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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等地怎么会遭这么大的水灾？--检讨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农林生态的破坏 同时，这些年农村里的许多沟渠、堰塘、湖泊和山林，已经距离原始水生态格局越来越远。如果要是不信，各地的主要党政领导可以带领一些水生态环境专家去各地农村看看，保证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即，越是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被改土造田得多的地区，保证就是现在旱涝灾害越多的地区！越是那些当年农业学大寨运动波及得越少的地区，旱涝灾害的几率反而越小！为什么？这道理非常简单，原始水环境生态，本身是不能够人为再造的，那是天然的。你的主观和人为的作为因素越多，那么，对原始水环境生态的破坏就越大！像农业学大寨这样的农村政治经济运动，主观想像成分更多，客观不良后遗症越就越多，对农村天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当然就越大！
[本帖已被单纯女人于2007年7月9日18时2分58秒修改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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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为新朋友排排版
问好，欢迎来到天骄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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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楼主文章中对此问题的分析，更加佩服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都带来不少的破坏后果 前者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开发，后者造成了生态的恶劣破坏，这是令人痛心的！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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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系统的综合管理 是中国最缺乏的,中国各自的行政管理往往是扯皮居多,争夺权利为上的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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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 <img src=http://photo.xilu.com/pic.aspx?id=200611012304836 border=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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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是主角
记得我小时候，看人大会的照片，一个带着包头的老头常被特写，这就是他了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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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农业学大寨始末
北方农业会议强调学大寨要坚持"大批促大干"，给山西省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在省革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决议。决议提出"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的问题。强调学大寨要"学根本"和解决基层领导班子中"五种人"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加打乱了山西省的农业生产秩序，影响了农业生产质量。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当时农村的经济政策，被践踏无遗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在贯彻会议精神，纷纷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即由省、地、县、社领导参加的会议，做了各自的学大寨决议。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在检讨中都谈到，自己原来只是把大寨看成是生产典型，把学大寨当成增产的措施，没有看作是方向、路线的问题。有的地方把学不学大寨提升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的高度来认识，还有的地方把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学大寨和"一打三反"结合起来，和整党建党结合起来。 这年11月9日，山东省为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这个报告在11月19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更加提高了学大寨运动的调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学大寨的问题上也逐步实行了拨乱反正。1980年7月9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时，如何正确对待先进经验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文章指出："先进经验不等于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同党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两者的关系搞颠倒，用某个先进典型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人们在总结了学大寨运动的深刻教训后得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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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大寨县
1967年，陈永贵担任了晋阳县主要领导人。此后，他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大寨模式，使晋阳县迅速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并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被认定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 应当承认，昔阳在学大寨运动中，通过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县主要几条河川，经过几年的治水治山，控制水土流失，在
但是，昔阳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除了粮食生产之外，其他各业都受到严重冲击。昔阳县领导推行的一些极左政策，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昔阳县以打击"黑市"为名，严厉限制集市贸易。按照当时的说法，人们将集市贸易称为"自由市场"。在限制集市贸易的同时，昔阳县还基本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副业，一家农户只准养几只鸡和一两头猪。昔阳县赵壁公社有两个村子，历史上人们习惯用麦秆编草帽辫，这种家庭副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但1967年以后，县领导规定，草帽辫只准集体组织编织，个人业余时间编织要受到批判。昔阳的山上有一种白草，农民原来常常割些拿到市场上卖，换点零花钱；昔阳县是深山区，有的山洼里可以开小块地种，农民就自己开了地种点蔬菜、瓜果调剂生活。但后来这些都被禁止了，谁要自己割草卖，或去开小块地种，要受到严厉批判。当时"白草、黑市、小块地"，在昔阳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不仅如此，昔阳县还通过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严格限制了各社队的工副业生产。 在昔阳县，还有一条不成条文的规定，就是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超过大寨。