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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清溪冷西山
——初秋登绵州西山寻仙像琐记 肖伊绯 2005-9-1 夜雨婆娑,似阻旅路。晨光渐至的时刻,雨收云淡,却是另一番欣然景况了。这一夜淅沥,倒将那漫山桂香点染开来,落下的香便在溪泉中流溢,惹得鱼蟹也循着那香卷荡浮沉;飘起的香就在枝间云上拂游,逗引得鼻息象那些鸟鹊一样蹦来跳去,惊乍莫名。 西山我是去过的。隋大业六年的仙像就在这山中某处,却并非我的寻访之盼(据说早被凿下,搁在了恒温恒湿的博物馆中了);蒋琬的墓地也在这山中某处,却着实不忍重瞻,那些断头断足的石龙石马,陪着同治年间的简陋石碑,就像“蒋琬”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小说人物”一样,毫无引人入胜之处。也许,我也只是循着那湿漉漉的桂香,漫无目的地游走一番罢了;或者,我就只是随着那桂香点染开来的臆想中的古卷,在一个墨渍、一个蛀孔、一个黄斑、一个残字中颓然自得一番罢了。 一通道光年间的残碑,一个叫熊文华的员外郎和我似乎有着某种默契。道光已酉年的春天,这个员外郎在西山去探望那些小说中的魂灵,面对着平淡无奇的“蒋琬”,凝望着那堆可以怀古追思的青冢,那些与“蒋琬”可能扯上关系的人名、地名、事件一古脑给牵扯了出来。什么费祎、姜维、钟会;什么九州根蒂、俯仰惟艰、思汉如渴;走马灯式的臆想,一晌黄梁式的感慨,都在1839年这个未曾刻录进主流史档案的私人时刻中存在过,这个时刻浮光一掠,甚或是比浮光更为无意的瞬息间,闪现在那个员外郎的眼波与心绪之中。他执意要留住这时刻,甚至执意要将这时刻的存在记证下来,他刻石造碑,一番弯钩撇捺之后,那个时刻莫名地消匿于某个角落,然后又莫名地显现于某个时刻的另一束眼波与心绪之中。如此,仅此而已。 走走停停,桂香依旧袭人。在一个唐代称为“仙云观”的地界,是仙也未见,云也不来,登攀之至,也不过是个人云亦云的庸常景点罢了。拾级而上,绕着屋宇兜了一圈,回望山影若隐,也就回身走了。蓦然间,见到屋侧一个似碑似幢之物,倒还奇巧。凑近一观,一名岳池县的即补知县——一个姓郑的官家男子显然比我此时的心境更加明畅一些。乾隆五十七年的一天,他也来求仙观云,也和我一样回望“蜿蜒峰峦”,却生出了“有出世之想”;而且还看见了“有庙三层石枋二柱,源泉一窟”,欣然抚须,发出个“则古洞天之遗风未泯也”的慨叹来了。200多年前的景况毕竟与此时不同,那个郑姓男子眼中的事物真的便如仙如云一般,即使一观也觉得晕眩而不真切、即使一望也觉得迷离而不真实了吗? 庙、枋、柱、泉似乎还是有迹可寻,可这些残迹在水泥、钢筋、油漆的涂抹中已然被涂改,这种涂抹将那一道眼波中的蜿蜒彻底拉成了直线,残迹变做了纪年式的平铺直叙——明白易懂的告示牌——上山的路往左或者下山的路往右之类的标记。好像所谓景况、所谓境遇也就是这样可随意记录、修改却很难刻意恢复、重现的东西。1792年的郑姓男子募来的三百余缗铜钱所要重建的并非是那道眼波中的蜿蜒,也许他更看重那句“古洞天之遗风”——也许这“遗风”是比那蜿蜒更根源之物,这“风”可以把眼波吹拂成各式的蜿蜒——即使山下的那一汪湖水,无“风”便也成了一潭死水。1795年,这个郑姓男子思索良久,将那三百余缗铜钱捐赠给了“仙云观”,他刻下碑石,刊成不朽;“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也在这一年退了位,“古洞天之遗风”此时对郑官人来说也许便也并非是紧要之物了——乾嘉两朝更迭之刻,这项上乌纱才成了急迫、操烦之物了。 别了郑大官人,我自去寻我的“古洞天”——这“古洞天”标注与否,我是没有把握的,只不过凭着只鳞片甲的揣摩,嗅些仙界的腥臊罢了。七拐八弯,玉女泉边的初唐道教石刻在眼波中打了几个疙瘩之后,也就解开了——去年的某个秋日,我和这些仙像已经耳鬓厮磨了许久,如此熟稔,也就近乎得熟视无睹了。