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论《笑傲江湖》之精神，乃得先论豪放之精神也。盖金庸说部中之人物，如洪七公、张三丰、赵敏、袁紫衣、胡一刀、萧峰、无尘道长等，皆具豪放之精神，然其最完美而浑然、明澈而专一者，则无过于《笑傲江湖》中之令狐冲，《笑傲江湖》一书，亦金庸说部中最可以称豪放之精神者也，因独论之。其言曰：

　　豪放者，历经最大束缚而获得之自由之境也，戴枷锁而能舞也，于事物之本质得玲珑剔透之领悟，而与其生命存在之节奏相俯仰感应，得物我之间莫大之和谐，而又使我之性情适乎天地万物，出入人天，而又呈现为烂熳之状态者也。豪放乃事物演进之内因，亦我性与于创造之本质力量之表现也。纯粹之豪放，其生命力恒及于宇宙自然而以物待我，故能于虚应万物，以我性改造自然人生者也。豪放之我性，必不徇于物，而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所徇于物者，物之自然也，无之，物不得其生焉；必不徇我也，其所徇，乃芸芸众生之大者，故由之得以成就灿烂烂熳之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也。豪放之境界，写意之所生也，以动为其本色也，以历虚而虚实互生之境为其结构，其心境不可下于冲和平淡也。故豪放一义，非仅疏旷放达即所谓达观而已，而必兼达观与积极两种精神境界；故如词中苏东坡之豪放，未辛稼轩若也。

　　世俗之所云豪放，多肤浅之论，虽与豪放之精神相关，而与其最佳无上之义谛，相去远矣。豪放一义乃东方文化精神之最高境界，虽儒道二家之极致，不足以当之也。必和合儒、道二家之积极、进步之精神而补其未善，而后可以当之也。《红禅室诗词丛话·乙稿·一八八》有云：“豪放之境为吾国特有，唯有此特质，乃能使艺术在形式上直抒性情，不拘格套，姿态烂熳，在内容上富有活力，情趣不俗，气质大方，表现为积极乐观之精神境界”、“西方之勇武强壮、威猛庄严，与豪放无涉，西方人不含此特质，亦不解豪放为何物。西方人之情感以激情为形态，其潇洒在形体，东方豪放之本质则在于精神。”即以释氏言之，其清净庄严、玄秘精深之境界，亦不蕴含豪放之精神。豪放存在之环境，亦由吾国两千年酝酿而成之人格化之事物为其氛围，事物或缘古之意境理论而不尽适于今，若洒脱不羁、姿态烂熳之我性，则无古无今，越度时空，如魏晋南北朝时达观放荡之士之性情，明季激进自由之士（如李贽）之性情，无不灿烂于千古，永恒于历史。又豪放之得，必历“悟”之境，然如释氏，如中土之禅宗，专以之为事，如六祖慧能与历代高僧之故事，其行亦或放荡不羁，自由不拘，睥睨俗世，脱弃红尘，空色自如，不执于物，然以吾人之目光视之，此可谓之达观，不可谓之乐观，不可谓之积极，故非豪放。其于世也，虽期诸普度，实限以自证，世俗中人之智计，又不可期之以遍悟也。历代高僧犹有数十年不悟者，况世俗中人哉。盖释氏空悟义理，自陷抽象，其所行止、尊崇，不过如瓶中之花、镜中之象、空中之音、水中之月，去真实存在之境界，隔一层矣，故云自我圆满，实不关人痛痒，普度众生，便如雾中观花光景。盖自然人生之真谛，不患现实世俗，而患罔能超越世俗。红尘世俗，大美存焉。释氏之所为，实无异缘木求鱼，脱离世俗。超越如蜂采花而酿为蜜；脱离乃避开世俗，自求虚拟理想之境，如“蝶飞蛹外茧成全”之句所揭，不过蛹化为蝶。蜜不可复成为花，故其过程，乃一创造之提升；蝶可复产卵而成蛹，故其过程，乃一机械之循环。此两种境界，一名大我，一名小我。大我乃于平凡、寻常中造就非凡，小我则因人禀赋因缘之异以成，不可强求。故豪放之境，必是大我，即《红禅室诗词丛话》中所言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能于此者，乃真豪放也。

