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世界黑夜，并非意指一个暗无天日、动荡不堪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反而一个科学、理性、权力话语强行揭示、规制一切的技术性的白昼。我们说贫困时代，并非意指任何物质财富匮乏的时代，而是意指技术性白昼笼罩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人类心灵的双目被科学、理性、权力话语的强光刺盲，人在一切神性、本源之域、互成关系中保有的本真存在被遗忘，人类的精神漂泊无根，在痛苦、沉沦、漂流、甚至麻木的无知觉中沉入暗冥的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
    如此贫困的世界黑夜，必得在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之思中得以澄明。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人之生命主权陷入虚构的人格上帝、形而上观念、一切逻各斯中心的压迫之下；人之精神尤其为科学理性、权力话语、社会机制所异化和规训。尼采的哲学以向外、向丰溢性、多样性、创造性、生成性的方向解放个体被压抑、规制的生命主权来对抗时代的贫困。海德格尔哲学则以向内、向源始性、一体性、去蔽性、澄明性的方向归返个体被遮蔽、被遗忘的精神家园来拯救时代的贫困。世界黑夜的贫困乃是现时代人类最大的生存困境。尼采和海德格尔无疑是反思、对抗、拯救这一时代困境的两位不可逾越的贫困时代的巨哲。萨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等诸多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不过是在更具体、更细微的领域延袭着、扩展着尼采和海德格尔式的关怀和沉思。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是一个特殊的虚无主义的时代。尼采以一切蔑视生命、压抑生命意志的超感官事物为虚无主义，因为他要求作为强力意志的生命超越自身而创造、而生成、而毁灭新生；海德格尔以一切遮蔽存在、抹杀存在之思的贯彻意图之对象化活动为虚无主义，因为他要求作为大道倾听者的生命超脱桎梏，而还乡、而栖居、而向死而生。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在追寻着天人合一。尼采以强力意志在行动中践行和归属于最高的永恒轮回之使命；海德格尔则以诗意之思在心性中明悟和栖居于最高神圣者的朗照。因此，我们说，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与儒家、道家的思想具备本体论和实践论上的一般可比性。尼采、海德格尔哲学指出了贫困时代通往生命自由的两条最基本的路途。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自从笛卡尔宣告“我思故我在”，贫困时代即已悄然走在路上。然而哲学对贫困时代的真正探思和反醒却远远滞后于文学艺术的先知先觉，尽管文学往往不能达到哲学思索的高度。应该说自从叔本华和尼采之的哲学才真正开始发现和反思时代的贫困，由此开启的现代哲学进程就必然是贫困时代大语境下的哲学思考。萨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些尼采、海德格尔其后的哲学家受摧毁形而上学潮流和现象学搁置原则的影响，不再探求哲学的本体论始源，而将哲学思考引入更细微、更贴近人之生存境遇的人学、社会学、政治、生活等领域。如果说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将贯穿整个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的话，萨特、福柯等人则注明了贫困时代不同路程上的阶段性标志。
    萨特的时代乃是上帝死后，世界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和荒诞的时代。人们曾以理性、科技、文明下的自由、平等秩序而自豪，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却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们的理性信念。命运的荒诞和无常成为一代人最大的精神困境。上帝已死，世界陷入无法控制的疯狂，人类成了被抛入尘世的荒诞存在。没有上帝眷顾生灵，他们必须自忆对自己渺小些微的生命负责。许多人陷入了绝望、颓废、冷漠、自弃，然而，正是在此种危难的时刻，萨特提出了自由选择自由创造自我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是一种积极介入现实人生的行动主义哲学。加缪进一步把存在主义的哲学精神阐发为一种不向荒诞命运低头、抗争到底的“西西弗斯神神”。事实上，这恰似尼采以战斗的迷狂肯定悲剧人生的酒神精神。
    福柯、德勒兹的时代世界从动荡不安走向和平安宁。社会规训、权力话语的异化和压迫成为了现代人的生存梦魇。在现代社会，档案、证件、考勤、规章，甚至学校、医院、工厂都成了监控训练人们的隐性监视塔。人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座带中央监视塔的圆形监狱组成的监狱群岛中，由于时刻感到被隐密地监视，久而久之，他们就在惶恐不安中自己成了自己的狱卒。他们为权力话语的规章制度所驯服，自觉地替统治者审察、监控自身，自觉自愿地“愚昧”化，终于遗忘了自身的存在，丧失个性，沦为对社会运转有用的机器零件。因此福柯强调永久性地、分散地反抗微观权力的规训。仿佛尼采把酒神式的悲剧抗争精神与战士的大笑杀戮合而为一，福柯也把生活美学式的精神超越与对权力的现实反抗合而为一。事实上，福柯的学说乃是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在现代规训式社会中的一种变形用应用。
    21世纪的今天，世界面临一个东西方思想大融合的新轴心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语境下，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西方20世纪后半业哲学就显露出其巨大的局限性。他们在反抗社会规训、反抗权力压迫的同时并没能从根本上拯救深陷于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中的人本身。他们的哲学虽能暂时把人从常人中超拔出来，却往往又把尼采所斥责的“释放身体里的牢狱和野狗”视为自由的解放，因此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很容易把人性引向放纵、颓废和虚无。用尼采的他们“仍是为自己虚构出自由的囚犯”。后现代式的自由乃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后现代哲学家一味地向外部作战，而不向自我的精神作修炼和反思。后现代能够无情地解构世界，却不能无情地审视自我。他们纵然可以局部性地改善人类的外部生存环境，却终不能改进人本身，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则不仅仅批判外部世界，并且更多地关注和反思人之本身。尼采要求人成为超越自身而创造而毁灭的具有超常人格的超人；海德格尔希求人成为解脱桎梏，澄明自身、聆听天命，筑造安居的本真的人。后现代是一个反英雄的解构的时代，而在东西方互融之路上的新千年，则应该是一个重新建构、重新寻回人的时代。单纯的反抗和拆解外部世界还并不能提升人本身，并不能为人类寻找到安居的精神家园。人不首先克服、铸造、升华、澄明自身，人不首先认清贫困时代的贫困本质，人就不可能走出时代的贫困。所以新千年的思想首先仍应回到尼采、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的自由之路上来。再以尼采、海德格尔作为联结东西方思想的桥梁，以开启一个思想文化精神复兴的新轴心时代。
   
