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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评点本《红桑照海词》——增益于评 盐都徐晋如撰
于永森曰:开篇极清俊,“寂寞”句幽深而见情致。毕竟是人世间意味,而气调甚得词体之本色。
于永森曰:结句消魂,却是美人滋味也。
于永森曰:“被伊”句,如何不使人回味无穷!痴者情也,蛮者情之美也,人之美也,女子至于此种之境界者,其美何可以当也!
于永森曰:“烂漫”,正是女子之尤动人处也,于此而有见,便殊是解人。
于永森曰:“丰神”之事,大令人消魂者也,故是当行本色之事。此调端宜纵宕,宜为豪放,辛稼轩之特好填此也。情、气之流转动宕皆可以使之,而此篇故是以情使之者。 虞美人 于永森曰:有恨也。有恨而着之女子者也,有恨而未能申,故是消魂之事,然不记当时佳人之笑之恨者,盖当时无自信而为此之恨也!然则可以不恨之矣,故更足以消魂也。
于永森曰:总之是少年未开情怀之事,亦未解人世间情爱之真味也。若是之情华,东坡之可也,而少年人则不可也。
于永森曰:结句却小佳。落花之时,即花之最烂漫之时也。
于永森曰:心思宛然道得几许情事,觉来句,爱嗔皆是爱也。几度句,自是想不得也,想便消魂蚀骨。
于永森曰:极尽摇曳多情之致。
于永森曰:结束句,堪与稼轩道得,自道方有做作意。
于永森曰:娇龙句见得有事情也。
于永森曰:不自持自是好风景,然终于自持者,是所恨也。
于永森曰:都是佳人姿态,偏直想得!
于永森曰:其感也淡,其情也伤。
于永森曰:并立句,却是旧相识,意境熟滥矣。
于永森曰:玉眠句大堪嗟嗟!
于永森曰:不自信也!
于永森曰:念念于人,而有情而无行,便恁是急煞人!
于永森曰:情更深挚,却是大话。不堪者,情在于人而不在于阑干也,玉阑复玉人,更添消魂意味,故不堪只是虚说者。
于永森曰:亦不见佳。
于永森曰:万人句真有咫尺天涯海角之慨!
于永森曰:不见佳。
于永森曰:纳兰情味,故是逼君。婉约公子,尚欲颠覆温柔敦厚邪?
于永森曰:莫再,便是未再,真正误人。
于永森曰:人家情事,是我之凄凉也。
于永森曰:桃红句,正是红尘漫漫意味,最是令人消魂,最是令人止步。
于永森曰:味稍薄。
于永森曰:人不似当年,却如何道得出?
于永森曰:不忍荒寒,便有无限之绮艳意在。
于永森曰:亦过誉。
于永森曰:颇沉挚。“玉麝洞房和泪捣,作香泥”,玩之而艳绮。
于永森曰:下片仍在古人风致上。
于永森曰:只是轻寒,却已沁入心魂,情多则无防也。
于永森曰:凄苦。
于永森曰:刘氏论正小节处。未见甚佳,多古人意味也。
于永森曰:此意凭君说,还是道不得。
于永森曰:纯是花间,似乎誉而实为贬,未必知也。
于永森曰:真不见所谓主体意识,倒只是幽怨人意境。
于永森曰:结句似白石。似乎耳,有其清而无其刚。
于永森曰:看得真,便是见得不似,莫卷帘,却是得意思处。
于永森曰:活色生香,未是此种!流转之誉,亦是过耳。不记句写佳人传神。
于永森曰:纠缠意味佳。
于永森曰:玲珑有风情,朦胧无之,妙微处也。
于永森曰:总是郎行罪,可以想见情状。
于永森曰:化老杜诗,亦未必佳。
于永森曰:“衣上何尝著片云”,正自佳。
于永森曰:一丝坚贞意思,流露得决绝。
于永森曰:不着一尘,侬我分明。
于永森曰:谁不欲愿意。
于永森曰:矜严句若真,倒是道得佳人真况味。
于永森曰:惆怅难解,反复缠绵。
于永森曰:今往相照,竟总若是。
于永森曰:纳兰词梦字最多,此亦追踪得紧。幽静之思,此尤为甚。
于永森曰:身付数句,却是韦苏州声口。
于永森曰:不要听,偏是听得,苦也。
于永森曰:“莲心彻底红”,却非是风神所关处,意思则佳。
于永森曰:梦长君不知是一境,不忍君知又自是一境。
于永森曰:“便榴花、不成颜色”,自是深情语。“况行云标格”,直是见得姿态风韵。
于永森曰:结句自是静定之中见深情。
于永森曰:结句,一度便是几度。
于永森曰:灯下句,故是消魂意味。
于永森曰:玲珑正是朦胧,意思甚佳。“泪滴染裳红”,一“红”字却醒目!
