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七年研究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并逐渐开始写作《红禅室诗词丛话》的时间算起，而至于今日，我的为学生涯也将近十年了，如果从研究先秦典籍的时间算起，则还要上推四五年，这也是从严格的为学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是学习的话，那么从小学就开始了的，但是，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学，真正意义上的为学应该叫治学，但是，一则是我至今似乎还徘徊在学术界的边缘，至今才算是争取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向着学术界发展的机会，二则是虽然到现在为 止也很有些“著作等身”的味道，但是还没有在学术界起到什么影响，     所以治学这样严肃的字眼，还是暂时不用为好。

前一段时间和一个网友论战了一番，人家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根据我的言论和水平，就得出了我读的古文不如他多的结论。我们的争论的焦点是古文方面的问题，确切的说是古文创作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这问题和古文创作，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直接，这个大家都知道学者和文学是两回子事情，好学者未必文章就好，这位仁兄把两者混为一谈，我就没有理会，而是直接的点出了为学和文学是两回事情的问题，不料他就说是半瓶子水倒是可以晃荡的。接下去的争论自然是很无聊的，不过我还是不客气的说，阁下的古文读的多而不会作古文，实在是见得不入门的，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当初我也没有用心的学古文写作，就忽然的会了，读书读到一定的阶段，是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的吗？他说自谓感觉到根基工夫尚欠缺，所以一直未敢作，而只是于诗词多有心得，我马上说你这是缺乏自信，没有自信，只能是到老驴驹子的。于是我又找了他的诗词来看，经过阅读，我发现他的诗词基本还是没有入门的一种状态，给他说了，他也承认了。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这里不过是顺手引出了一段题外话，确实的，当时我读先秦典籍的时候，简直就是如痴似迷的，认识很多的生僻字固然很辛苦，可是主要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在深深的打动着我。道家的东西很有文采，我自然是喜欢的，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象《论语》，我是用心读了的，很多地方见解是不同于朱子的集注的。我的读书是从体会古人的精神思想的佳处入手的，而不是斤斤计较于训诂之类的东西。对我人生经历也精神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其实就是一种何必言利的精神，虽然我也是不反对言利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名言是不做亏本的买卖，这个我是比不上的，十年以来，为了学术，我倒是一直在做着亏本的买卖，所以他就嘲笑我，如此），这里面有一种细微的差别，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差别之中，境界见出了高下优劣，很可惜的是，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而只是讲究学问的多少，学问多了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在巅峰对决上，不能拔高的学问无论是多么的多，也是没有用的。真正的高手，一招致命，花架子是没有用的，再多的精妙的功夫都是没有用的。从高度上来审视学问，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创造和创新的维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推崇博学了。我们一般的说法是厚积薄发，如果这个厚是仅仅的学问的积累的话，那就不值得一提，只是书库的扩容而已。照我的理解和经验，厚积薄发的工夫很大程度上是在学问之外，就是经历着世俗的现实生活而不断的增加感情、思想、精神方面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仅仅的增加书本上的知识的过程，真正的“发”，应该是这些独特的别人不可替代的感情、思想、精神的“阐发”，而不是书本知识的显现和炫耀，毕竟，学问是为着人生的，为着人生，就决定了学问中的最为精华的一些东西是和人生相联系着的，而不是象牙塔里的生活。如果没有生活的吸收而增加感情、思想、精神的境界，就培养不起真正的学人的性情，就没有真正的学人的理想，那么做出来的东西是知识的搬运，也就毫不足奇了。十年以来，我读的书也不是很多，但是我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把它融合到学术中去，就容易出东西，因此出东西在根本上不是读书多少的问题，而是你的生活是否精彩的问题，是否在生活中积累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基础，出东西就很容易了，可惜的是，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问题，还以为自己不出东西是读书太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学人都特别的推崇钱钟书先生的枯守书斋而甘于淡泊的状态和精神——虽然多数人根本做不到，然而我要说，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对的，至少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东西。这种书斋式的生活和现实的距离太大，根本的压抑了学者的性情，接受不到生活的真正磨练和体验，这种状态得到的只能是第二手的经验和生活，这就又回到前面我们所说的细微的差别的重要上去了。