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阅汉李陵之事，而有深慨无限者焉：夫人之一世，建功立业固为好男儿大丈夫意中之事，而寻常生活，亦何不足以厌足人心也！人有欲外之望，而后功业之想至，有富贵之资，而后淫逸之习生。若陵者，名将之后，其生亦能自为择邪？则驰骋沙场，或非其任，故有后来之事，责之者往往以家国为口实，而期其能于一死，庶几不负家国，亦足当男儿之目。然而以余观之，陵之事非仅能死与否而已也。

陵既入行伍，而任守家国之责，则其事之能否，唯以杀人多寡为计。而陵之遇特吝，以少抗众，战而至于矢尽，此非无勇也，杀敌诚亦多矣。然兵者之为凶器，良由杀敌多而未必能胜，有勇而未必能生，当其之事，人之性必为泯灭，而后可以能其事也！若陵者，其咎实在于处非当有人之性之境，而能复其人之性，能持人之情，故翻然而不能于一死也。人之可悲，孰大于是者也！必以家国而扼其人之性人之情，而能当时以死，当时以敢死，史传之载诚亦非寡，寻常之人览之，固以其能死敢死为快，以为足以偿其生，而未能死如陵者，使家国之感深重者览之，未有不深恶痛绝者，而使具常人之性情者览之，则无不有戚然悯之之念，此殆出于自然者也。故当时也，能死敢死者虽不无可悲之性，而足以为世人楷模，而未能死敢死者，当时而复为人，在其人之心与身，惟有可悲之可言，不知或喜或悲也，然以当时之境界以范非当时之境界者，其亦不得逞也！何则，时过境迁，精神已异矣！故一切言说评论，不过如骏马蹄下之尘，不可复睹马之何所在者矣！陵之事，以家国论之固有所亏，而其族世为忠烈，汉室辄灭其族，罪不足当此，不亦过乎！苛酷若是，足以绝忠烈之望，使人生来世不生于富贵之家之念，而适起人本有之性情，故适得其反而无补于家国也！

陵之既降，尤可悲者则身心能适风土，而苟且长达数十年之久，虽遇甚殊，而心之苦可知也。国之乱也，尚有良臣择主而事之事，一统天下，则并此亦无矣。悠悠今世，若能死邪？若敢死邪？时时而问一己之心，吾恐太平日久，世人皆不可为期矣！善治国者必鲜使人而临如此之境界，而本不必有若是之选择，亦可知也哉！

2006、10、20记于洛阳之红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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