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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西江月》二词是描写宝玉的,其中包括“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表面上上贬,实则为褒。因为所有这些词句,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中,才能充分的理解作者的意思,宝玉生活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在等级秩序森严的贾府里,他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虽然贾府表面上卡年起来是四大家族之一,“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但是实质上已经在逐渐走向衰落,贾家的人,无论是上至贾母,下到丫鬟、小厮,都多少对贾府的衰败有一定的认识,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就预示了贾府必然衰败的命运。而贾家对宝玉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宝玉身上。因此贾母对宝玉格外的溺爱,而贾政对于宝玉的态度也很矛盾,因他多少已经看到宝玉的反叛性似乎是无法改变的,但一方面他又不愿放弃,所以几次让他去读书,从他到学房入学,贾政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愿放弃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他对宝玉冷笑道:”你如果在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经。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这门!” 贾政是一个正统的封建主流意识的卫道士。他既不像贾雨村那样是一个贪官污吏,也不像贾赫那样荒淫无耻,他是那种完全被封建主流思想所“规训”的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书中说他“自幼酷喜读书,又端方正直”。这完全不是多贾政的讽刺,而是一种客观的描写,表现了贾政的思想僵化,循规蹈矩,他的特点就是平庸,他的几次罢官,几乎都是因为他的迂腐和缺乏灵活性。 他的悲剧是封建腐儒的悲剧,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一度使中国的文化位于世界的前列,但是作为一种适应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儒家思想也逐渐变得消极,其负面作用开始明显的显露出来,并影响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对于顽固的儒家思想的卫道士俩说,他们已经不能从这种思想中吸取积极的因素,也随着这种思想的僵化和腐朽而日益平庸。 贾政是时代的牺牲品,他的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是他仍然处处严守着正在衰落的思想意识。作为其最忠实的卫道士。因此他对宝玉这样的叛逆者,就处处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后来两个人的矛盾激化,宝玉被他狠狠教训了一顿。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宝玉在贾母的庇护下,反而脱离的贾政的束缚,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自由,书中写道宝玉“越发得意了,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 因为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人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那便误解了这段话的意识,因为宝玉后来结交了秦钟、蒋玉函和柳湘莲,显然和他说的有矛盾,我们要从象征的方面来理解,因为女子在宝玉的眼中是具有抽象的意义的,如他所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女儿”在宝玉的思想中是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即代表“清明灵秀”“一尘不染”的一种飘逸唯美和超凡脱俗。 所以对他来说,凡是与他心中的女儿形象相一致或相似的,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女儿”。如他看见“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的秦钟时,“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在他的眼中,秦钟俨然就是他心目中的“女儿”。所以真实的性别被象征的性别所代替。因此宝玉想与秦钟结交,“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大有相间恨晚之意。 而宝玉随着年龄的增加,对这种“女儿”的“清明灵秀”,逐渐的由外表升华到精神上。在他的心中,“女儿”同时也是代表少数边缘的非主流的拒绝媚俗的人,与此相对的,当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男子”,他对此是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的,首先就是贾政,以封建正统和权威的姿态出现,处处对宝玉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压迫,而其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平庸和腐朽的代表,贾赫、贾琏这些“男子”,几乎是丑恶和污浊的化身。 而贾雨村是封建社会典型的贪官污吏,就是那种靠科举取士,读圣贤书而成为国家官吏的读书人的代表,忘恩负义,寡廉鲜耻,善于阿谀奉承。他们虽然一时可以作为上层统治者而作威作福,但是最后无一不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也构造了腐朽和罪恶的封建统治阶级社会。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并与封建制度一起走向消亡。 