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凭栏看剑＂那里看到一篇“一个诡计，坑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
中主要就是说到：
“中国人的愚蠢、贫穷、落后、软弱等等，全部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即是中国人的历史，完全是一个无视真理、贬抑真理、遮蔽真理的历史。”
“而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上述恶果的最重大的根源，即汉武帝以来的帝王，及其儒家的谋士们，为中国人，实质上是为他们自己，选择了以孔夫子作为中华民族以及国家的精神导师。这绝对是一个坑害中华民族的邪恶的诡计，而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事实上，它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伤害。”

而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我认为：未必。
可能是这家伙的看法有点片面了吧！
我的理由如下：
即是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能大多数都能理解——治理国家，就像煎鱼一样（不能经常翻动，否则就会碎，也不能一直都不翻动，否则就是一面还是生的，一面已经焦了）。

或者再用道教中的另一句话来解释吧：过河弃船！
它的意思是：某人要到某地去，途中遇到一条河，于是他就造了一条船助自己过河，但是当他过了河之后怎么办呢？大家都明白，这时他应该把船扔了，轻装上阵。如果他还想背着船走，恐怕会走的更慢。

但是很遗憾，堂堂中华民族，就是这个背着船走路的人！！！
这才是造成我国在二千年前就进入封建社会而迅速成为全球的超级大国（因为我们先造了一条“船”，而这条“船”，就是统治阶级所借助的“儒家文化”。用老子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我国的制度在经过前三千年没有变动之后，第一次将“鱼”翻了一个面，使这一面也很快的熟起来。），而在鸦片战争时却沦为备受欺负，到处挨打局面（因为这时的中国，早已过河，但却背着船又走了很多年。被其它的人从后赶上，跑到我们的前面——我们已经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或者说，这时，鱼早已熟透，却没有翻，已经糊了！）的根本原因！
所以说，我们不能怪孔子，不能怪儒家。因为她们只是我们民族在那个时候所选择一个文化载体，只是一艘“船”，而这艘船确实也载我们过了河。
我们也不能怪汉武帝，不能怪董仲舒。因为他们只是想让我们尽快过河！
要怪也只能怪后来的帝王相墨守成规，不思求变，只想抱着老祖宗的东西用一辈子。
可叹！真应了一句名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儒学，全盘西化？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举个例子：
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上，牛顿提出“牛顿三大定律”，一时被物理学界奉为真理。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可以说是推翻了“牛顿三大定律”绝对性，而事实也证明，“牛顿三大定律”只是“相对论”的一个特例。
那么，在“相对论”出现之后，就动摇了牛顿的历史地位吗？也没有人再去学习“牛顿三大定律”了吗？
没有，现在我们学习物理学首先还是要学牛顿那一套的。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儒学，全盘西化？
当然不能！儒学在某种特定的时期的确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在她的领引下，我国快速进入了唐宋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儒教做为最大的功臣，肯定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精髓。这是我们绝不能放弃的。
更有甚者，不应该抛弃儒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毫不夸张的说，“儒”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的精神铬印！是我有别于其它民族的显著特点！！！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怎能忘记自己的“根”？？？

（一个诡计，坑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原文如下：

一个诡计，坑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


在我前面大量的文章中，关于真理的问题，我已经讲了许多。现在完全可以作出最重要的结论了：


一个人，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后，包括整个人类，全世界，如果想要兴旺发达，文明进步，聪明智慧，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信仰真理、尊重真理、热爱真理，而且必须使之高于信仰、尊重、热爱其他的一切，包括人们自己。这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绝对是最必要的条件。


亚里斯多德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的确是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至理名言。这里的“师”，更可以代之以其他的一切——父母、领袖、党团，乃至个人自己。总之，真理在人们的心里，应该永远高于其他的一切，这应该成为人们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既是逻辑规律推定的至理，更是人类全部历史已经给出了充分证明的至理。


中国人的愚蠢、贫穷、落后、软弱等等，全部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即是中国人的历史，完全是一个无视真理、贬抑真理、遮蔽真理的历史。


人类全部的历史证明，只有信仰真理、尊重真理、热爱真理，才可能孕育人类的天才，才可能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可能构造法治社会的民主，才可能升华精神自由的文明，最后，才可能生发出人类巨大的智慧。而这一切，迄今为止，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所匮乏的。


