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诗文化的区域特征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国诗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特征。中国诗文化的区域特征，在《诗经》和楚辞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诗经》中关于风、雅、颂的划分，就是从诗歌产生的区域和功用来划分的，特别是国风160篇，按照区域的不同划分成为15国风，而非常明显，15国风的风格各个不同。如周南、召南两个地方，因推行"文王之化"，"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成风俗"，所以二风中情爱、仁爱篇目居多。邶、鄘、卫三国，以反映礼崩乐坏、战乱、社会生活习俗居多。郑国因地居中原、物产丰富、生活条件优越，描写歌舞、聚会、男女欢庆的诗歌占了绝大部分。齐地本东夷之地，在婚俗上还存在氏族制残余，所以其他国风婚姻爱情篇目大都是男追女，唯独齐风全是女追男。魏地因统治者贪婪昏庸，且自然条件恶劣，故魏风反映人民疾苦的特点非常突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同样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解读楚辞必须结合楚地的山川、风物、民情、语言。宋人黄伯思在《新校楚辞》中言："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区域文化对诗歌创作在不同作家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形成了风格、内容、特点不同的区域诗文化。与此同时，区域诗文化又是对区域文化的弘扬和丰富。长安、洛阳、开封、杭州、金陵、荆州、成都等地都曾经人才荟萃，黄河、长江、泰山、庐山、阳关、玉门关、洞庭湖、岳阳楼等处也都聚集了大批的诗人，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文化。以洛阳和金陵为例。隋唐以前，洛阳成为北方文化中心，而金陵是南方的文化中心。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有论："封建社会中建都之地，往往就是人文荟萃之地，一般也就是学术和文艺的中心。这个中心在西汉时代，本在长安，东汉以后就迁到了洛阳。汉末的群雄割据之际，这个中心曾一度移到了许昌和邺城，但不久又回到了洛阳。西晋末年洛阳失陷，迫使中原大批文人、学者逃向江南。他们南下之后，与江南原有的文人在一起，在偏安政权的首都建康重新建立了一个文化中心。"到了唐代，洛阳成为陪都，而金陵却渐渐落寞，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两地的诗文化就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就数量而言，唐代诗人在洛阳创作的诗约820首，在金陵创作的约180首。就形式而言，洛阳诗因文人密集而以唱和为主，金陵诗则大部分是个人咏叹。就特点而言，洛阳诗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歌功颂德，赞美生活。所谓"河洛荣光遍，云烟喜气通"，这类诗歌主要集中在唐王朝前期，以歌颂帝王的丰功伟绩和生活的富裕安康为主基调。此类诗歌张九龄和陈子昂均创作较多。二是风花雪月，闲情逸致。所谓"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这类诗歌主要集中在唐朝中期，开元后期洛阳政治地位有所下降，诗人们的政治热情转入了对生活的感受。白居易可为这类诗歌的代表。三是人事消亡，生命悲叹。所谓"岁代殊相远，贤愚旋不分"，洛阳城的繁华和邙山坟场的萧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洛阳诗中及时行乐的态度也总伴随着生命的忧叹。四是往来频仍，别情离绪。所谓"孤舟从此去，客思一何长"，洛阳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有相聚就必然有离别，而有的相聚其实就是为了离别，送别诗在洛阳诗中也就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金陵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六朝兴衰的哀叹。所谓"慨古无言独倚楼"，人事沧桑，江山沉沦，抚今追昔，无限感慨，讲诉着对古都的依恋和惆怅。二是繁华风流的追慕。所谓"登高有酒浑忘醉"，是把对六朝人的修养、行为和风度的赞赏和追慕，凝结在了金陵的山山水水、亭台楼阁上。三是怀乡忧国的复调。所谓"此夕秦淮驻断蓬"，登临曾为六朝古都的金陵，难免会和家国联系在一起，怀乡之情也会油然而生。

        由此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因发生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地域文化的特点。而某一区域的诗歌创作则和一个地方的山川河岳、风物人情、历史变迁、生活特征等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