正是由于对这些“男子“的鄙弃和憎恶,对封建社会男权统治为代表的封建主流思潮的厌恶。让宝玉在思想中与虚伪和丑恶,束缚人性和自由的封建儒家没落思想决裂,选择了反抗主流,决不媚俗的道路,而对于他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对“仕途经济”时的态度。因此,他对“女儿”一般都很尊重,和她们采取平等相待的对话态度,只有听到有人和他说“仕途经济”时,他才会爱搭不理。或者讽刺嘲弄。当他听说迎春要嫁给孙绍祖,并带去四个丫头时,便跌足道:“从今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的人了。”在他看来,凡是和那些“男子”或“仕途经济”等有关系。便被划分到“男子”代表的那个庸俗不堪,虚伪丑恶的阵营中去了。 他说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子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当宝钗劝他登科取士时,他就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吊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正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女儿”与“男子”,并非一些评论家所说的女性崇拜,而是一种关于“雅”与“俗”,“清明灵秀”与“须眉浊物”,“边缘”与“主流”的区分,凡是前者都是真诚、善良、秀美的代表,凡是后者都是虚伪、丑恶、庸俗的化身。后来,“众人家年他如此疯癫,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 正因为他反抗媚俗的态度坚定,所以站在媚俗一边的人也渐渐的和他疏远了,而且他被称为“疯癫”,连他母亲 因为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揭露,是以荒诞的行为和态度对待荒诞的媚俗社会,在文学作品里,采取这种态度的有加谬《局外人》里的莫尔索,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王小波的作品中的“王二”,一般也都是采取这种态度的,其明显的特征是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甘地在印度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既不是激进的战斗,也不是消极的逃避,但是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哲学和思想,在二元对立之外,又为多样性的生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宝玉反抗封建主流儒家的思想意识,所用的就是一直处于“边缘”的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他在看《庄子》时,模仿其笔调续写了一篇自己在“女儿国”中的烦恼,时想起庄子的话:“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邀游,泛若不击之舟。”在宝玉的思想里,正是以老庄的出世思想来作为反抗媚俗的,因为在《庄子》的思想中,充满着清灵飘逸,似真如幻的意境,他的“玉”既是“空空”与“渺渺”携来,所以在大观园的繁华尽去以后,他的“混世”已经没有了寄托,从而转为“出世”。 正是他从老庄的思想出发,所以对于封建的儒家思想更能采取一种外在的“他者”观照,宝钗、袭人都虽然能在世事中做到圆通豁达,在贾府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游刃有余,但是她们的视界并没有超出他们所处的封建主流意识形态范畴,正所谓:“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宝玉则不一样,他以老庄的思想来解构儒家的正统思想,卡年到无论是大观园里的美好,还是贾府的繁荣,都只不过是表象罢了,衰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听见黛玉的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的花容月貌,将来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断肠,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着年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这段悲伤。”出世的思想与虚无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对于宝玉来说,既然他认识到了封建主流的儒家思想所宣扬的思想,都是自欺欺人的,为统治阶级剥削人和压迫人,为了“读书人”争名夺利所制造出来的工具和借口。正是由于对这一切的否定,让他不愿与贾政、贾雨村之流为伍,宁可呆在大观园里,去寻求短暂而易逝的梦幻般的乌托邦。而乌托邦一旦在他面前幻灭,虚无主义就占据了他的思想意识,他只有由“混世”转变为“出世”。正因为他洞悉了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在他的眼中真实和虚幻的界限就不再清晰,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人是天生自由的,宝玉在理想破灭后,选择了出世,将意识转向虚幻的“茫茫”和“渺渺”。 因为生活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所以他将目光投向了“彼岸”。叔本华认为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意志,而意志是盲目的,以跛足的智能为仆役,使人不断的屈服于天性、情绪和各种欲望。欲望的未完成是一种痛苦,而欲望的完成又产生新的欲望,所以从本质上说欲望是人生痛苦的根源。 只有人不再将注意力放到个别的事物,从日常的利害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专注于事物永恒形式,比如艺术时,才能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思想的升华。 宝玉只有在充满艺术气息,吟诗作画的“大观园”中才感到快乐。而艺术式的生活只能暂时的让他忘记现实的痛苦。在大观园里的人“风流云散”后,他完全用虚无主义来否定丑恶的现实,以出世的态度反抗媚俗,实现了一种回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