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上述恶果的最重大的根源，即汉武帝以来的帝王，及其儒家的谋士们，为中国人，实质上是为他们自己，选择了以孔夫子作为中华民族以及国家的精神导师。这绝对是一个坑害中华民族的邪恶的诡计，而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事实上，它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伤害。


这个诡计发生的历史情节，固然与孔夫子本人无关，但造成伤害的历史之源却不能不最终追踪到孔夫子的言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完全可能只是孔夫子随口说出的一个比喻，孔夫子本人也未必能知道，他的这一句话，后来竟然会成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最高的精神格言。事实上，他更不会清楚，他的这一句话，最后会变成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帝王和大儒们心照不宣的一个诡计。说它是一个诡计，那是因为，它把帝王最希望固化的一个原本只是暂时存在的私欲（君臣）的关系，同一个人世间代代相传、永恒存在的亲情（父子）的关系，做了一次极端荒谬的类比的关联。这个诡计，这个极端荒谬的类比，到了后世，不仅没有得到人们清醒的认知，使之获得应有的区别，而是相反，反而更被极其荒诞地夸大和抬高到了“道”（汉儒董仲舒）和“天理”（宋儒、明儒）的无上崇高、无限永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地位。


现代的中国人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诡计曾给中国后世所带来的邪恶和伤害，正如现代人千万不要小看了西方基督教对上帝高度的抽象曾给西方后世所带来的额外的真理的恩惠一样。前者完全遮蔽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认识真理的任何一点可能，“道”和“天理”的本应属于真理的名称全都被儒学的伪学绝对颠倒地盗用了；而后者，也即基督教对上帝的高度的抽象，反倒在启迪西方人信仰真理方面作出了水到渠成的巨大的引领作用。


显然可见，中国儒学的伪学给中国人带来的是远离真理性的邪恶和伪善，而西方基督教的神学给西方人带来的却是趋近真理性的恩惠和光明。这一正一反，正就是中国人近代愈来愈变得愚蠢，而西方人则愈来愈变得聪明起来的最大的关键。


中国的儒学捣的是取消一切事物真理性的诡计，从而使中国人深深陷入人治专制社会黑暗的深渊而无能自拔，而西方的基督教的神学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促使西方人走向真理的光明，正是在这种光明的引领之下，西方人近代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等等一系列的走向人类大智慧的光明之路。


依照情理来看，最需要歌颂、崇拜孔夫子以及历代大儒的人们，应是历代的帝王及其家族，以及后来所有享有极权专制权力的人们，因为正是他们最需要遮蔽真理，最需要永恒的“人治”。不幸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子孙，包括其中绝大多数被人治社会压迫得毫无了人格的广大老百姓的子孙，也全都成了孔夫子以及历代大儒的莫名其妙的盲目的膜拜者。直到今天，还又有人在大肆叫嚷，要恢复“儒教”，要“读经”，并假“国学”之名，行恢复儒学之实。这是何等地颠倒黑白！这些人究竟想要干什么？都已经21世纪了，还想要继续捣那个坑害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诡计吗？还想要继续遮蔽真理的光明吗？还想要继续人治的专制社会吗？还想要继续扼杀中华民族的天才吗？还想要继续陷中华民族于愚昧、贫穷、落后、软弱等等万劫不复的深渊吗？


中国人尊崇儒学，以孔夫子为中华民族惟一的精神之父，这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和人治主义者的诡计，至于还把捣诡计的历代邪恶的大儒也照单列入中华民族神圣的庙堂，甚至不明事理地把他们吹捧为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则更是荒谬至极，这只能认为是当代的中国文人学者们“瞎了（思想之）眼”。


我现在提出老子、墨子、孔子三位一体，他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先圣。其中老子是尊崇真理的先圣，墨子是尊崇真实的先圣，孔子是尊崇真诚的先圣。我提出三位一体先圣的目的，即在永远彻底地销毁前述的历代帝王、大儒们的邪恶的诡计，从此促使中华民族，加速奔向人类一切真理的光明，奔向人类最高的大智慧，人类大文明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