钱钟书先生的淡泊，我们都知道，是不得已的结果，是历史的因素造成的，这固然可以为钱先生开脱一下，但是反过来我们又实在的证明了他的这种状态是有缺陷的，不应该成为学人的最高境界。其实我们在推崇这种状态的时候，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钱先生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卓有才华的人，当年的清华的人中之龙，当年的钱先生是一个何等没有顾忌的人，随意的批评，至少在学术的领域里是很性情化的，这可以证明钱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而解放前和解放之后的人生经历，虽然姿态不同，他的体验是一直进步着的，虽然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也就是说，仅仅是解放前的人生和生活，就足以够钱先生为学受用终生的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面而大谈他的枯守书斋式的治学，并用不为名利所动做掩饰，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出了书斋之外，不为名利所动也是和为学毫不矛盾的，根本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问题，而不是形式的问题。我们仅仅从形式上，或者主要是从形式上来加强这种形式化的倾向，实在是对于学人的一种误导！

以上仍是题外话——转回来——我受益最大的是《孟子》，孟子的精神，一是那种何必言利的精神思想，一是他所说的“养气”的精神，给我感受最深刻。我的古文得力于孟子的，就是这两点，意识精神上的，一是方法上的，体现在写作上就是艺术技巧上的，就是以气行文。前一个影响，是我深为儒家的入世精神所熏染，而少年时代就悟“道”了，这个“道”不是道家的那个“道”，也不是禅宗之“道”，而是儒家的“道”，核心是入世精神，也就是“仁”，对于“仁”的认识和解释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比如说入世精神，为什么说就是仁呢？因为入世是为了人，所以就是仁，就是这么简单。你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曰仁”？当然也是，不过角度不同，孔子的角度在这话上有两个，一个是理想的社会，人人可以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一个是理想的个人，而这又是和理想的社会分不开的，因为理想的社会最大的收获是理想的人的境界，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承认的——理想的人，就是内能克己（合理的欲望与精神，必须引入善来评价）而外能复礼（这个过程也是人的成长的过程，例如必要的修养和技术），内外合而为一，内是我，外是物，我即是人，物即是天，所以此种境界又叫做“天人合一”。历来天人合一的说法很多，好象是个多么深奥的思想似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愣是几千年绕不出来，其实说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而已，实践而有所成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举例说明，人的吃饭方便的过程，就是一个完美的天人合一的过程和境界。这个天人合一是动态的，或者说是能动的，因此又是一种理想境界，我们可以不断的达到，但是又最终达到不了那种最为完美的境界，因为人本身还是物，受着物的即条件的制约。天人合一也有很多层次和角度，中心意思就是这样，而根本不是多么的神圣和玄虚的遥远不可即的一种境界。如果我们以玄虚的那种状态，例如人性和神性的某中冥冥中的相合，那么，天人合一之中的能动也就消失了，也就不是创造创新的境界了。从本质上说，天人合一是一种创造创新的境界，我们静态的对待它，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思想在我很少年的时候就悟了，孔子所说的举一隅三隅反，以及一以贯之的境界，我都是体会到了的，我曾用文言写了《道说》五十篇，作为那个时候悟道的一个结果，但是那时候的文章还不是很好，影响了表达的水平。那时候我对韩愈总结出来的儒家的道统还是很认同的，俨然的也有着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当然是太拘束于形式了，不过却真正的给了我身心精神中的以儒家思想精神为底色的思想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给予我的是一种很纯正的东西。入门须正，这是很重要的，稍有偏差，如角之两边，愈远（愈有成就）就离中心线越远了。

孟子对我的后一个影响，既是思想精神上的，又是文学上的，就文学上的而言，就是写作古文了。以气行文，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最推崇的人是韩愈，他正是以气行文做得最好的人，虽然也许其他方面未必比他人（如苏、欧、王等人）为高。那么，关键的是，气从哪里来呢？韩愈是讲究不平则鸣的，这个不平，显示了某种信息，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来，你在现实中不深刻的接触生活而只是大过着名士隐士高人的悠闲的姿态的，气是很难积聚起来的，人人文章之中自然都有气，但是，如果没有生活的锻炼和积极的精神，那么一是这种气你没法达到一种盛大而充沛的状态，就不是浩然之气，二是这种气只是你作为人作为物的一种自然性物质性的生气，不是气的最高的层次，如果连这点气都不有，那就是死人了。其实写作古文，本可以少用之乎着也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之乎者也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文人习气的一个最大的表现，我也是可以尽量少用的，但是就文而言，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虚词也即语助词，都是起着加强语气的作用，语气不同意味就不同，感情色彩也不同，这个我们是很知道的，在文章里面，尤其是古文之中，这是很关键的一些因素，而不是随便可以可有可无的。