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记忆 刚刚懂事的时候,因为一场浩劫,我跟着父母从省城流落到东疆一个仅有二三百人的小栈口。那时家里很穷,父亲打柴,母亲在小饭馆里帮厨,哥哥在邮电所里当勤杂工。 天暖和的时候,一件破褂子,一双露脚指的布鞋就能过多半年。平常虽说吃不太饱,但也没饿着。那白水煮面条里放了许多萝卜和洋芋的饭是我们全家每天都要吃的。当和小朋友们相约出门玩耍时,我在兜里总要装上几块"风干馍"以备饥饿时填肚皮。 小时候嘴很馋,肉、蛋、水果、糖胡芦总是那样诱人。夏天期盼着冬天,冬天盼望着过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妈妈包的饺子和那红红的卤猪头、猪肠、猪蹄;只有过年,才能脱去那前襟和袖头被鼻涕抹得油光可鉴的破衣烂衫,换上一身妈妈缝制的新衣服。 妈妈很信神,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向玉帝汇报的日子。她总是要我们兄弟姐妹们和她一起洗干净双手,跪在贴有神符的炉灶前,手执三株高香,口中不住地念叨着:"灶王爷上天多言好事,保佑我们全家来年有吃有穿不再受穷吧!"然后带领我们整整齐齐地三叩首。一年又一年,同样的虔诚,同样的乞求,然而上苍并不领情,穷的还是穷,富的还是富,我那时想,灶王爷可能老了,耳朵背了,脑子昏了,不然他怎么老是那样健忘呢? 上小学的时候,早就唱《解放区的天》了,但穷日子仍像鬼魂和幽灵一样,总是附在我们身上不愿走开。每逢年关,我还是期盼着吃妈妈包的饺子、卤猪头、猪肠、猪蹄;还是等着穿妈妈亲手缝制的新衣服。除夕,小孩子一定要守夜,等到大年初一,跟在妈妈身后欢欢喜喜地贴对联,敬门神,敬财神,敬菩萨,然后再挨着给大人们磕头拜年,有时还能拿几块压岁钱。买几个鞭炮,和小朋友们在街上点燃,听几声炸响,真是乐得合不上嘴。 上中学后,家境好转了,但那些老习惯,旧风俗还是改不了的,只是又有了新的要求。衣服的式样已经是略带洋气的制服了;"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已经不再适用了,小分头留起来了;不露脚指的球鞋也穿上了,中学生的派头慢慢地显露出来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每逢过年,总是要从200公里以外的小城急不可耐地赶回妈妈身边,尽情享受那"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快乐。大年初一,一定要恭恭敬敬地给爸爸妈妈深情地鞠个躬。 到省城读书后,暑假是一定不能回家的。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必须要去修路、砸石头挣钱。但是到了寒假,那颗心早早地就激动起来了。"归心似箭"大概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词了。人长大了,心思多了,亲情也更浓了。回到家里也不贪玩了,总是主动地帮妈妈做些事情。从腊八到腊月二十三,从除夕到正月十五,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我们还是按旧习俗过年,只是不再供神了,也不给爸爸妈妈磕头了。 我们一天天的长大,妈妈一天天的变老。她的头发少了,渐渐变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每当离家返校时,我总是强忍悲伤,偷偷地流泪。唉!人呀,谁都要变老,谁都可以变老,就是不希望妈妈变老。 工作后进了城,当了干部,慢慢地自己也有了家和孩子,由于种种原因,已无法保证每年回家过年,但是总得找些借口每两三年赶回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个年。 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我的心里深藏着中国人那特有的情怀。那是外国人无法理解和难以摹仿的东方文明。我喜欢和老人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因为那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那是令人终生陶醉的天伦之乐。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爸爸去世后把妈妈从700多公里的吉县迁到我们这个小城后不久,我却被调到70公里以外的国营农场去工作。四年后,我又回到妈妈身边,全家人在一起过了许多个欢乐温馨的大年。 但是,妈妈还是走了。她去了她一生崇拜和向往的天国,因为那里有她心中的王母娘娘和大慈大悲的菩萨。我只有在梦中与她相见,只有在梦中再度体味她的温暖。每年除了清明、(阴历)七月十五和十月一日之外,除夕是一定要给二老烧纸钱、摆果品、洒白酒,用老祖先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式来祭奠我的父母,寄托我的哀思。 如今,在官方的词汇里已经找不到"大年"和"小年"了,代之而起的是:"春节"和"元旦"。名字是换了,内涵还是一样的。据说民国初期,为了和国际接轨,曾经下令只准过元旦,不准过大年。结果老百姓还是一切照旧,那一纸命令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后还是回到了一张白纸的本来命运。 如今,国人要过的节越来越多了,除了老祖先留下来的节日外,又添加了许多洋节。在众多年轻人眼里圣诞节远比过大年重要得多,甚至于西方的情人节也比中国的情人节(七、七)高尚得多,流行得广。 我不反对中国人过洋节,只是更爱过老先人留给我们的那些极富神幻般故事的中国人自己的节日。 我喜欢蓝色,更喜欢中国的红色。 (2007。1。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