城关有一些大队在发展工副业方面，本来具备较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能力，但就是因为怕"压"了大寨，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发展。无论什么工作都只能说是学大寨、赶大寨，不能说"超大寨"。就昔阳范围来说，大寨在林牧业生产方面不如白羊峪大队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学习并推广白羊峪发展林牧业的经验；大寨在发展队办企业方面不如李家庄公社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学习并推广李家庄发展队办企业的经验。结果使得有的社队偷偷到邻近的阳泉市搞副业。他们为了不挨批判，借的是相邻的寿阳县一些社队的户头，不敢说自己是昔阳人。后来，昔阳人将那时的政策概括为："光种玉茭（玉米），甚也不要"，还有人将其称之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自杀政策"。 昔阳县农村原来大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本来是符合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的做法。但从1967年上半年起，昔阳县普遍推广大寨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并把这作为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学大寨运动中，昔阳在全县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而且由于怕农民成为"暴发户"，怕他们"掉进资本主义泥坑"，县里决定把社员房前屋后栽种的树一律收归集体所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民生活。 1967年4月，昔阳县革命委员会把仍在全县大多数生产队实行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斥之为"修正主义、经济挂帅"的劳动管理制度，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是"明明显显的两个对抗的东西"，"是劳动管理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批判中，一方面指责实行劳动定额管理是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使"强劳动力肥得不得了，弱劳动力生活不下去，导致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把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说成是"突出了政治，突出了人的因素，反对了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反对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是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是农业"经营管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这就使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很快在昔阳县推开。 完成以上的几项变动后，在昔阳县境内，实际上就把《农业六十条》所赋予农民的一点私有、自由权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革命"，又割了一段"资本主义尾巴"。 由于大寨村的房屋、窑洞在1963年的洪灾中大部被冲毁了，此后，他们依靠集体力量重新建设起大寨新村。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昔阳在全县推广大寨建设新村的经验。于是，各个大队都集体盖了一些新房子，不少社员迁入新居。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可是有些大队在修建新居的时候，拆了社员的一部分旧房，对拆了的旧房作价偏低，有的甚至没有作价，等于无偿剥夺了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社员住新房仍要出一些房费，虽然费用不是很高，但农民也有意见。有些大队的集体经济本来就不厚实，也要拼命建设新村，好像不这样就是不学大寨，结果是对农民的旧房不管户主愿意不愿意都要拆除。而修建成的新村，也都学着大寨的样子，一没地方养鸡，二没地方喂猪。农民感到没有原来住的四合院适用。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活资料的一种剥夺。农民群众有怨言，许多基层干部也有意见，但是不敢向上讲，怕被说成是破坏学大寨运动。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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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关注当年
在1970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昔阳被确认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为了表明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在这次会上还点名批判了昔阳县著名的劳动模范张老太。 张老太是昔阳县刀把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刀把口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张老太因领导群众发展畜牧业成就显著，被誉为太行老劳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是昔阳原来的"三枝花"之一，与白羊峪和大寨的党支书齐名。在
昔阳县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所谓"大寨县"，就是说全县都已经成了大寨式的了。于是，昔阳县也就成为全国性的先进典型，拥有了几乎与大寨相等的地位。以前的学大寨运动还只是宣传大寨，随后，对昔阳的宣传也开始逐渐加温。出版社还出了不少宣传昔阳的书，如：《昔阳学大寨》、《昔阳散记》、《昔阳新故事》、《昔阳新歌谣》等。 昔阳仍不断地搞"新套套"。在财贸领域，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极左政策。县委以"社会主义商业要全面占领农村市场阵地"为由，对集市贸易再次进行"大围剿"。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三令五申要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学大寨"站好岗"、"放好哨"，对集市贸易要"管紧、管严、管死"、"宁左勿右"。在限制、管制、处罚三项打击下，全县集市贸易终于在1970年到1971年间被强行关闭，严重地影响了农副产品的收购，影响了昔阳县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危害了人民的生活。当时还提出："只抓购、销、调、存，必然要为资本主义服务。"要财贸职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冲锋陷阵，提出要"狠抓商品流通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什么"三尺柜台不平静，一买一卖有斗争"、"一个鸡蛋两条线"的极左言论盛极一时。结果，砂锅、砂制茅勺、茅桶等土特产绝迹了，苇席、麻皮、笤帚由调出变成调入，菜羊、鲜蛋收购显著下降。 为了建设大寨县，昔阳几乎把所有与农业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和行业全部限制起来了。弄到后来，为了解决机关落后于农村的情况，昔阳县竟然将农民派往机关厂矿，学着毛泽东派"工宣队"的做法，创造出一支"农宣队"，被人称其为"倒蹲点"。即原来总是机关干部到农村去蹲点，现在要让农民到机关来蹲点。这种"农宣队倒蹲点"的经验后来也在全国推广开了。 1975年4月，"四人帮"鼓吹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大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受此影响，昔阳县也提出"要专资产阶级的政，必须首先专好自己头脑里资本主义思想的政"的口号。他们把社员要求在自己院内、屋内经营家庭副业，如搞缝纫、编织、修理或制造木器到市场出售以增加经济收入的想法，都当作"资本主义思想"去批判，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多年来我们把资本主义从山上赶到坡上，从坡上赶到村里，从村里赶到房前屋后，从房前屋后赶到家里，从家里赶到每个人的头脑里，再专好头脑里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政，彻底消灭它。"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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