现在写古文的人也很多，但是写得好的，说句实话，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一个，不是受了骈文的影响而大炫耀其词汇的，就是枯燥的堆砌而毫无生气。从骈散之争的角度而论，中国最好的古文都是散文而非骈文，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如果是气能达到浩然之境界的话，骈文的形式就是一种束缚，而不是帮助，所以骈文是不适合于气盛之人的。那些之乎者也不但起着加强语气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还起着表现充分的姿态意味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女人最好的一面就是女人味，也就是袁宏道所说的“女中之态”，这种女中之态是女子外在之美（当然联系着内在美，不过主要是以外在的一面表现出来而已）的最高最好体现。所以说真正好的古文，必然是之乎者也用得纯熟的，凡是气势盛的人，就必然的会达到这种境界，气势盛大本来是容易导致粗糙的放的，但是这些之乎者也为很好的表现这种放而使之停留在美的范围领域之内，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象是元曲中的衬字一样，从体制形式上来说，它是曲的精神之所在。又象是绘画中的空白一样，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虚，正是艺术达到很高层次的一个体现。气从哪里来？从现实世界中的世俗生活中来，只有这种经历和体验，才可以具有热烈的情，只有对于世俗世界和人生的深情，才可以积聚气盛大而充沛的气，所以说，文章的以气胜与否，是其优劣的处于第一价值判断标准位置的因素，它内联系着人的性情（上升到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外联系着文学的艺术境界，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东西。和我辩论的那位网友说我的之乎者也用得太多而尚须成熟，我一眼就看出他不在行，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的东西是讲究悟性的，但是，悟性要从生活中来，而不是枯坐悟道，象朱子的那种枯坐终夜而有所悟，我看是靠不住的，因此王阳明进行竹下悟道的时候，因为流于形式，竟然累倒了！从此他用心于生活而摆脱了禅宗的这种影响，才最终有所成就的。禅宗的悟，也不是单纯的坐而悟之，而是讲究行为的，虽然这种行为仅仅是局限于书本和形式上的活动，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禅宗的失误是导致了千百年来能悟的高僧没有几个，有很多人也是到老才悟，绝大部分是是悟了一辈子，到死也没有悟道。其实悟是一个普通的事情，悟是顿悟的，但是悟后并不是说就不需要修为了，而是要不断的悟，这种悟的特性，也就是能动性，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悟又是渐悟的。支持悟的不是悟本身，而是行为之中的人生和生活，很多天才的最终不能成就，其实就是靠着悟生活的，而真正的远离了生活本身，不能成就也是必然的。悟之后最为重要的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和人生。我们现在的学者，很可惜的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或者是知道，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不容他们心随所想而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的悲剧。现在有了网络，要知识实在是很简单的，写论文贴来贴去，方便得很，即使是能够掌握了，也是没有用的，至少和古人的那种巅峰对决之中，是没有用的。这就象吃饭一样，吃多了肯定不行的，所以要求精。我们为什么要和古人进行巅峰对决呢？因为创新的精神需要我们超越古人，而真正的超越古人，只能是就其最高处而言的，所以我们必须有和古人巅峰对决的勇气和精神，这样一来，才可以见出学术的生机之所在。

生活是学术的根源所在，如果仅仅是从书本上或者从事理的一般的形而上的层次来探讨学问，就是第二流的境界了。你象吴世昌吧，红学名家，但是也闹过周汝昌补写了曹雪芹的一首诗，而被吴氏认为是曹的原作的笑话，当然是弄得很不愉快了，我们不能想象的是，吴氏是怎样言之有据的考证出它是曹氏的原作的，看来它的理由是相当的充分的，因为它的考证的工夫是很好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发表，也说服不了自己呀！可是就是这样自以为考证得很好的具有重大发现价值的东西，却恰恰是假的，结论是可笑的，你说这反映了什么？吴先生还有一个在学术界闹得很有影响的举动是反对词里的豪放、婉约而分法，认为太简单化，后来——直到现在，他的学生刘扬忠先生还津津乐道于吴先生的这个成就，而写出了《唐宋词流派史》，刘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的做法我们不反对，但是，以老师之误为真而宣传之，却是让人感到可惜。其实，反对豪放、婉约二分法的吴、刘两先生——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仅仅是在风格的层次上来审视豪放的，而没有真正的理解豪放的真精神之所在，其实豪放是众多风格中的一种，别的不说，在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中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为什么只是诗歌中的风格之一的豪放在宋代突然就和婉约对立起来了呢？从风格的层面上来看，显然是没法解释的，只有从精神的层面上予以解释。豪放的真精神是世俗之精神，即积极入世的精神，因为要入世，所以必然要扩大词的最初的为文人所继承的偏于婉约一路的路子，而增加上阔大的社会生活，豪放的精神及真正意义乃在于此，你说你喊着豪放、婉约二分法过于简单而不能概括宋词的风貌，是不是未能理解豪放的价值和精神呀！我们的学者，大多是在进行着这样的工作，真是无奈。