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述做文与做人的关系，指出做文与做人其实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关系不是文如其人，也不是人尽其文，而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什么叫若即若离呢？一句话，我们既不能以文章所提倡或批判的东西来推断作者的德行善恶，也不能认为文章的性灵和作者的性灵是断裂的、无关的。

    钱钟书先生首先拎出的就是皇帝隋炀帝。隋炀帝诗文俱佳，而其诏书更是处处见尧舜风范，看上去有大德、大志、大才，而他的做人呢？几乎可以与桀纣“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钱钟书先生没有回答，以愚见，江山统治的需要，也就是政治的需要。隋炀帝当然知道老百姓需要有道德的人做皇帝，所以他必须说有道德的话，而他却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不会做有道德的事。他的诗文诏书是一种欺骗、一个幌子。

    然后钱钟书先生拈出了西汉的杨雄。扬雄是较早论述“文如其人”论调的，在《法言》一文中，他提出了“书为心画，言为心声”的论调。钱先生在列举了一串后人反驳杨雄的例子后，笔锋一转，说到了杨雄的虚伪。杨雄在《法言》一文中极力批判后人对孔子的摹仿和抄袭，钱先生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杨雄《法言》一文就是对孔子的模仿和抄袭。文如其人吗？单独看《法言》一文，结构谨严，义正词严，如果没有摹仿抄袭之嫌，倒是一篇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讲，文却不如其人，文是好文，作者却是虚伪的。

    钱先生还举了嵇康的例子。嵇康在历朝历代的文人中都是性情比较刚烈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字字激愤严厉，不平则鸣，随心所欲。司马氏最后只好把他给杀了。回头再看他的《家诫》，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一个没有了一点脾气的嵇康，《家诫》告诫儿子，如果长官出来送人，你不要跟在后面，以免以后长官惩治别人的时候，大家说你告的密；大家在一起喝酒，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喝，都要客客气气地端起杯子，以免人家说你高傲不和群。如此种种，哪里有“竹林七贤”的影子。

    其实，在钱先生之前，鲁迅先生早就注意过这个现象。鲁迅还想到了阮籍，阮籍的儿子也想象“竹林七贤”学习，阮籍却说，你还是过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吧。即便在“竹林七贤”看来，他们的生活也并不正常，无法表现自己真正的思想愿望、品行操守。一个人的行为都不能反映一个人的本性，还说什么文如其人呀？

    比“竹林七贤”少早一点的“建安七子”中有一个叫孔融的，这个人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名气可以和曹操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他在五岁的时候让过一回梨子，把大的让给了别的小朋友，把小的留给了自己。孔融给后人的印象就是有礼貌、讲道理、肯牺牲的谦谦君子。可你看看他的文章，叛逆到了现在也很难接受的地步。他有一个著名的言论，说母子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说母子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象一个瓶子里装的东西，把东西倒出来，东西和瓶子就没什么关系了。母亲就是那个瓶子，儿子就是那个东西。还说如果遇到了饥荒，有了点食物，这食物要不要给父亲呢？如果父亲是个好人，就给他；如果父亲这个人不好，就不给他。这个孔融和五岁让梨的那个孔融有多大反差？还说文如其人吗？

    比“建安七子”还早的宋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屈原之后，宋玉可能是最有才华的诗人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可鲁迅先生虽看好他的文章，却不怎么看好他的为人，说他是“位在声色狗马的玩物”。

    刘半农曾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说鲁迅先生的思想受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尼采的超人思想以及魏晋诸贤的影响最大。连对鲁迅影响最大的魏晋文章都大抵如此，其后两千年的文章文人也就可以一笔带过了，然后就到了我们可能更熟悉的今天了。

    胡兰成这个名字可能熟悉的人不多，但他的情人却很出名——张爱玲。张爱玲是一个才女，才女都骄傲，张爱玲骄傲到了不愿和冰心比较的地步，但她爱上了胡兰成。张爱玲为什么会爱上胡兰成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胡兰成比他更有才。胡兰成的作品最近有出版，我看了几篇，的确了得，无论笔墨还是格调都属上品。可惜胡兰成其人实在下品，以他的如花之笔，却做了汪精卫的宣传部长。日本人投降后，被日本人接到了日本。最近有人针对胡兰成的文章提出“不以人废文”，其实也是因为胡兰成的文章好。可这文章毕竟出自一个汉奸之手，还是有点可惜。

    周作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次鲁迅去出版社，看见一个编辑校对周作人的文稿，鲁迅说：“作人写的，就不用校对了。”作人做好了文章，却没有做好人，当了汉奸，受了批评。可是，从周作人的文章里是断然看不出一个汉奸影子的。

    林语堂是不主张文学批评的，认为文学批评是文人相轻的恶习的表现，这论调足以证明其人的宽厚仁慈，而他却和鲁迅吵了个不可开交。

    胡适的文学理论可能是最开放的，但他的生活却是最保守的。不见有人说他，白话文的大师娶了个小脚的老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题·“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很容易进乎说梦的。”由做文来看做人，仅仅看文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文章以外的东西，比如其它文，比如社会背景，比如创作状态。也就是钱先生后来说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