　　豪放之为精神境界、精神意态，为自信，为烂熳也。东坡《卜算子》之“拣尽寒枝不肯栖，缥缈孤鸿影”，不具自信也。若《定风波》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则可矣。又如张于湖《念奴娇》之“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严蕊《卜算子》之“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李太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之“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必具自信而不待于外物，乃堪与于豪放也。豪放之事物之本质，在其生命力内蕴之美之闳大充实，无物可以挫之败之而能阻挡其向完美完善之境发展之趋势，亦即事物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者，亦即《〈聊斋志异·婴宁〉之意境神味》所言“外形实不足以掩其内美”黄蓉之例之义旨。又如屈大均《鲁连台》诗云：“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无限自信之意态，又何如也。《庄子》有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则大美存焉”，是何等自信之境界；若“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必言矣。又闻诸寇大伟之母云：“静下心来，就可以闻到花香”，必具自信之美，而后能摒绝浮躁繁华，离于色相，而能与物交融心会，固守孤独寂寞，寄其形骸，探其真美。《红禅室诗词丛话·甲稿·一七二》：“黄山谷之‘出门一笑大江横’、‘未到江南先一笑’，皆媚不可解，极有会心”，按“媚”之一语，实即内蕴之美之主于静而动而烂熳者，内媚而外烂熳，皆为英姿勃发深具自信之豪放者所有，皆摄人心魄、澡雪精神之美也，必具自信，乃能如是也。西人莱辛之《拉奥孔》有“化美为媚”之一法，虽倡动态之美，而于内美（人格、思想、精神境界之美）仍在门外，亦不可期以豪放之精神也。

　　吾国文学中诗人之最具豪放之气质者，其李太白欤？其次则龚定庵、杜少陵、词人则不得不独许苏、辛，二人之后之所谓豪放派，实鲜蕴含豪放之精神也。或能解李太白之豪放，而不能解杜少陵之豪放，《稼轩词论稿述略》稍论李、杜、辛三人诗酒之篇，亦足能窥其一斑也。龚定庵之豪放，则异于李太白之清华莹澈、玉雪皎洁，而透露瑰丽奇谲、一往情深之色彩，未易多得也。或以如放翁“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之句者为豪放，实则豪放并非依于雄大壮阔之境，亦不喜以热烈奔放为主，而大致在动中孕静，静乃我性和谐于物之表现，动则寓我之内美于其中，故如稼轩词中之写乡村闲适者，虽貌似静，而其内在所蕴含勃郁超逸、深浑优美之人格、情志、理想则丝毫未减未逊，无往而非具豪放之精神者也。

　　豪放之精神必饱含深情，于自然人生之事、理、意、趣，所谓千形万态之色相，能欣赏其美，而以陶冶怡养性情，葆持虚盈之态，貌似极静，极无所事事，实则物极而反，待时以动，身心精神，皆极灵动，如蛇信然。豪放之精神在于胜己，而非溺陷于世俗，争扰于名利。由胜自然以提升自我，而非以人为的，以辱、败、陷、杀之为满足，亦不以玩性情为代价，亦不重世俗之名利，所谓天下交誉之而不加其喜，天下交毁之而不加其忧焉而已。故真正具豪放之精神者，不以名利富贵为意志，而能以布衣傲王侯。亦非傲之，不过视之如稚子赤裸之时，人人不异也。故真正具豪放之精神者，必爱人，必以仁待人，以平等待人，以平常心处世，而尤对世俗中人之弱者饱含深情，而能以其生为一己之喜恕哀乐，而恒欲其生得大美满幸福。然现实世界之民生又恒不得善，恒为名利所曲，权贵所迫，为恶劣秽丑所污辱毁灭，故豪放者常能舍一己之私而起与之争，而能不以生死为意，林少穆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之句，得其实矣，纵身死之，犹得“零落成泥碾为尘，只有香如故”也。吾人之览杜诗，深郁固佳，而其中随处而有之深情，尤使人不能自持。故真正具豪放之精神者，其性情必特出，其大而可观者则成烂熳，而能入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亦唯此种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而能有灿烂伟大之成就也。纵生不逢时，亦由之足以欣赏自然人生，悠然笑傲江湖、林下、市街以终，不可以哉！如子路之将死正冠，虽有其迂而腐；而嵇康之临刑弹琴一曲，何其洒脱风流也！王右丞有句云：“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宇宙自然人生之气象，如是而已，必得此生生不息、大气深情之天地气韵之领悟，而后乃能于豪放之精神有深解也。嗟夫，后世之人，孰可与言乎豪放者哉！