于永森曰:一往情深之时,直是眼中无物而有思也。
于永森曰:后二首胜。“哪得”句深情如许!“自是初心便不同”,故“纵惜残红”而奈其无情何! 总评(于永森): 观徐氏之词,本色一步自是到得,然本色一步,固只是诗词之入门工夫,不入门固不足道,然亦不可以入门为终境也!徐氏《红桑照海词》多是言情之作,蹊径尚未广大,而犹在婉约之范围,所谓实践其理论于诗词,而欲颠覆温柔敦厚之传统,由此看来,直是空谈。唯其仅常在言情之境界也,常经营于意境之范围也,故情思之反复而见者多古人已用而滥之又滥之陈辞滥调,意象陈旧而无新鲜之色彩,谓之无真切之情思固不可,谓之词种之境界非为古香古色亦不可也!唯其类似之情与思已为古人道得将尽也,故易犯而未能于拙著《新二十四诗品》中所标举之“无复”之境界也,而情思常反复单调,尤上片云当时情景,下片言今时之相思为惯伎,此种之复也,本为意境之总体范围之中之大病,苟无思也,必不能离于其外而有所独造,徐氏其不幸未能免也!其言情之佳处,甚而未若王静安之《人间词》,体贴入微而具现代爱情之意味也。至若力追纳兰容若之清真沉丽,则“梦”之一事极力为之而不厌,少年为词宜乎有是境,而去老成大成之境界尚不可以道里计也。其词高处,自是在婉约词之中流,古人尚不可到,况豪放词之为词中之最高境界也!能至于此而少年也,自是甚佳,然为诗既离于聂绀弩之境界路向,则其成就终可见也,若是而亦非是足以为疵也,而少年自大豪言每每见其狭隘少知,是又非进境之征兆也!以我观之,徐氏之词欲更上也,则有两事须办:一则必深解世俗之佳处而能有世俗之精神以锻炼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则字里行间之深情自能激宕为气,而足以变其婉约柔弱之弊短;一则须通诗词曲三者而精研诗之一体形式之佳处所在,然后于辞气流转之致为至也。前者不可必,而后者可以后天而追之,所谓造化,在于其人者焉! 又刘梦芙其人,论亦未至,如《韩山答问——与大学生谈诗词的创作与鉴赏》言豪放与婉约,乃以论词非精到之吴世昌为据,云: 吴世昌先生则从北宋词的实际状况入手,指出苏轼的《东坡乐府》共收三百四十多首,像“大江东去”一类所谓“豪放词”,至多只有六七首。这几首加上北宋初范仲淹的《渔家傲》、王安石的《桂枝香》。一共也数不到十首。“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说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说苏词的特点就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苏词的歪曲,对作者也是不公正的”(《诗词论丛•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而在靖康之变后的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克庄等心怀亡国之痛,主张抗战以恢复中原,词中多有悲壮慷慨之作,吴世昌先生认为:“‘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二字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所以豪放、婉约的名目,在当时并无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笔头或好贴签条的论客,才爱用以导演古人,听我调度”(《诗词论丛•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再进一步细看某一首词,尤其是百字左右的长调,词人往往使用多种手法,表现复杂的情感,豪婉兼容,刚柔并济。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称为豪放词之代表,但词中出现了“小乔初嫁”这一美女形象,以衬托周郎的“雄姿英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则意绪编于消沉,不“豪”也不“放”。又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亦为壮词,而下阕用“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作结,词人希望有个温柔美丽的女性为他解忧,笔调化刚健为婀娜,更加深了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极为沉郁。因此我们读词,应该对作家有具体的了解,对作品有深入细致的赏会,切不可大而化之,不加辨析。 沿吴氏之误而不知,真令人诧舌!