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九段

一
《汉书·高帝纪》有“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之说。这个说法应该是从《汉书·萧何曹参传》的记载中化生出来的，其曰：

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逾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

尽管这个刘邦委屈受封的记载不见于《史记》，但早于班固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应该是知道这个说法的。之所以他没有采用，显然与此记载未必得当时之实有关。那么司马迁是怎么记的呢？且看《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高祖本纪》：“（项羽）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二者的区别在于项羽和范增的说法中，《汉书》增加了汉中。不要小看多出这两个字，这就把一个原来不乱的历史搞乱了。
应该说，在刘邦经浴血奋战取得的关中支配权面临剥夺的情况下，刘邦本人及其部属欲与项羽力拼，确实有合情合理的成分。但事实上却根本不成立。因为所谓的汉中之封，本就是刘邦自己求得的，不接受乃至意欲动武之举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说，《汉书》记载的这个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并不可靠。
欲了断这段公案，还应回顾鸿门宴刘项化解矛盾的场面。鸿门宴事件是因为刘邦部率先入关灭秦，如约取得了王关中的有利地位。此举为已获诸侯上将军的项羽所不容。在两军火并在即、刘邦实力明显不如的情况下，刘邦登门求和，取得了项羽的谅解。但这个谅解，应该是以刘邦让出关中的主宰权为前提的。在历史的记载中，刘邦在鸿门宴上只说了一句话，即“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郄。”在两军厮杀将起、项羽怒气炽盛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仅凭两句软话就能将事态化解的，肯定还有大量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的话。这些话中就包括刘邦愿意放弃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但刘邦毕竟是立了大功的人，割地封王势在必行。最为便当的安置之地，就是已为刘邦占领的巴、蜀、汉中三郡。刘邦在攻破武关入秦的同时，即派郦商攻下汉中，想来汉中攻克后，郦商部又顺势拿下巴、蜀二郡。将巴蜀汉中之地封给刘邦，等于是对即成事实之确认，在项羽来说，什么损失也没有。退一步说，即使项羽不剥夺刘邦王关中的权利，他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从刘手中将巴蜀汉中三郡拿掉。在秦三十六郡中，除巴蜀汉中外，关中还有内史部、北地郡、陇西郡、上郡、九原郡，均为刘邦所控。加上与上述诸郡相邻的云中郡、雁门郡，可能还包括上党郡、太原郡皆落入刘邦掌握。从这个占领态势上看，项羽不可能容许刘邦占领如此广大的区域。好在刘邦识时务，主动将上述大部分地区拱让出来，可能只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即愿意退居巴蜀二郡。应该说，项羽可能也没有想到刘邦的关中问题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也就没理由不接受，更不想杀刘邦。之所以如此推断，不是根据鸿门宴事件本身，而是从事后的事态发展得出的。《史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张良）为汉王请汉中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在鸿门宴上提出的生存条件肯定低于最终所得三郡之地，只有巴蜀二郡，三郡之中最好的汉中郡尚不在其内。怎奈巴、蜀之地确实如项羽、范增所谋划的那样令人厌恶，刘邦只好尽量谋求追加汉中一郡。最终，经过张良的争取（《汉书·张陈王周传》也有相似记载），项羽接受了刘邦部已占有汉中的即成事实。既然刘邦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所要的地盘，又如何会动怒与项羽再起争斗。事实俱在，说明司马迁在做《史记》时的取舍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又将如何看待《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这段话呢？刘项私下达成的的协议，与当初楚怀王的“先入秦者王关中”之约不兼容，项氏有一个对外解释的义务。刘邦本人都没有意见，只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向外解释虽然必要，但也容易糊弄过去。这里也隐约透露了，张良向项伯行贿，是在项、范向外做出解释后的事。因为刘邦灭秦是立了首功，故他的分封应该先于他人进行，何况汉中本就在刘邦的控制之下，让其它人去从刘那里虎口夺食，似乎不妥。故项羽应项伯之请，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将汉中郡也封给刘邦。
另外，即便部下鼓动刘邦与项羽动武，在当时也轮不到灌婴说话。灌婴追随刘邦时间有二说，一为从起丰沛（《秦楚之际月表》），一为从军于秦二世二年九月沛公还军砀之时（《樊郦滕灌列传》），如以后者计，其从军时间短，地位还相当低下，人微言轻。在当时，刘邦的主要将领应该是曹参、周勃、吕泽、夏侯婴、靳歙、陈豨、孙赤、周定、周绁等，这些人属于入汉为侯者（参见《秦楚之际月表》）。其中，吕泽、曹参、陈豨的作战能力明显在周、樊、灌诸人之上。
应该指出，《汉书》的这个记载流传甚广，最具权威的《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这个记载，而被后人认做信史。如宋人钱时《两汉笔记》卷一称：“使项羽先入关，则必责怀王如约矣。关中之地，岂他人所得有哉。盖其为人负气尚勇，不肯出沛公之后，是以屠咸阳，杀子婴，烧宫室，收货宝妇女，而动东归之思，非其本心然也。及闻怀王如约之言即怒而徙之，如逐奴隶，自王梁楚，而迁沛公汉中，一旦发露不可得而掩矣。使沛公不忍小忿，遽起而与之角，其不至于自毙者几希。是故羽之粗暴每每见容于沛公。凡委靡退逊、敛然而不敢与较者，皆沛公之所以胜，而项羽之所以败也。沛公当时亦几不能忍，赖萧何以济，有功多矣。惜乎未免出于诈术，非王者之所尚云。”诸如此类的言论尚有许多，不再录。惜乎前人之不察如此。
二
《汉书·高帝纪》有这样的记载：

