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媒体报导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物（大师级人才）的谈话，再一次撕开了国人心中的"痛"，引发了人们对"大师"的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但现实却似乎令人失望。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带着疑惑和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些学者。现首发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的访谈辑录，供读者参考。

    泱泱大国竟然难产大师

    记者：去年以来，媒体开展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争论，国人无不痛彻心扉，大声疾呼：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我首先想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被称为大师？

    袁绪程：所谓大师，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别有创造力的，甚至是伟大的人才。像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休谟、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以及我们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无疑是大师，或超级大师，或伟大人物。中*国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则为一般的大师或杰出人物。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并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们具有人的最高品质--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种品质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威力。他们是一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伟大的品德，就没有伟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

    记者：按照这一标准，大师在当下中*国已成为稀有动物甚至绝迹了。

    袁绪程：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看，中*国出大师集中在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灿烂时期，出了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时期，古诗词和散文登峰造极，"三李一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也出现在那个时期；三是五四运动前后以至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出了不少思想家、汉语学家、教育家，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中*国人首次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
    然而，建国近六十年了，数得上的大师寥如晨星。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出不了大师尚可理解--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环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出不了大师岂非咄咄怪事？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又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复兴的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记者：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出了多少伟大或杰出的人物!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伟大的杰出的人物在哪？如果应出而没有出伟大人物或大师，伟大的复兴又从何而来呢？

    袁绪程：不错，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是同时发生并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或大师的伟大时代。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确在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已隐隐约约听见它那姗姗来迟的脚步声。不是吗？被传媒誉为领袖人物如地产领袖、IT领袖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正在脱颖而出。那么，学界和文艺界大师的出现难道还远吗？当然，如果千呼万唤大师仍不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只是一场春梦。

    记者：国人对出大师的确有一种由衷的期盼，但这种期盼似乎与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和奖牌崇拜没有多少差别。奖牌压倒一切。

    袁绪程：国人对奖牌即"金榜题名"的确看得较重，所以各式各样的"金榜"应运而生。当然最被看重的大奖还是西方的诺贝尔奖和奥斯卡金奖。但我想说，大师与金榜题名尤其是官方提名是有区别的，历史上往往许多大师在生前并不出名但仍不失大师风范。金榜题名也并不等于大师，但重要的金榜题名，如获诺奖当然称得上大师了。可悲的是，国人把追求大奖当作培养大师来看，这就本末倒置了。于是获奖成了唯一，至于学术不学术、艺术不艺术倒不重要了，这是非常有害的。许多"没有想到能获奖"的大师往往是忘我的。在他们极富创意的精神活动中，名利只是副产品。

    记者：相比于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是否容易一些？

    袁绪程：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奖很难类比。相对而言，奥奖比诺奖更带有个人主观价值，标准化差一些，更具有偶然性，因为是艺术嘛。即便如此，中*国本土电影眼下要获奥奖同样是可望不可及。就以第五代最杰出的导演张艺谋为例，他的几部冲刺奥奖的所谓"大片"都败下阵来，这使很多对其抱有强烈期望的人倍感失望。应当说，张艺谋不过是极有才华的"匠人"级导演，他从来都不是也从没想过成为大师意义上的大师。青少年时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做一名摄影师，成名之后和常人一样，他渴望的是更大的功名，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

    罗曼罗兰曾说过，大师是心灵的伟人，是一支震撼灵魂的歌，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阳光，是死水中的一股波涛，是市侩侏儒中的一个巨人。但张艺谋不是。如果说张艺谋还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师的话，那可能是摄影，他的电影画面拍得很美，但他为了世俗的功利而把摄影的偏好当作副产品。张艺谋的戏过于迎合外国影评人、当朝权贵和下层老百姓的口味而不是听从良心和时代的呼唤，单凭这一点他就难以成为大师。张的"大片"离国际大师级的制作相去甚远，华丽的包装难掩灵魂的苍白，金玉其外的虚张声势或廉价煽情掩盖不住思想的贫乏。在渗透权力的浮华的商业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张艺谋一类的导演，他有他的苦衷，因为贫瘠的土地开不出绚丽的艺术之花。应当看到，中*国有不少象张艺谋一样才华横溢、聪明绝顶的人，但他们的灵魂被扭曲的社会压抑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因此而无法成为大师了。作为个人，他们名利双收无疑是成功人士，但作为整体的民族却"失败"了。匠人易逝，大师长存，我们为没有大师而感到悲哀。光荣往往是逝者的太阳，急功近利的国人宁肯要今生利也不要来世名。