    Ⅱ贫困时代大语境下的文学旅程

    笛卡尔宣告“我思故我在”。我思，于是理性出现了，主体出现了，对象化出现了，人从世界之中超离出来，世界在人的眼中成为图象，上帝所代表的超感性世界、至善、必然性、信仰、仁爱被插上了沉痛的第一刀。卢梭、夏多布里昂、华兹华斯、柯尔津治、荷尔德林，都是这一贫困时代的艺术家。他们在对现代文明沉痛的失望中，找寻自然、回归、异域、神性。而到20世纪，贫困时代终于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艾略特首先把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喻比成荒原；里尔克揭示了贫困时代的深渊；特拉克尔道出了大地上的异乡人。然后卡夫卡叙说了荒诞，加谬既描述了冷漠、自弃的局外人，又高扬了反抗命运的西西弗斯精神。这时期，海明威写出了时代的迷惘和人的抗争，贝克特道出了我们在等待一个戈多。然而临至20世纪后半业，反抗消失了，连戈多也不再等待，迷惘变成了垮掉，身体里的牢狱和野狗被畸形地释放，一切陷入后现代废墟上的自我放逐和虚假欢狂。享利•米勒式的放纵，垮掉一代的嚎叫，黑色幽默的绝望乃是贫困时代夜到夜半的表征。
    与此同时，20世纪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先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国家危难、西学涌入，传统被割断，古老的信仰泯灭。天道和圣人为代表的人伦价值体系被遗弃，加上战乱频仍，统治残暴，生命存在受到巨大的威胁。世界和命运便在人的眼中变得诡秘而不可把握，一切都变得荒诞无常，人终于在对世界和命运的逃避、冷漠、无知、苟安、自欺欺人中日益贫困下去，成为尼采所痛斥的缺乏生命意志不敢承担命运得过且过的末人。鲁迅在这一时代即承扬了尼采的超人般的战斗精神，一个也不宽恕地对愚弱的民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不过鲁迅和萨特、加缪在批判和战斗的同时往往张扬的是西西弗斯式的不向荒诞命运低头勇敢抗争的英雄性，而缺乏尼采的酒神式毁灭新生并向永恒轮回归属的神性，因此他们的文学在本体论上仍有迷茫，不及尼采哲学在本体论上神圣使命式地自信。这一时期也曾有郁达夫、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深切地亲近过生命的存在，然而终于在失意中演变为沉沦、痛苦、放逐和逃避。
    此后，中国文学、思想、文化曾长久地迷失在历史政治的逻各斯话语中，淹没于社会权力的规训中，文学、思想、文化成了逻各斯话语权力的传播载体和工具，人的精神陷入了乌托邦这种政治性上帝的虚妄之中。而当这种唯一性政治话语崩塌之后，中国文学又一再地陷入感伤、怀疑、拆解一切、彻底虚无主义的泥淖，陷入先锋实验、形式主义、叙事圈套诸多缺乏实质性精神探索的浮华之途，甚至陷入以余华、残雪为代表的病弱生命意志的苟活偷安、知足自赏、自我欺骗的虚假欢狂。他们在客观上注明了贫困时代深渊深处的标志，然而却缺乏应有的鲁迅式的清醒和批判。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价值观念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崛起、西方思想的二次输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欲膨胀、人性异化、科技崇拜、工具理性成为社会中的突出现像，以致浮躁肤浅、媚俗矫情、消费主义的写作大行其是；后现代思潮在解构一切，反抗规训和逻各斯的同时，也把身体中的野狗和牢狱当成权利和自由释放，于是欲望写作、美女作家亦纷纷粉墨登场；同时，小资写作和80后也在孤独、空虚、迷茫、感伤、甚至颓废中重新注释了贫困时代在世界黑夜中的贫困。