此事拙著《红禅室诗词丛话·补稿》恰有议论,附之于此云: 曹雪芹“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之句,见于敦诚《琵琶行传奇》之题跋,全诗已不可见,周汝昌尝补全之,吴世昌见之而为文,而罗织以为此曹氏原诗,后知为周作,大恨之焉,由此亦可见吴氏其人者矣。余览吴氏之论诗词,甚有未中者,今略拈数例,以为误人之纠正也。 吴氏之论之谬,首见于驳豪放、婉约之分,云北宋无豪放派。夫流派者,有显有隐,隐者为后人拈出,亦是也。其所据者则苏轼之作,大多为婉约词,而以数量判豪放、婉约,已是大失,尤可笑者,则以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作为非是豪放词,其言云:“即以苏轼而论,他那首被众口一词,指为‘豪放派’词的铁证的,也没有能够‘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的。他一开始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忘记美人小乔,她也没有被浪淘尽。既有小乔,当然也有‘绮罗香泽’,否则她在当年陪着羽扇纶巾的公瑾,身上不著绮罗、发上不施香泽么?连‘豪放派’的头头写最豪放的词句,也不免露出‘绮罗香泽’。可见要‘一洗绮罗香泽’实在不容易。那些竞抄‘大江东去’为豪放词证件者,似乎没有读完全部苏词,便老三老四大谈其词派事,真是可怜!”(《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此段议论,着实令人大开眼界,豪放之与否,居然以有无美人之在而定,而“绮罗香泽”之解,竟然是小乔之“身上不著绮罗、发上不施香泽么?”可见,吴氏之意,凡有女子出现,即不能为豪放词者矣,而不知此初非豪放、婉约之分之关键也,直是可笑。胡寅《酒边词序》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此中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者,乃言自花间之外别开一种面目也,此乃豪放词之真价值之所在也,而胡氏之所注目,实为苏东坡词之最佳者,而非是以数量断者也。东坡最为著名之作,无疑为《念奴娇·赤壁怀古》,故能有引领风气之作用,吴氏无见于此,可谓其知豪放之真精神者哉!东坡之词之最佳者虽偏于旷达而非豪放,然此乃其风格上之色,其精神之中,自是不乏豪放之精神也,故必自精神之境界领悟豪放,乃得豪放之真精神也!拘束于风格以论豪放,是其浅者也。观其言之如“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咏物(尤其是咏花)也有三十多首,脑中如无对‘佳人’的形象思维是写不出来的。甚至连读书作画,也少不得要有‘红袖添香’。说苏东坡这样一来一个风流才子,竟能在词中‘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谁欺,欺天乎?胡寅自己根本不会填词,至今一首作品也没有传下来,却爱信口开河,是‘外行指挥内行’的典型例子”(引文同上)者,真真可笑!若如此论,是沾得女人即是作不得豪放词也,而稼轩可以免乎?如《摸鱼儿》(“更能消”)可谓香艳之极,然却是表面形式,其内在之精神乃真豪放也。又如《贺新郎》(“凤尾龙香拨”),同首是一片温柔消魂之意味,却碍得豪放何事!又如《贺新郎》(“绿树听鹈鴂”),亦有“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看燕燕,送归妾”之句,而激烈壮郁之豪放,昂然而出之而见之。若以为才子之沾于风流者即无能于豪放,是世间无豪放词矣,孰而未沾染女子之气也哉,人皆是女子之所出也!若内行外行之辩,更是强词夺理,夫余以为最高境界之作,兼平凡伟美之两种色彩,即一般之人见之,亦无不知其为佳也,如王右军之书、吴道子之画,目不识丁者亦知其为佳而无疑也!若人而未知其佳,是功夫犹有所欠者也!若苏东坡之最佳之作之在当时为特出为最佳,凡人皆有见于此也,何必胡寅而可有所得也,何必非胡寅而可有所得也!内行外行固是有辩,亦不需用之以为若是者也! 又云:“再以东坡毕生遭遇而论,他被环境所造成的性格才情,也只是旷达而不是豪放。东坡对于他所际遇的经验,可以使他悲愤,使他哀怨,使他旷达,使他慷慨,独不能使他‘豪放’。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类吊古词是‘豪放’词,是根本错误的。东坡曾在被拘留中他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作,又亲手写了陶的诗文全集。