（高帝二年）秋八月，汉王如荥阳谓郦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万户封生。”食其往，豹不听。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将谁也？”曰：“项它。”曰：“是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

《汉书》此记载为《史记》所无，或在班固之世时有此传闻。但其真实性是可疑的。首先，灌婴没有参与灭魏之战；在汉定西魏的战事中，只有韩信、曹参的功劳记载，而不及灌婴。无论是灌婴的本传，还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均无灌婴击魏的记载。据本传，灌婴当时在荥阳以东作战甚力，战事频繁，据《樊郦滕灌列传》，汉败彭城后，“汉王遁而西，（灌）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黄，西收兵，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渡河南，送汉王到洛阳，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也许不能将这一切战绩都完全归于汉二年四月至汉三年，但这些战事已相当频繁，再无击魏之可能。
其次，项它为魏之步将身份似无可能。项它又作项他。此项它已于此年三、四月间，汉率五诸侯伐楚克彭城前为曹参、灌婴等败于定陶。有关汉二年败项他事，《樊郦滕灌列传》以其为“楚将”“魏相”，此魏相不能视作为魏王相，而只能视作为魏地相。项羽王梁楚九郡之地，梁即魏，其地过大，魏地不设王而立相，亦是当时通行作法。汉将张苍曾为代相，其时代地无王，此相即权为署理当政务者。汉二年进占彭城前，汉以彭越为魏相国，魏地无王如故，此相即为汉在魏地的代理人。其后，汉又以郦商为梁相国，当时彭越仍为魏相，二者职务重复。估计项它（他）的情况与之相类，其因曾署魏相衔，而将其误认作魏豹之相，但与事实不符。且项它为汉败后，其所处位置当在东部某地，即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其地到西魏境路程不近，且汉守荥阳，项氏过此尚不易，遑论过此往魏地与汉作战呢。
魏豹当初与汉共同伐楚，兵败后叛汉，事发仓促，是否能立即得到楚的人力支持，很值得怀疑。而且魏豹的失败为全军覆没式的，项他却又于汉五年以楚令尹的身份降汉，当时在魏地的可能性极小。也许就是因为有曹参等败项它之记载，才会产生刘邦论兵的传说。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基本断定《高帝纪》的这则记录，只是当时的一种传闻，而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