也许,熟透了的植物果实、久烹已熟的食物、成熟老练的人物、背得烂熟的诗文、熟悉明了的规则的那种“熟”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再行体察的存在了,明了其存在却忽略其存在反倒成了我们自得其间、自以为自然而然的事了。自然,玉女泉边,除了两只泉底湖蟹的爬行勾动了一下我的视域之外,那些仙像反倒悄无声息地沉没在如泉涌般的“熟”之中了。 坡地间一块红黑相间的岩面,镌刻着咸通十二年的一窟天尊老君像。天尊也罢、老君也罢,均是和玉女泉边的仙像一幅模样——头脸早已损毁,一样的没面目了。说一样的“没面目”,其实并不准确。头面的风化、苔草的侵蚀、人为的凿砸,并非有什么同样力度、同样弧度、同样尺寸的一张张没鼻没眼、没唇没耳的“毁容”。人们总是这样定义那些被毁损之物,好像它们将所有曾经或是残留的一切特征、特质、功用都坍缩成一个字——“无”,当然可以把“无”替换成更为通俗易解的“没”,就可以更加确信地把这些“没面目”之物当作“无”了。而我对这“无”却异常关切起来,为了辩识这个在咸通十二年“造天尊老君一辅”的“洞玄道士”之名姓,我凝视着这块岩面许久,我期待着那些“没面目”的仙像背后的某种目光的绽露。 “没面目”又如何?咸通十二年的纪年和我此刻的造访似乎在完成另一窟造像。这一窟造像没有纪年,没有斧凿,没有天尊老君;这一窟造像只是在我与那洞玄道士的署名纠缠与关切中,达成一种默契的漫游。而漫游之中的那些光怪陆离的景象就在这窟中一闪而过——咸通十二年,九陇山禅僧师益之在法门寺地宫的西北角,挖出一个长一寸二分的青白如玉的骨头;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带着一个色彩诡秘的八棱瓶下葬在唐都长安;咸通十二年,道士赵知微炼丹缺了一方西土药,派弟子玄真进京采购;咸通十二年,五十岁的许棠终于考上了进士;这些错杂在“咸通十二年”的图像勾勾画画、涂来抹去,面目渐次隐匿,没有核心叙事策略的一大堆琐事成全不了一个统一形态的“历史”——就如同那些没面目的天尊老君的仙像一样。 可为什么一定要有面目呢?强要面目、或装出一幅面目来的策略在“咸通十二年”就显露出其荒谬的一面来——咸通十二年,寒山子对德行拙劣的毗陵道士李褐喝斥的一句:“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革,而犬豕之质”。——便让我们这些有面目之活物开始深思我们的本来面目,即使我们仍不明了那个在咸通十二年造像一铺的洞玄道士究竟是何名姓。 山腰有一亭。亭,似乎是作为一种中断与停止的地理标识才存在的,它并非是某种婷婷的流连之态,它和那峰峦的蜿蜒不再相关,它甚至像一个横亘在“蜿蜒”之上的附庸,绝无意义转述与境遇呈现的妙趣了。——这就是我常在所谓“公园”这样的地理中止点上所截获的各种“无意义”之一。亭侧后方,草草地用铁丝网圈起一块“飞地”、甚至有标牌注明其危险性:“山石崩踏,请勿翻越”,俨然是一块“危地”。端端的一块“洗墨池”题记悬于崖边,却无墨也无池。看不真切纪年(似乎旁有题“嘉靖壬寅”),乍一惊,“壬寅宫变”惨然上演。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世宗宿端妃曹氏宫,宫婢杨金英等乘世宗熟睡之机,以绳系其颈,合谋勒死之,但误为死结。方皇后赶来救护,世宗得不死。事变后,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被害死,宁嫔王氏和端妃亦受牵连处死。——又一番惨烈景象,又一番莫名想像,何须造像?无墨无池,我也将眼波掷去,洗去那些早已没了面目的墨迹;亭中暂停,我也将想像驻停,目光混着斜阳,那些没面目的仙像,也就和我一样,呆坐在泉边山间,懒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