陶诗本身炉火纯青,读陶而至于和陶,岂能不受其影响?能下这样功夫的人,早已收敛了‘豪放’之气。如果一个人的诗词中有豪放之气,他必有生活经验中可以骄傲的得意之笔,才发为豪放之气(于按:此处加注云:陈登‘豪气未除’,因他讨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故瞧不气许汜)。李白是一个豪放诗人,但他流夜郎回来以后,恐怕写不出‘豪放’诗来了,何况东坡的遭遇比李白要坏得多!”(引文同上)东坡之精神境界之最高处即在陶潜处,而未及稼轩,故其豪放非是豪放词及豪放精神之巅峰,亦为世所公认,此观其前后于吴道子画、怀素书评价之不同可知也。其人保守之色彩为多,故中虽有豪放之精神,而以旷达出之。境遇之怀与否,非是豪放之关键,豪放之关键在于人之性情上升而为理想,而为积极入世之志意,故能积聚盛大而充沛之内在之气,而达得自于世俗之现实世界之激发也,而外足以发之,如稼轩之遭遇可谓郁郁不得志之极,然其精神中始终有一种积极入世以利国利民之执著,虽坎坷艰难,何碍其豪放也!观吴氏之论,却见其以“得意”、“骄傲”之为豪放之渊源,如此见识,却说得甚豪放也!故其言有云柳屯田“实则被苏轼认为‘不减唐人高处’的他的《八声甘州》倒真正可称为‘豪放’词”,真正之豪放之姿态乃若是,真真笑话!吴氏论词之本,为花间本色论,如云苏东坡“他把别人写在诗中乃至散文中的题材也写到词中去了,这就使词的内容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再不像五代、宋初的词人那样把词当作纯粹为裁花剪叶的香艳绮丽的宫体,专供侑酒伴舞的歌唱之用。他把词的内容扩大了,丰富了,同时也使词失去了‘本色’,不再像《花间集》中的作品那样光彩鲜艳、声调铿锵、情致缠绵、景物灿烂了”(《唐宋词概说》),仅以题材见苏词之佳,是其未探得豪放之真精神之又一因也,不知此种所谓“本质”之变化,初非此种外在之原因可任也。如此,乃是局限词于一定之苑囿之中,而文学者既表现人生,原无物无事不可入也,吴氏不解此,故拘束其眼光于词之本色之上也。词之以婉约为本色亦非甚恶,关键是见得此种本色之不足,其不足尤不仅仅在风格一意义上,而是由此不足以激发作者积极入世之精神,而文学之价值,最终将见于此者矣! 吴氏词处,亦大有误而不通者。如云柳屯田《八声甘州》“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是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之所本,此追溯习气之教条者也。夫“大江东去”之发首,乃是寓目之所见,若水东流则必有所本,则李后主《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早有见矣,何待柳屯田? 又如评苏东坡《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云:“中国古典诗文中用花比美人,本是常见病的修辞手法,反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跑题太远。苏轼在这首词中不仅以杨花(其实是柳絮)比美人,甚至用拟人法说杨花居然有‘柔肠’、‘娇眼’,它还会做梦,还有个‘郎’‘远隔万里’,梦中‘随风’去‘寻’,这种活见鬼的游戏文字,却被千年以来的一些批评家(包括清初和清末的二王:王士禛、王国维)认为是比章质夫的原作还要好的杰作,几乎后世所有词选都选了它”(《唐宋词概说》),“苏轼那首《水龙吟·次章质夫咏杨花韵》,写得实在不高明。修辞学上的拟人法,必须有分寸,有充分条件,不得而知不拟,才令人信服。杨花并不是花,比起其他花卉,已不足贵。杨花即是花,又何至有‘柔肠’,有‘娇眼’,有‘梦’,有‘思’,还有个‘郎’让柳絮去‘寻’,试问杨花之‘郎’为谁?最后又自己否定了上文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没意思。杨花在空中飞飏与泪点毫不相像,如何可比?历来评词者对此词一味瞎吹乱捧,实在令人皱眉”(《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观诸议论,而知吴氏实无趣之尤者也。章、苏之作优劣,显而易见,章氏之作全用心于杨花之韵态及情思而大得其佳,固亦是佳作,然非是极佳之作,难有出色之目,无不一其拘束于此,未能廓大其情思者也,是咏物之境界,而非是人世间之大有情味之境界,苏作之胜之,举在此也!章氏作在欣赏品位之境界,而苏作则相与而缠绵,由其所具之情思而更及于人世间之情事,其情事云何?则柳之为送别之思致,千古而然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开首即有怜惜意味,如此便见不凡。