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楚怀王
菜九段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在骤然降临的厄运面前，时常作深刻的反思。如白起和蒙恬，前者认为自己杀降卒，后者认为自己绝地脉。于是稍觉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李广到老仍不得封侯，亦自省到曾经杀过降卒。这些或表明，为命运寻求解答已成了人的一种本能行为。所以，司马迁自己因李陵事遭宫刑之辱，也同样椎心泣血，反思不已。其所得结论是：祸莫大于欲利、为明主不晓、以为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一句话，基本上没有他自己的过失。如参之以白、蒙等人的思过状，司马迁的反思或者还没到位。司马迁固然不可能如白、李、蒙等以兵器遗患，但其文字一样能杀人于无形。至少，楚怀王心的情况就属此类。
在秦汉之交，楚怀王心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但他的历史作用却不能一概抹杀。司马迁没有为他专门立传一事，在后世颇受非议。清人赵翼的论说最具代表性，他说：“《史记》不立楚怀王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项羽尝北而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从赵氏的着眼点去看《史记》，秦楚之际，无足称道而占籍史册者，确大有人在。傅、靳、蒯成姑且不论，即使韩王信、卢绾亦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性。那么，司马迁不设怀王心专传，确实说不过去。之所以司马迁给后世留下如此话柄，或许与他上了项羽的当有关。项羽在汉元年分封前声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这就把怀王心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了，但却不是事实。
的确，怀王心早先只是作为幌子被供养在远离战火处。楚地的政治军事权力集中于项梁一身。项梁败死，怀王心迅即挺身而出，承担了楚地的军事政治重任。司马迁在评论怀王心这一举动时的措词是“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事实上，比起盱台（今江苏盱眙），彭城（今江苏徐州）太靠近前线。怀王心迁都一事，似无论如何也与“恐”字拉不上关系。倒是刘邦、项羽知道项梁败死，“恐”而从前线撤退到后方。而正因为怀王心的出掌大权，才使得反秦大业真正走上胜利之途。经过项梁大败，怀王心接手的楚地势力大不如前。就在这种颓势面前，怀王心果断地安排了两路人马，一为援赵，一为攻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怀王心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并且坚决地制止了项羽愿随刘邦攻秦的妄动。这种安排至关重要。假如把两个角色颠倒一下，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那么，中国历史恐怕就要重写。所以，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至少有相互关联的两点。其一为避免楚地因权力真空而产生内閧的危机；其二为部署了攻秦大计。后人将功劳挂到刘、项名下，只字不愿提及怀王心。这等于说，与路线的执行者相比，路线的制定者毫无功劳可言。照此推论，一幢宏伟的建筑杰出，功劳只属于施工队长，与设计师无缘。这种逻辑显然不能为人接受。但司马迁无意中让人接受了这个观念。
实际上述功劳外，怀王心还特能主持公道。在天下之权已集于项羽一手的时候，他还明确晓喻，分封要按早先的约定，即先入关中者王之，意即将王关中的荣耀归于刘邦。最终，他也因此而触动了项羽的杀机，于是先被项羽虚尊为义帝，后惨死在迁徙南国的途中。由于怀王心的悲惨结局，不难想见，在项氏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做出上述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啊。最善于抓人性闪光点的司马迁，恰恰对怀王心这点可以大书特书的凛然不畏强暴的特质没有做足文章，对他本人而言，亦是不小的损失。
日后，刘邦击项羽时，首先以讨弑逆怀王心为出师之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中，有六条与怀王心有关。讨平天下后，又立即下诏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定守冢人户，他早年的旧主楚怀王心的地位要高出众人甚多。这或许与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是相称的。《通志·氏族略六》曰：“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史记》明言怀王心无后，这种由无后而有后的结局，或也是朝廷的安排。据《史记集解》引汉人文颖说：“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文颖为汉末人，果如其言，则对楚怀王心的祀祭持续了两汉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刘汉皇室对怀王心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而就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的传奇人物，居然没能得到司马迁如椽巨笔的专章摹写，千古之下，令人叹息——不仅为楚怀王心失去的历史地位，也为司马迁失去了一个可以驰骋其文思的重大题材，更为后世读者无缘看到前二者的神奇结合。能不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