    幸运的是，在新千年的21世纪，世界黑夜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曙光。新千年乃是一个东西方思想交汇融合的时代。这种交汇融合已由尼采、海德格尔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对西方思想的总结作好了准备。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已经由中国学者们的引入、阐发、与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为联结东西方思想的桥梁。在今天，我们经由尼采、海德格尔，回归希腊、回归东方，决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文化研究的兴之所至。而是在潜移默化地回归一个伟大的传统，是向着两千五百年前的第一个人类轴心时代的伟大回归。荷尔德林、里尔克以诗歌的形式较早地思索了时代的贫困并探寻拯救之途。尼采、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沉思最全面深刻地解蔽了世界黑夜时代并指出了两条不同的通往自由的拯救之途。然而，诗歌受音韵、篇幅、隐喻性的限制难以明晰透彻地展示宠杂的思想；哲学由于其深奥难懂而不易于对大众的传播和接受；于是，驱散世界黑夜、唤醒贫困时代的人们这一历史性的天命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小说身上。
    小说相比于诗歌和哲学，具备巨大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式优势。它能够更全面深入、更平易近人、更情境化、更趣味性地在诗与思的结合中描绘、解蔽贫困时代的黑夜境遇，描绘和显示战胜超脱时代贫困的生存方式。在小说的诗与思化方面，20世纪后期的昆德拉、卡尔唯诺、艾特玛托夫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先驱性的表率。昆德拉偏重于“勘探人类被遗忘的存在”的解蔽之思；卡尔唯诺更偏重于在大地上筑造诗意栖居的诗之创建。艾特玛托夫在迈向新千年之际以断头台的象征对世界黑夜的贫困做出了深思和总结。而曹雪芹、乔伊斯、普鲁斯特已然超出了单纯的时代性，道说了人类精神的永恒性的漂流、寻找与还乡。他们乃是新千年文学以及一切时代小说创作的永恒性典范。萨特、加缪小说以尼采式的抗争为新千年文学准备了希腊式的悲剧抗争精神。此外，卡夫卡，博尔赫斯作为贫困时代率先入于深渊中的先行者，作为人类生存境况和精神际遇的记录者，他们以诗与思的画笔刻下了深渊深处的标志。他们都是新千年文学在小说领域最主要的先驱者。移至现代中国，鲁迅以接近尼采、萨特、加缪的的方式无疑成为新千年文学的第一位伟大先驱，而王小波以接近昆德拉和卡尔唯诺的方式成为新千年文学在上世纪末最临近的另一位先驱。
    20世纪文学乃是“上帝之死”语境规定下的文学，因此，20世纪文学的特征和症结也即在于缺乏本体论高度的思索。由于缺乏超越于人本身的境界，20世纪的文学皆不能达到尼采和海德格尔所开启的思想高度。融合东西方思想、复兴古典传统、重新建构、寻回人、筑造诗意栖居、开启新轴心时代的伟大任务便义不容辞地成为新千年文学的历史性天命。
   
