学美学推出的是与"妙悟"十分类似的"想象"。梅洛·庞蒂声称:"一物并非实际上在知觉中被给予的,它是内在地由我们造成的,就其与一个世界相联系而言(此世界的基本结构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是由我们重新建构和经验到的。"[3](P129  )这就是想象(对此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等也都有所论述),它使得那些过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东西、不确定和空灵的东西在想象中得以出场。因此这同样是一种"心境"、"胸境"。所以萨特才会声称"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4](P3)海德格尔也才感叹"每件事物--一棵树,  一座山,一间房子,鸟鸣--在其中失去了一切冷漠和平凡","好像它们是第一次被召唤出来似的",[5](P417  )大千世界因此而在想象中变得令人玩味无穷(所以"即之不可得,味之又无穷也"),并且最终呈现为呈于心而见于物的瞬间妙境(这使我们想起"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
    
    综上所述,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无疑至今也没有过时,而且仍旧给当代的美学研究以根本性的启迪,它所企及的美学深度也绝非20世纪中国的那些转而拜倒在西方柏拉图、黑格尔美学膝下的美学家们所可以望其项背。当然,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智慧也有其不足。我们知道,所谓自由包括对于必然性和客观性、物质性的抗争,以及对于超越性和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的超越两个方面。禅宗的美学智慧与现象学美学一样,都是对于超越性和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的超越的片面关注,都并非片面地认识必然而是片面地体验自由,也都是对自由的享受。在这里,人类第一次不再关注脱离了自由的必然(例如西方美学传统、中国20世纪美学),而是直接把自由本身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自由本身成功地进入了一种极致状态(美学本身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广阔领域,例如禅宗美学、现象学美学),但也正是因此,自由一旦发展到极致,反而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自由。具体来说,自由不但意味着对于一切价值的否定,而且意味着在否定了一切价值之后,必须自己出面去解决生命的困惑。这样,当真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之时,一切也就同时失去了意义,而且反而会产生一种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去为之奋斗的苦恼,反而会变得空虚、无聊,并且进而暴露出人之为人的无助、孤独、困惑。这实在是一种更难把握的东西,然而对此人类又无可逃遁,恰成对照的是,现象学美学采取的态度是:自由地选择(荒诞)。它勇敢地逼近这一危机,承认生存的荒诞性,并且坦然地置身其中,在其中体验着自身的本质。禅宗美学乃至后期的中国美学采取的态度却是:自由地摆脱(逍遥)。结果,"空诸所有"的结果却转而取消了生命澄明的可能,生命只有在有"待"、有问题之时才有可能获得澄明的契机。正如袁枚所说:"必须山川关塞,离合悲欢,才足以发抒情性,动人观感。"(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然而从儒家的"咏而归"到道家的"与物为春"再到禅宗的"拈花微笑",这种内在的紧张却逐渐消失得一干二净(刘熙载在《诗概》中就曾批评苏轼"意颓废")。于是,心灵的澄明同时又再次被遮蔽,其结果,就是滑向庸俗不堪的生活泥潭而不能自拔。这,又是我们时时需要加以高度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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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6楼]  作者:单纯女人  发表时间: 2007/07/15 23:52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最基本的东西。东亚两大文明古邦印度、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有很大不同。印度先民过早地发展了精神方面,深思人生的根本意义问题。正如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中所说,在地球上,若要问哪里人类心智最丰富地发展了它的某些最优秀的天赋,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思考最深,回答是在印度。
  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人就从早期的乐天乐生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悲叹人生多苦,追求精神解脱众苦而获永恒安乐,是印度人生态度的主要特点。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氛围下,佛教才得以诞生,禅学才得以发展。可以说,佛教禅学浓厚的出世主义倾向,深受印度传统思想影响,与印度民族的人生态度基本一致。佛教及禅的传播发展,使印度传统的人生态度更增其超现实性,但佛教及其禅的人生态度,在印度诸家学说中尚称中庸,既反对以苦行自我折磨,又反对纵欲主义,持不苦不乐的中道观。大乘教义对人生更为重视,对人道伦理之力倡,有促使印度的人生态度既不致于走向否定人生价值、一味追求来世幸福之极端的作用,又可抑制作为印度传统出世主义、禁欲主义之补充的纵欲主义倾向。近世学者多将印度长期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基于瑜伽的出世思想,这显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因此而将印度衰落之因归诸佛教及其禅,则似乏史实根据。众所周知,印度的衰颓不振,是印度教中兴、佛教衰微、绝迹以后的事。而佛教在印度兴盛之时,伴随它的却正是印度历史上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正如许苏民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中所说:"在公元七世纪,中国、西欧、印度同处于封建社会。......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正盛极一时,......印度人也在佛教的平等观念、普度众生、勇猛精进的观念刺激下而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应该补充的还有:印度的繁荣,还与大乘禅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大乘禅的那种观菩提心而求普度众生、庄严国土的宗旨,那种以世间出世间为一的精神,给印度传统的出世主义人生态度注入了关注现实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恰巧是传统的婆罗门教所最缺乏的。