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道人诗说》[宋]姜夔  撰    胶东 红禅室主人于永森  评点

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

于：浑厚非是豪雄，欲俗亦甚不易，司空图《诗品》有“雄浑”一品，较“浑厚”为佳耳。贯穿者情与气也，血脉者其次者焉。白石此论可谓为其论诗之大旨，所谓气象也，体面也，血脉也，韵度也，体面、血脉二事非关最要，气象亦不关诗之本质，韵度则吾国诗人之所欲甚求者也。此中四论，唯最后一语为深中吾国之诗之弊，其求韵者格调者气格者，纵不飘逸，亦多失于轻，多求淡之所由也。淡则情之非热烈矣，而情之不热烈则不足以聚气也，则徒斤斤于血脉，其失也大矣。

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多见人前面有余，后面不足；前面极工，后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于：白石之诗以短篇胜。作长篇大作，尤其要有气贯注于中，否则不足以举之也。若布置一事，则非最要也。

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

于：但有情与气之过于人，而情则于世俗大有纠缠之意味，气则不能不具豪放之色彩，则诗词天然而工，精思只是定居之中之一步耳。

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

于：雕刻伤气一语，却是知言。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于：新奇耳。然须以世俗之精神多熏染之神味为新奇，若以字句之新奇为事，是又甚下者矣！

花必用柳对，是儿曹语。若其不切，亦病也。

于：是也。

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于：多用心于世俗而有得于人世间之情味，而足以知人之为美，而以细节见之，则诗自好矣。

小诗精深，短章蕴藉，大篇有开阖，乃妙。

于：小者容也，故必以韵外有余味为尚，所谓蕴藉也；有阖则有开，非尽含蓄可以举之，白石此论，甚是公道，而词则囿于短篇之制，故豪放词不易为人所知其妙，而能之也。

喜词锐，怒词戾，哀词伤，乐词荒，爱词结，恶词绝，欲词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

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唯《关雎》足以当之，却是女子姿态也，宁不闻山歌热辣而觅意中人，是甚光景！若《关雎》者，自信无多，却如何娶得媳妇？

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于：叙事而以理，是宋人家法，便是歧途，或典故或用事，务使之约而见其意味，殊不知淋漓尽致以见事之蕴，而有见于人之性情理想，是细节之所以成也，宋人知使事而不知细节之事，是其有超越唐诗之为意境之巅峰之机缘而未能惜之者也，可不叹之！宋人用事之法，是以意境之手法用之也，是含蓄婉约其意以用之也，而欲有韵外之味、言外之意，岂不知典故久则味定于一，而具体淋漓尽致之味则不能出矣！欲出味而将何为也？必有所铺排而已矣。

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于：此论未若钱钟书《谈艺录·六》所解之神韵也，人之病也，以神为最，诗法之所得，不过其次者也。不知锻炼性情者，多以“技”之境界谈艺也。

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

于：是。

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

于：唯诗为法度谨严，若引、行、歌、吟、谣、曲者，皆能出诗之佳者，而为吾国诗人之所未能重视者也，必才大气雄情深如李杜者流始能大见其风采于中，而吾人由是可以知诗之佳境者焉！

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

于：风雅可以矣。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

于：却是故为高论，以情爱之什论，皆皆有痕迹而见活泼之意也。

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

于：不可存学其诗之风格之想也，人自有性情，何必渊明而效颦之邪！李杜之过陶，不在学陶处，可以知之。

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于：此是小制作本事，且性情一事如何含蓄，若能含蓄之性情，又非是性情矣。故内在者必不含蓄，而外在者可以含蓄，两者层次不一，可以兼容而不矛盾也！世人多不知此而每以含蓄为论，真无如之何也。

体物不欲寒乞。

于：体物到得风神处，便足以为高，若情蕴于景，岂非意境之本事者哉！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于：意之所隶者情也志也，景之所隶者象也形也态也韵也，而以气为贯，意景为对，未若情景也。

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

于：思有窒碍，是涵养未至也，然益之者，非是学，却是世俗之真精神也！求第一义，不求第二义，所谓取法乎上也。

岁寒知松柏，难处见作者。

于：性情之事，尚须至于理想之境界，而以人事锻炼之也，不可仅停留在品格之境界也，是物之高境而非是人之高境也。

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

于：若以法论，固是。然此不过寻常之法耳，难为在行也。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

于：文之妙，所以使文外而愈妙者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

于：贵先得意。

沈着痛快，天也。自然学到，其为天一也。

于：沈着痛快，非仅是人心意中者，而固亦见于诗之形式之意味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

于：清、古、和，皆吾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之着保守、消极、柔弱之色彩者，其所得为意境而非神味也。“意格”是白石论诗之最高境界，意而必拘束之以格，而格又不出此种文化精神之色彩，尚未足以至于王右丞之境界，而王右丞之境界，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已明其非是吾国之诗之最高境界矣！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于：此四种境界，非是同一层次者。理高妙者，理趣也；意高妙者，情思也；想高妙者，文化精神之所染者也；自然高妙者，求平淡而又着眼乎法也。以高妙言诗安能不以“技”之境界见邪！人之美之至境，不能不为绚烂，此又非尚平淡者所知者也。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词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是已；意尽词不尽，如抟扶摇是已；词尽意不尽，剡溪归棹是已；词意俱不尽，温伯雪子是已。所谓词意俱尽者，急流中截后语，非谓词穷理尽者也。所谓意尽词不尽者，意尽于未当尽处，则词可以不尽矣，非以长语益之者也。至如词尽意不尽者，非遗意也，辞中已彷彿可见矣。词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深尽之矣。

于：此是自然。

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鸡林其可欺哉！

于：根在性情也。但至于性情处，便能至于“无复”（见拙著《新二十四诗品》）之境界。

《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虽然，以我之说为尽，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为能诗哉？后之贤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噫！我之说已得罪于古之诗人，后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于：白石自道所作之由，为初涉诗者所设也，故多在“技”之境界以言诗，可以原之矣！若真解诗者，则不必以是为高也。

               2006、6、16于济南之红禅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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