    Ⅲ大地上异乡人的求索

    儒帅哲师在这部《大地上的异乡人》序言的标题中，即已明白地向我们宣告：生命、存在、家园，乃是诗意贫困时代我们应思的事情。正是以这种反思时代，勇于道说的精神，儒帅哲师在新千年的中国第一次经由自觉的创作实践把小说引向了贫困时代的诗意之思。因为这种思的自觉性，《大地上的异乡人》不仅仅是文学家式的描摹、寻找和希翼，并且更多蕴含着思想者的追问、解蔽和道说。儒帅哲师正是以此种方式将这部《大地上的异乡人》汇入贫困时代的大语境中。
    这部小说以对生命、存在、家园三大主题的探询来统领全篇，在每章的开始又皆以海德格尔的道说为引语，明确地揭示出世界黑夜的贫困处境，并提示了超离贫困的可能性出路。然而，小说却并不是对每一引语的简单图解，事实上小说中的几位“异乡人”在文本结束时虽然皆在迷茫中寻到了某种相对的安宁和希望，但作者并没有让他们达到真正的澄明彻悟的高度，他们的漫游并没有结束，他们仍将迎着世界黑夜时代隐约乍现的曙光继续摸索着前进。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以沉思者的姿态和高度对贫困时代大地上精神漂泊的人类的一种悲悯、关怀、召引和希翼。作者在这种终极关怀中描摹和思索了大地上异乡人的精神困境、心灵震痛、四方求索和可能的出路。
   
    1、 荒诞虚无的现实困境
    第一章、生命：漂泊无根的引语——安居的真正困境，先于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也先于地球上的人口膨胀以及产业工人的生存困难。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如果人的无家可归正在于此。那么，人为何仍旧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来思呢？
   
    在诗意贫困的时代里，一切都沦为了有意贯彻意图的对象化活动，人们在这种对象化的追求中迷失自我、遗忘了本真的存在。社会在贯彻意图的话语中逼迫着规训着存在者，加快加深他对本真之域的遁离和遗忘。作者以中秋节团圆夜的象征隐喻了现代人被外物所占有，精神流离失所的现实状况。然而，少数人却在黑夜中觉醒，意识到了现实生活无意义的虚无和荒诞。苏芸欣因为虚荣和虚无飘渺的明星梦而错过了唯一的真爱；楚濂抱守现实功利的人生理念在社会规训的机器中打拼挣扎、耗费着青春年华直至病倒；唐宇翔在一次次的亲身体验中意识到学校的荒谬、社会的无情、一切价值的虚无。他们成了生命被抛的尴尬存在，在贫困时代的大上地无家可归，漂泊无根。他们在孤独中意识到了某种叛离、漂流、寻找的必须，然而仍不知道所寻何物，只有在企望和等待中迷悯茫然。
   
    2、深渊深处的精神危机
    第二章、存在：诸神隐退的引语——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的光辉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
   
    海德格尔说现时代的一个本质性理解即是弃神。不仅上帝和诸神被当作虚构出的人格神而取缔，而且上帝和诸神所代表的超感性世界，至善、神性、信仰也被科学、理性的实证、经验的形而下法则所逐一消灭。人从世界一体性中跳将出来，以测度的眼光打量一切、算计一切、谋求一切，又或者手握解剖刀宰割一切，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总之，是以人为中心建构世界或拆解世界的积木游戏。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弗朗索瓦痛苦地发现西方文明在把世界变成图像和拆解图像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游戏中，并没有从本质深处真正地亲近人，改善人，拯救人类失落的精神。怀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质疑，对形形色色后现代理论的失望，弗朗索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寻找东方文明的救赎。先是为苏芸欣超脱世俗的孤独所吸引，后又到西藏密宗中寻找精神的解脱。然而西方人果能在东方文明中得到彻底的解救吗？海德格尔明确地表示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他的拯救都还无救。于是西藏是否就是弗朗索瓦漂泊求索的最终归宿也就成为存有疑问的未知数了。
   
    3、 终有一死的人
    第三章、家园：诗意栖居（上）的引语——因为栖息说到底就是：人在大地上逗留，在“这片大地上”逗留，而每个终有一死的人都知道自己委身于大地。
   