　　由上所论者观之，《笑傲江湖》一书，乃即朝野两种精神境界之象征也。武侠小说不具现实世界之实在色彩，故两种精神境界之对立，亦终尚后者也。故是书脉络之所在，亦令狐冲个性真我实现之过程也。令狐冲原一极本分者，而性情尚真而淡泊，故终不能见容于江湖，虽终得以笑傲江湖，而亦厌倦江湖，终归隐于江湖之外，此一人格、思想、精神之境界，已臻圆满完美，其崇尚自然、向往自由、厌倦俗名虚利之争夺，不拘礼法、天性纯真之精神，盖即吾国古代隐士高人之化身而与之一脉相承，然隐士高人之在世俗现实世界，与此稍异，故未臻圆满完美大善之境界，此又不可不细察者也。古之野史笔记所载侠客异人奇士，其隐于现实世界，非德裕如，何能身受诸难而不迁其志，而得世俗之乐，无奈见技，事竟移形，但求性情之所适而不以技骄人，亦鲜乎哉?此较之令狐、任氏，更见高致，而常使吾人抱无限之艳羡遐想也。

　　《笑傲江湖》一书，可称武侠小说义旨典范雅正之作，令狐冲之一形象，亦可称武侠精神之楷模。《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鹿鼎记》诸书皆有历史之背景，独《笑傲江湖》最少现实世界之侵染，而呈纯澈无滓之气象。此较之《侠客行》之以巧思新颖取胜，不可同日而语也。如《飞狐外传》中之胡斐，虽不乏英伟瑰烈之迹，而终犹困兽之斗，莫知其所归。又如杨过，其归结亦甚牵强；萧峰、郭靖皆以身殉其所事，以武侠而俨然历史人物，亦不知其佳不佳也。又如段誉、虚竹，其所归亦落俗套。张无忌亦一令狐冲，性情亦纯正自然，然缘作者所预设历史背景之限制，令人生懦弱不强之感觉，虽获之果亦本其性之所近，而终如失败，未免使人不振，读之亦不生激昂愤切之感情，唯郁闷压抑也。

　　豪放之精神，意中之豪放也，故如令狐冲之被迫而起，而成淡然悠远、浑涵一切之气象，即其正色也。萧峰之豪放，与此稍异，而多具现实世界之色彩，而以阳刚大气之美为主，如击石生火，稍陷激烈，于惨痛激烈之中，以成生命精神之异彩，方之令狐冲，一刚烈正气，一虚静灵秀，豪放之禀斯二美，亦足以移人矣。若崇豪放而不解其精神，诚乡愿者矣。如嵇康诗之“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微啸清风，鼓檝容裔”者，豪放之意态何其挥洒自然也。唯有此种豪放之意态，乃能为《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孟子所言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而内又“善养吾浩然之气”，则洵豪放者之能事矣。令狐冲与萧峰，皆足以当之也。若夫享富贵之清华而不务实事世务，为而又仅止于其身，或孤芳自赏，或三五麋聚，终日耽于诗酒，溺于声伎，自称傲啸山林朝市，其实外强中干，事起则变节，自降身为妇人女子，似此之人，虽有豪放之行，之意态，而玷污豪放之精神矣。盖豪放之精神之所本，为真淳朴素之性情所具之内美，由兹内美，生诸意态，则无往而非豪放，故吾人观《神雕侠侣》中之杨过，而觉其豪放之气质，远不如郭靖为多，即此理也。又如周伯通，性情虽佳，终不可以豪放目之者，以去现实世界之利害关系已远之故也；又如左冷禅、岳不群诸人，即之过近而不能超脱物外,亦不足为豪放之境界也。

　　附注：思源按：余平和淡然之人也，邻里或多言类女子之行，声悄言微，羞于表现，超妹亦尝言之，未之忤也。怀抱大志者，不以小节细行为念，自我所具之美，亦自信无物可以掩之，故能泰然自若而入于不嗔不喜之境。《史记·留候世家》云：“上曰：‘夫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若以力士铁椎报秦，得黄石公“孺子可教”之称而传之兵法，及数助刘邦脱于离困，则其瑰烈之迹，“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候矣。略益数行，以为佳话。

注:此为拙撰《金庸说部研究论稿》第十三章，原题为《笑傲江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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