      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

    记者：您能否谈谈，成为大师需要什么样的内在条件？

    袁绪程：成为大师有两个必备的内在条件：一是超乎寻常的智力（包括但不限于IQ）；二是超乎寻常的素质（包括但不限于EQ，还含品格等）。前一项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后一项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聪明绝顶不一定成为大师，具有良好的素质则可能成为大师。从整体看，中*国知识分子不缺前一项，缺的是后一项。缺少后一项就犹如在酒里掺水，其智慧往往会变味，从而失去成为大师的机会。成为大师必须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必须对或真、或善、或美有一种感悟力。它或许来自不可抑制的冲动或偏好，或许是内心的强烈呼唤，或许是非功利性的执着的追求。像梵高、尼采式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是这样，象阿基米德、陈景润之类的数学家也是这样。也有像歌德、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既行走在殿堂又游走于庙堂。他们虽也受名誉、地位和金钱所惑，但在骨子里他们深爱着其从事的专业和学问，甚至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可惜，在当下中*国，非功利地全身心从事智力活动的人日趋稀少，一个最直观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这里讲的"群体"是指多数倾向，而非全部，正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大师离我们渐行渐远了。那个曾经产生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的时代已恍如隔世。在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堕落而痞子化。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贞节牌坊，以无耻告别羞耻，在精神上自甘堕落--丧失人格，出卖原则、逐利投机、嘲笑善良、亵渎神圣、蔑视理想甚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其贪婪程度已近疯狂。他们把科学（学术）和艺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

    记者：可否将文化和制度视为大师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们不改变这样一种不利于大师发育生长的"生态环境"，出大师仍将是一厢情愿，是吗？

    袁绪程：不错，必须改变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必须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唯其如此，才可能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一是要从源头上狠抓教育改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以上，造就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也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从幼儿教育抓起，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天性以及特长，并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理、追求善良、追求美好的灵魂，而不是势利的"小大人"。中学和大学教育要培养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要培养荣誉感和自我实现的使命感，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落后的教育制度及办学理念，从官本位和商本位回归学本位，使我们的学校重新成为自由的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殿堂以及净化心灵的圣地。
    二是善待杰出人物，营造崇尚伟人的精神氛围。一些人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一切能生利之物，当然也包括崇尚能生钱的知识--如科技和财技以及功利性的励志知识，但内心并不崇尚创造这些的人，更不崇尚陶冶人们心灵的人文科学及其先哲们。他们拥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殊不知，即使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像贝多芬、梵高这样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主义情怀。国人特有的势利眼光和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反复无常不易产生伟人崇拜，如果曾经有过崇拜的话，那就是对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崇拜。这是一个不太善待或不崇敬杰出人物的国度。这也是中*国不易出杰出人物的一个原因吧。法国为什么大师辈出？这与法国人的伟人情结和使徒般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法国建有先贤祠，那里安放的主要是杰出的哲人、伟人及少量政治家，充满着"伟人可进，贤人可进，权贵不能进"的气势。先贤祠肃穆典雅而庄重、彰显至高无上的威严和荣耀，上面镌刻的"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的文字表达了法国人对大师的崇敬。中*国要重建科学和文化的圣殿，需要人们从心灵上善待杰出人物，树立其精神的丰碑，这不是用世俗金钱、权力和地位可替代的。
    三是加快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和改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意识形态管理经验，确保学术与政治分离，在不反对党的领导和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给予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体制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营造宽松、自由、和谐的制度环境，从而激发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进一个无愧于伟大民族复兴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时代。 

（本文编辑 李月）
来源：《中*国改革》2007年第3期

袁绪程，男，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桂林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从1980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200多万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