    小说中的贝雅齐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超现实性人物，她引我们想起但丁那早夭的意中人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在《神曲》中成为引领诗人上升的永恒象征。《大地上的异乡人》中的贝雅齐同样是指引诗人漂泊灵魂的灯塔。在人们忙着计算、筹划、占有的忙碌的时代，贝雅齐却因为身患绝症早早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终有一死，意识到了不受外物沾染的生命主权和存在。于是反而向死而生，获得了与大自然的亲密交融，赢获了本真存在的诗意栖居。并且实现了在亲人的帮助和配合下与大海边遭遇的爱人出逃私奔的梦想。并且在生命行将终结之前鼓励诗人林远道结束漂泊，回返家乡。
   
    4、 天、地、人、神的世界一体性
    第三章：家园：诗意栖居（下）的引语——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惟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与大地所公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着的测度。
   
    凡人何以无处安居呢？莫非不可知处竟存在一方可供诗意栖居的乐土吗？并非如此！安居首先在于心灵的思悟。凡人无家可归乃在于他把自身抽离出世界之外，这是一种剥离天、地、人、神四重一体性的自我放逐。因此凡人安居的方式就在于把四重性保护在它的本质之中。当今的西方文明无论把世界当成构建的图像、还是抵解为一片废墟，皆是以人的立场观察、规制、毁弃世界，而绝不使人本真的入于世界一体性之中。因此，在小说中，当林远道（林清显）面对陷于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迷惘失落的唐宇翔时，便坚定地向他宣告了神性的不可遗弃。因为凡人必须在神性的召唤中，才能拯救大地，接受天空，学会死亡，在互成本质的四重一体性中与万物同中，获得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5、 灵魂的漫游与还乡
    《大地上的异乡人》全书的题辞——他通过向异乡的漫游预先成为遥远的东西，而一种返乡在它变成回家时，能够接近这种遥远的东西，那近乎本源的栖居本身必定起于这种接近。
    诗人林远道在贝雅齐的自然引唤下，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与漫游生涯，开始了精神还乡的旅程。他首先希望通过找寻错失的爱情获得港湾和归宿。然而时光已逝，追寻留恋过往无济于事。人必得把握现在和未来才能赢获安居。于是诗人终于告别过往，去追寻贝雅齐代表的理想、永恒、艺术的召唤。全文在不知虚实的谜一样的梦幻场景中结束。诗人果真能够找到贝雅齐吗？贝雅齐所代表之物果真是他的归宿吗？我们还不得而知。同样，苏芸欣在童话中能够得到心灵的安宁吗？弗朗索瓦能够在西藏获得灵魂的解脱吗？唐宇翔能够走出自己，迎接新生吗？他是否会重复林远道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们都还不得而知。作者只是表现和描绘了一种贫困时代乍现曙光时的人世状态。少数先觉醒的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开始思索自己的无家可归，在漂泊、漫游中寻找家园、信仰、心灵的栖息之地。他们还要走更多更远晚艰难的求索道路。
   