    其实，从做文并不一定能看出做人，这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知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孟子没有回答。话说回来，如果从做文就能看到做人的话，或者如果真的仅仅从做文就能看到做人的话，孟子还问它干吗。

    文不尽如其人，但文章毕竟是人做的，怎么可能和人没有关系呢？这个关系就是文章中有人，有作者的理想需要。就如钱先生所说，我们不能从作品中判断作者的为人，却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为什么样的人。

    即便坏人，坏人也有善需要，坏人也不希望别人说他坏，反映到文字上就是高格。钱钟书引用了一位法国妇女的话：“我的行为中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人，说着人话，不干人事，刚逛了妓院就骂妓女不贞节，刚接了贿赂就讲“三个代表”。一方面掩饰自己，一方面安慰自己。

    同样是一个外国的例子，上周《大河报》载：一富人区三个乞丐经政府审计，发现他们早就成了富人，于是就将三人撵走了。时间不长，富人区的居民请愿，要求把那三个乞丐请回来，因为他们就是通过给这三个乞丐的施舍，得到了不小的心理安慰。文学的功能有时候和给这三个乞丐施舍是一样的，通过义正词严的表述给自己一个光明磊落的机会。

    弗洛伊德曾有“文学是白日梦”的见解，当一个人生活实际不如愿的时候，就借助幻想，将自己的心愿、理想、快乐或忧伤寄托到文学中去。这几年又一个叫海岩的人编了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有人就问他，是不是自己的爱情故事也和他编的一样美丽，海岩说，我编制的爱情故事就是我所渴望的，在生活中我没遇到，只好把它写在小说里。

    一个人做文与做人可能相差甚远，但毕竟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次人自诩为什么，希望成为什么，愿意别人把自己看成什么。人是复杂的，一个人有很多个层面，要了解一个人则需要更多的角度。“文如其人”，把人想得有点太简单了。

    文不尽如其人，言行不符，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文”、这个“人”就一定是假的呢？也不尽然。有的人在做文的时候就是那样想的，不过就是一到做人就忘了样子罢了，归根到底说来，还是是不是能够坚守自己心灵中的那一份光明。一位叫阿涂的作家对人的这种状态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提笔的时候还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一旦碰到实际情况就不能坚持最初的意愿。不仅是言不由衷，行动也常常不是发自人的衷心，是不受外界干扰，真诚的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自己，所以它的言和文可能的确处于至诚。行事为人时的自己，是随着大众俯仰，身不由己的自己，所以常发违心之论，而且，这种言不由衷的行为往往自己意识不到。”

    但是，无论如何，做文中的做人，既不能完全展示，也不可能完全断裂。我们虽不能从做文中看出做人的全貌，但做文中毕竟还是有做人的蛛丝马迹。文章的内容语言可以用大话假话说出来，文章的意境格调却不是仅仅靠技术就可以刻画的。从做文来推断做人，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必须要把握一条主线，那就是文章风格毕竟是作者真性情的流露。“竹林七贤”都是一些行迹怪异的人，文章大都刚烈叛逆，放荡不羁，而鲁迅先生在精密细致的研究和解释后，却得出了他们骨子里实际上是最拥护礼教的结论，只是他们表面上对礼教不屑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礼教成为统治者害人工具的时候，真正想信礼教的人只好说自己不信了。“竹林七贤”莫不如此。但不管一个人把心灵的窗户关得多么严实，心灵的光芒还是能从缝隙中泄漏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文章，不但要能够看出文字表述的东西，还要能够看到文字后面表达的东西。鲁迅先生不就从历史书中看到了“吃人”二字吗？钱钟书先生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句看到了中国人“温柔醇厚”的人格追求。真情实感是掩饰不住的，使是总在不经意的时候露出它的容颜。

    “心灵的辩证法是最严谨的逻辑思辨，任何伪饰的行为都不免留下破绽。”要想既把文章做好，又把人做好，恐怕不管是任何一点的伪饰都是不行的。

    还想起一位朋友练习书法的故事，似乎和做人作文没有什么关系，但文艺是相通的，还是有点意义的吧。朋友喜书法，练“赵体”三五年不见长进。一日去拜访，见他练起了“颜体”，问其故，朋友说：“我突然想起来了，赵孟（兆页）这货是个贰臣，没骨气，他的字也没什么骨气；颜真卿精忠赫赫，所以他的字有力气，站得稳。”不两年，朋友书法果有精进，朋友说：“赵孟（兆页）这家伙害了我四五年。”这有点玩笑的意味，不过“赵体”的字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的确有点太艳丽了。而就是这个赵孟（兆页），不也有很多亡国恨的诗词文章吗？文如其人？好像不是；我读赵孟（兆页）的诗词文章，即便说起家仇国恨，更多的也还是凄苦哀怨，少见铮铮傲骨，从这点说来，“文如其人”又有一定道理。

    还是钱钟书先生所言，做文做人，若即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