所谓“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固是合于柳絮之情态而拟人者,兼以及其人,故后接“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已是专写人而杨花为之辅矣,转物而至于人,正是苏词高处,因柳絮之随风飘扬而及于女子之有思于寻远行之郎,大是合乎情理者,此处杨花之与女子,已合二为一绝不可分矣!故后半片所写,正是此女子之意态,而不大及于杨花之情态,而终结之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至于高潮,所以见女子思人之劳悴,所谓睹物思人,又有如此之一种义也!此正所谓苏词之深情处而不可及者也!若章氏之作,则断无此种之深情者也,亦唯此之故,而未若苏作也。不知柳絮之与泪相像,是吴之之笨处,而发“杨花并不是花,比起其他花卉,已不足贵”、“杨花即是花,又何至有‘柔肠’,有‘娇眼’,有‘梦’,有‘思’,还有个‘郎’让柳絮去‘寻’,试问杨花之‘郎’为谁”、“最后又自己否定了上文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没意思”,则是其笨之不可及处也!苏作“似花还似非花”之思,甚是有辩思在,已定全词之基调,似花者写其本身之情态也,非花者写其及于人而有人世间之情味者也,通篇一正一反而写之,极是高明手法,而吴氏不之知而又出言若是,是真不可救药者矣! 又如《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有云: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两家有连云。” 吴氏发论云: 这段笔记文义明白,我想不论谁看了也不会认为程伊川斥则这手词或者作者。可是林语堂博士却别有会心。他在其所著《快乐天才苏东坡传》一书中写道:Once one of Cheng Yi’s disciples wrote two lines on his “dreaming soul going out of bounds” and visiting a women in his sleep ,and Cheng Yi cried in horror:Devil’s talk!Devil’s talk!把这段话译成中文: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梦魂不受规矩”而在睡眠中去访问一个女人(的诗),程颐恐怖得惊呼道:“恶魔的话!恶魔的话!”……怎么在林语堂看来,就成为译伊川惊为“恶魔的话”呢。他不但把邵博文中记程颐“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译成“恐怖得惊呼道:恶魔的话!恶魔的话!”而且把“意亦赏之”这句结论,因为与他上面的译文矛盾而完全删去不译。(《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 所论林氏之误甚是,其误主要在译“笑曰”为“cried in horror”,可谓误解原意,及“语”译为“talk”,此处却是“语言”或思理之意;其句亦非其学生所为。然此不过甚易见者,而吴氏之解,又无形中有所误或未见到者矣。即程氏所云之“鬼语”,究竟是赏是贬,究竟是何种之心理及姿态。推之,则所谓“鬼语”者,实为小山之句之所写之境界,有似于鬼之所行径也,非是有若今日鬼才之言而赏之,而“意亦赏之”之论,乃是他人判断,基本属实,却未解其中细处。窃谓程氏是如何聪明之人,虽为理学家,亦原非不知诗词之佳处,故在总体赏之之氛围中,点出其所写似鬼之行径者,亦原非有深意在,不过如平常私下里玩笑之言,所谓以戏谑之态度为之耳,已超出论文之范围者也。以“意亦赏之”为据,可见吴氏于此中之委屈,曾未有己见也。
古今之论豪放、婉约者,多未能细解知豪放之真精神之所在,故今人犹然以为此二分法为不可取也,实则大误而抹杀豪放之真精神者矣!刘梦芙又云:“爱情是人世间永恒的主题,用词这种体式来表现,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与相思之苦、相爱之甜,乃至离别之悲、弃捐之恨,作品都必然是‘婉约’的,很难想像一对情侣在花前月下谈心,会大喊大叫出‘豪放词’来。”此犹自风格上见豪放也,而不知豪放之精神乃为重要,而不知元曲及明季民歌之中之爱情之篇什,大有豪放之色彩精神者,亦想当然之辞也,亦即于“技”之境界以谈艺者,而非自“道”之境界以谈艺者也!其中曲折关涉甚多,余作《论豪放》三十余万言,此则不过略赘数言,以为补充此篇耳。 2006、6、5-6记于济南之红禅室 |