    Ⅳ新千年文学的显现和召唤
   
    新千年文学，并非简单地意指一种对文学的时间性划分和期待。新千年文学乃是走向、招呼、归属于新轴心时代的文学。新轴心时代乃是第一个轴心时代（以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为代表）在世界性新语境下的承扬和重现。新千年文学正是博采众长促进东西方在新轴心时代真正走向融合的一种建设性文学。新千年文学是用诗与思的光辉照亮世界黑夜时代的文学。它是一种观照生命、勘探存在、回归家园的文学。诗与思一直在传统中存在，只是在贫困时代才被重重遮蔽，新千年文学的“新”正体现在它的澄明贫困时代的遮蔽，以诗与思的无蔽言说回到艺术本身，带动中国进而世界的文艺复兴，并建筑、引唤、归属于新轴心时代的历史性凝结的天命。
    在西方，昆德拉第一个将诗与思引入小说的艺术创作之中。昆德拉称其终生的事业乃是“勘探人类被遗忘的存在”，这勘探的方法便是“思考一个故事”，而小说所勘探的存在的所有方面，都是“作为美去发现的”。在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即用“轻与重”、“灵与肉”的诗意之思展现了欧洲个人和历史的存在失落状况，最后用“牧歌”展现了“人，诗意地栖居”的美好愿望。然而，昆德拉的小说仍是充满着荒诞（“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典型的贫困时代的文学。昆德拉的小说仍处在提出问题，在解蔽中探寻，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安宁的阶段。由于20世纪思想界对本体论的普遍质疑和拆解，20世纪文学亦深陷本体论的虚无和缺失之中，此种虚无和缺失昆德拉亦不能出其外。事实上，昆德拉并没有也不准备从本体论、神圣论方面领悟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诗之创建。因此，昆德拉并没有通达贫困时代的本真自由之途。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执于两端。第一种，外迷于外部历史性的话语建构或反向拆解，而不能真正地切近和思入人之本身；第二种，内迷于内在个人的迷惘经验或颓唐游戏，不能整体性地审视和思索人类的生存境遇。20世纪前半业，鲁迅超越他人地思索了世界黑夜时代人对生命主权的遗弃，人之精神意志的日益贫困和衰弱，并且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大声疾呼；20世纪后半业，王小波超越他人地思索了诗意贫困时代人对本真存在的遗忘，人之诗意精神的日渐衰微和贫弱，并且提出了“智、性、趣”的三大召唤。鲁迅、王小波与昆德拉一样，都是在非本体论、非神圣论的意义上涉入了尼采、海德格尔对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批判。而在新千年的今天，儒帅哲师第一个尝试着以真正的哲思的方式把小说引向本体论的思考，超出个人性的经验和外部性历史叙述，把文学引向对人类在于其中的大时代困境的思考。
    在新千年的时代，西方思想已从盛极之时走向了衰落的反面。西方精神陷入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尼采及其继承者们宣告了西方思想的解体。许多西方思想家开始向东方寻求拯救的出路。然而，西方思想的没落并不意味着将有一个东方的时代到来，而只能说意味着一个东西方真正融合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了。这种融合的必然性基于一种共同的贫困，这共同的贫困把中国掷入世界黑夜的大时代语境中去。在今天西方已夜到夜半，难于自拔，东方也在被牵引着一步步滑向深渊的时刻，时代向世界特别是中国人召唤着诗与思。因为中国恰恰有着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深厚的诗与思的传统，并且有着许多年来对西方的广泛学习、研究和理解。因此，在西方开始走出家园寻找希望的时候，中国人却可以满怀希望地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并且给世界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了。因此，中国文学一旦觉醒，便最有希望承担诗与思的历史天命。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说诗与思的艺术绝非舶来品，诗与思结合的小说创作绝非新千年文学异想天开的任意发明。海德格尔衷爱诗歌，不提小说，但小说将更能承担贫困时代解蔽与筑诗的伟大任务。诗与思必须是关涉存在的诗与思，必须是澄明黑夜的诗与思。诗即在者之无蔽的言说，思即在者之去蔽的追问。诗与思乃是一种神圣的道说和命名，并非拥有华丽言辞和理性思维者即能胜任。诗与思一直在我们的传统中存在，新千年文学就是要回到那个伟大的传统，让小说回到艺术本身，回到传统文艺复兴的路途上去。因此，新千年文学对诗与思的召唤乃是出于贫困时代的历史必须，乃是对伟大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和复苏，乃是一种国人集体灵魂深处民族之音的回响。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诗与思乃是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历史性天命。用荣格的话来说，诗与思乃是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回荡着的呼喊。
    由于贫困时代已然夜到夜半的过分的贫困。由于这种贫困已然导致人们连时代的贫困这一事实本身都无法察觉到。于是，新千年文学在其最初的时期阶段又不得不首先因应时势地成为一种强行解蔽的文学。这一时代，人类心灵的双目已被世俗遮蔽太深，诗歌和哲学都已然无能入于常人之耳。小说必须担当起这一解蔽贫困，命名神圣的伟大使命，必须走向生命存在，走向本体论，走向诗与思，走向博采众长的百科全书化。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儒帅哲师在《大地上的异乡人》中引乃了很多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理论。这种小说与哲学的对话和互释恰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乃是出于一种思的必须。这类似一种萨特式的哲学对现实的介入，并非文学家式的图解和故作高深的故弄玄虚。这乃是出于思者面对时代困境的不得以之道说，道说就必须寻觅诗的无蔽性言辞，于是诗与思在文学中相遇并结合，用艺术的形式把人从日常生活中呼唤出来，将人引入诗与思之存在境遇，从而引人思索生命存在和时代的精神困境本身。至于儒帅哲师的道说将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目前尚且不宜轻下结论，因为这部《大地上的异乡人》毕竟只是文学在新千年的一个探索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