当这种阳刚之气随大乘佛教的衰变而从印度人心理上消失之后,随着传统婆罗门教自然崇拜迷信的复兴,印度的国家和民族才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与印度截然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则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被用以概括华夏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参赞化育,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世界为人应尽的天职,以取法于天地之道的伦理纲常为人必须恪守的绝对命令。深怀这种参赞化育信念的中国人,以一种功利的、理性的、审美的严肃态度对待现实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满足于通过生产斗争从自然界得到的生存权利,和因敦伦尽分而在社会上得到的生存权利,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不大追求来世幸福之安慰。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的"贵生",集中表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现世主义的文化心理特征。华夏民族的现世主义人生态度,与基于印度出世主义的佛教人生态度大相龃龉,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最大阻力,使只求个人解脱、偏重出世的小乘在汉土无法扎根,只有高唱普度众生,以世间出世间为一味的大乘,因为与中土儒家兼济天下之旨相符,才得以在华广泛流传。成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之禅,在人生态度上更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影响,只讲现前的觉悟和超脱,不大渲染有生皆苦、离尘出世那一套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价值论,不大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他生后世的累劫修行,表现出浓厚的中国味。
  当然,华夏民族的文化是多层次的,作为以儒家为主的极端现世主义思想之补充,也有像庄子那样极富超越性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土文化精英,往往内道外儒,在内心生活上具超越性的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挫折时,也会产生出世之想,尽管这种出世未必是隐遁山林、追求来世,而多分为即世间而出世,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华化的禅宗之禅,正好适应了中土文化人的这种精神需要,把他们的精神境界从庄子的"逍遥游"升华到更加超越、洒脱、无碍而又不离世间的境界。禅的陶冶使中国士人中的不少人物掌握了既积极用世而又超然物外的生活艺术,正直不阿而又善明哲保身的处世技巧,培养出像白居易、苏轼、耶律楚材那样虽有作为而又总是保持内心超然宁静的文人的典型。禅作为一种自我解脱痛苦的法门,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失意时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技术。
  另一方面,作为对极端现实主义的必然补充,中国人也会产生追求神佛护佑、憧憬来世幸福的宗教需求,尤其是深受剥削压迫、不得人生幸福的劳苦大众和乱世之民更多如此。外来佛教佛、菩萨救度及往生净土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这一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民间乃至上层社会念佛禅的盛行。南北朝时代小乘禅的实践,也应看作社会苦难的产物。对佛菩萨的崇拜及对死后往生乐邦的追求,当然会产生忽视现实幸福争取的消极作用,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也是苦难大众唯一可安慰心灵的方式,对于平衡社会心理、淡化社会矛盾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净土宗念佛禅强调以戒行、十善和尽世间的伦理责任为基,有其调和入世、出世的方式,尚不可说一味追求出世。从另一角度来讲,华夏民族的极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易产生腐化堕落与知足保守两种极端倾向,国外学者有人指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致命弱点。佛教禅对人生冷静深刻的反省,对人欲横流从认识论、轮回说、伦理观方面的批判,作为一种补充思想,也不无激发人向上追求,使堕落者警醒回头的良性作用,使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对维持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西藏,因地域的闭塞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原始巫术传统使那里的佛教及其禅观带有较汉地浓重得多的出世主义和神佛崇拜的色彩,在形成藏民族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上起了巨大作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民族,人生态度基本上近于汉族。日本虽深受汉文化与汉传佛教影响,但其民族既具有神道教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思想主干,又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善于吸收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使日本民族在人生基本态度上既具有汉民族参赞化育的特点,而少乐天安命的消极面,又具有大乘佛教精进不息、注重入世的精神,而较少出世的一面,较汉民族尤少固守传统、向后看的传统主义之束缚,这使日本民族的人生态度兼具东西方的积极面,成为日本在近现代发达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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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本帖已被单纯女人于2007年7月15日23时53分27秒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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