前段时间我看《人间词话百年集评》的时候，各见的观点可谓千姿百态，但是多是重复的建设而没有质的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意境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水平层次的原因，前一段时间偶然在网上看见徐晋如的《缀石轩诗话》，评价很高，说是超越了古人，徐氏自己也说是王国维以来最重要的诗话和诗学成果，我看了大吃一惊，急忙找来一看，却发现言甚过其实，于是评点了一下，又评点了一下他的词集——词集倒是多从长处出发的，毕竟他的词还不坏，何况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展开过多的理论的东西。又在《二十世纪旧诗史》里称赞自己的诗是只有象他那样的人才可能写出来的，这种态度很不好。真正的高手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比如在看《人间词话百年集评》时，我发现了一个叶郎先生的观点，一下子就觉得他理解得很到位，这种到位的理解，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为什么说是基本的呢？因为现在的学者只是一种研究的态度，研究的最高境界当然是真，也就是说事实的本来面目，至于再进一步而有新的思想创见，就不能期望他们了，例如钱钟书先生，那么的一个大家，在诗学上还是没有自己的东西，他的精彩是在理解的到位上，《谈艺录》里还是承认“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的，这和王国维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真正的学术需要对文学理想境界不断的做出自己的评价和建设，就型王国维一样，这样一来，才能对现实中的文学创作有所意义和帮助，否则只是自己圈里人自说自话，人家觉得你外行得很，一说就错，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愿意读，这样是很可悲的，可怜的是，我们的学术界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我的《红禅室诗词丛话》一开始就是有着鲜明的超越意境理论的意识的，是针对着文学创作的，而不是单纯的研究，是为未来的诗词创作指出一种方向和理想的，后来一个写新诗的诗人看了以后评价很高（原话是象这样的著作真还没见过），其实我虽然是针对着旧诗词的，但是作为一种诗学理想，无疑是适用于一起诗歌的，后来我还把它扩展到了小说的领域。本来我想在新诗界做点努力，但是我的经济状况和精力不容许我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今年我已经是而立之年，老婆孩子一样不缺，缺乏的却是经济条件，养家糊口，毕竟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说不是平生之志不仅在温饱的话的。我一直觉得学术和别的行业没有什么高低，都是谋生的方式，都是次于生活本身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佩服大师级别的学者，和佩服大师级别的厨师，没有什么两样。

做了十多年的学问，到现在还是负价值，也就是一直在做着亏本的买卖。我的一个同学的名言是现在的教育就象是传销一样，而现在我们正是处于一种下线的状态。这显然是对的，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上一步，再读上几年书，即使是那样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和同学开玩笑似的说，其实，不再考了，一是工作不好找，一是还真不甘心，但是考上了，在中国现行的教育和学术体制下，我也未必就有多大的作为，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倒是考不上，这样也就死心了，从此以后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活着，也是不错的。其实，这样说也不是玩笑，而是很有严肃认真的味道。现在大学都忙着赚钱，学术实在是变成纯粹的工具了的，你的东西如何，关心的人少。国家培养高级知识分子而不其实的关心他们的境遇，学成了又要自己很辛苦的找工作——关键是僧多粥少——，我认为这是国家两头不负责、两头都稳赚的办法，实在是高明之极呢！所以我倒是鼓励博士们有骨气一点，毕业了不妨回家种田去，或者卖冰糖葫芦什么的，都好，没有什么不可以，人家嘲笑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我觉得实在是无聊之极，人家就是愿意，你怎么着？如果不是愿意的，出问题的也不是学生，而是教育，而是国家！现在，我老婆孩子一样都不缺少，可是老婆自己带着孩子上班，工资也只有区区五六百块钱，真应了贾府里的那句话了：这够做什么的！为了上学，我在化工厂最为艰苦恶劣的一线岗位工作了八年，受过伤，头发熬的半白，因为应付无偿献血的轮流分担的人物，直到现在精神还总是不好——永远也好不了了，睡觉总是不嫌多。为了自学，我的工资都花尽了，基本上没有剩下，老婆是几千块钱捡来的，结婚家里给了一万多，没有房子，现在还是租赁房子住。同学们都代课的代课，家教的家教，我高中都没上，你说现在连王蒙、童庆炳先生都做不及格的高考语文卷，我怎么辅导人家？如果再上博士，你说这生活还怎么过？靠家里？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快六十岁了二弟才成家，还有一屁股债，还种着二三十亩的地，你说我心里不难过？可是有什么办法！我为文以来，从不写父母家里的事情，因为我写不出来，一想到他们就要落泪。进亦难，退亦难，你说我既要考又想最好考不上的想法，是不是合理的？几年前我就把牢骚撒到张岱年先生头上去了，劳他老人家和我通了几封信，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为学十年，感慨无限，为道日隆，而身心日损。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看是对的。身为书生，还有什么话说？不是控诉，不是牢骚——现在已经不大发了，只是心中一番悲愤，不泻不快而已。聊做小文，以为志感，或有所益于世人也。

                 2006、6、22记于济南之红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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